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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关键词:阶级
阶级:“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
    说“阶级”曾经是一个法学关键词,可能会让它觉得有点儿委屈——它从没有委身于法学,如果硬要算一个法学关键词,那也是法学曾经委身于政治学或社会学并由此占它便宜的缘故。不过,现在好了,尽管偶尔还能在法学著述里寻着它的踪迹,也一定被时尚的——就像“阶级”一词曾经过“时尚”一样——“正义”、“理性”、“自由”们挡在视线之外:它已经从“娘娘”贬为“宫女”,而且被打入“冷宫”,正等待熬过生命的最后年头。
    它的不幸,不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今天的失宠。这就象,一个女人,曾经因为娇好的容貌得宠,终有一天人老珠黄,被踢入“冷宫”,究竟是今天的失宠还是原先的得宠更为不幸?
    (二)
    “阶级”概念(及其方法)并不是我们的土产,倘若非要挖它的“本土资源”,我们只能将其分为“阶”、“级”。“阶”:《荀子•乐论》:“三揖至于阶”,《尚书•大传》:“御史奏鸡鸣于阶下”,大致都是“台阶”的意思。《新唐书•百官志》中,“文阶二十八阶,武阶二十一阶”,将其用指“官阶”,在官与官之间划分层级,用于人了。“级”:《礼记•月令》:“以别贵贱等级之度”,《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与“阶”近义,可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次第。这显然与现代“阶级”概念相去甚远(后者与某种心理上的一致性或者团结起来采取一种共同行动的愿望相联系)。现代“阶级”概念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尽管在他之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圣西门等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马克思在两个意义上使用“阶级”,一是理论研究,二是政治实践。前者主要是一种方法论,属于“理想类型”;后者服务于“革命”的政治实践,“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概是对这种实践目标的理想表达。
    作为方法论的“阶级”概念,为西方很多社会理论家所继承发展,比如韦伯以及后来的批判理论家。作为政治实践意义的“阶级”概念,则主要为俄国继承,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作为宝贵的革命经验传入我国(不知道现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是否有“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的语句)。由于自鸦片战争起,不争气的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卑颜屈膝,导致濒临民族危亡的绝境,“革命”,成为那段历史的关键词。这样,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阶级”一词与“革命”的联姻就是顺水成章的了(当然,马克思早就将二者结为“鸳鸯”)。
    1949年后,凭借政权的威力,政治逻辑被贯诸学术领域,法学因与政治的相关性首当其冲,变成“政治法学”。这样,作为政治实践意义的“阶级”概念成了一个法学关键词。
    毫无疑问,“阶级”这一法学关键词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不能脱口念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话,“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的体现而已。”显然,这是一个实然的判断,而且是带着批判的口吻给予的判断。有意思的是,“阶级”作为关键词的得宠,并不是以马克思的语气说出来的,恰恰相反: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这一属性是由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或者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不能超越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的法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对敌(所谓“敌人”,可以被解释为与“人民”对立的人)专政的工具……马克思所批判的,正好成为我们所标榜的;马克思以“阶级”概念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用它来论证我们“合法性”;马克思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我们由法学家之口说出;马克思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齐声高呼,“我们的法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难怪雷蒙•阿隆在评述马克思的思想时说,“如果没有几百万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怀疑马克思的指导思想是怎样的”。
    或许是对上述政治化法学的反叛,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舞台向演员们渐次开放,法律学者开始逐渐淡化乃至放弃“阶级”概念及其方法,“阶级”逐渐从关键词的位子上退去。
    八十年代初的几场学术讨论起到了关键作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讨论”直接动摇了“阶级”概念作为法学关键词的主导地位;“法的继承性”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关于不同阶级类型的法之间具有继承性的观点,也为突破政治化法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法治与人治讨论”则开启了新时期法治的启蒙运动,为后来法治研究的合法化以及法治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尽管早期的法治与人权学者,不得不以马克思和“阶级”概念为自己的学说辩护,但法治和人权毕竟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从理论渊源上说,马克思并不是其思想的典型代表,政治实践意义上的“阶级”也并不与其相容。这样,随着“法治”、“人权”及其他相关概念在我国具有了合法性,“阶级”也就必然在竞争中节节失利。
    在上述意义上,“阶级”概念与我们的告别,表明了我们的法学渐渐学术化,渐渐摆脱政治的钳制。
    (三)
    方法论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我们不曾有过,或者说,即使有也被淹没在政治实践意义的汪洋大海里,不易发现。然而,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社会背景没有为方法论意义上的“阶级”提供一个舞台,今天,这样的社会背景已经出现了。我们终于也有了市场经济,一部分人终于先富起来了,虽然还很难说经济权力是否已经形成阶级(这个问题是1997年末开始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思想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对政治、法律的巨大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支付金钱,可以购买很多过去买不到的东西(包括权力、权利和自由),其中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灰色的,有些是白色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将很多黑色的、灰色的变为白色的。
    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粗略比较了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思想理念方面的异同。他认为,两者之间的最重要区别,并不是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对社会结构的理论判断。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主要敌人,乃是政治权力的滥用;马克思则认为,政治权力受经济权力的支配,因而归根结底,经济权力才是自由的最主要敌人。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依靠宪政、民主、法治才能保障个体的自由;马克思则认为,由于法律受经济权力的支配,“法律”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而是经济权力用来支配其他阶层的工具,因而“资产阶级法治”在根本上是虚伪的,不可能真正保障所有个体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因此推崇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马克思则要建立一个公有制的新社会。正如后来的批判理论家所看到的,也如后来的社会实践所表明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是相互补充的,民主和法治永远都是两个战场作战,一个是针对经济权力,一个是针对政治权力,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可能有一个是主战场(这背后的原理,我们可以从“资源”价值量的变化角度试着论述)。
    当“阶级”还是一个法学关键词时,法治、民主的主战场恰恰是针对政治权力。如果恰当地运用这一关键词,或者说在方法论意义上运用该词,它本可以用来作为争取法治、民主的理论工具。现在,它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战场,可是,“阶级”概念正在挥手而去。
    方法论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蕴含着一种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扎根于知识分子的古老传统中。台湾学者叶启政先生考察了知识分子的来源,结论是,他们都是“对社会具有强烈意识,对政治采批判的态度,往往不满于现状”的人。不过,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知识分子逐渐“学者化”,以至于雅各比把美国四十年代前出生的知识分子称为“最后的知识分子”。当法学家们为实现法治献计献策,为司法改革鼓与呼时,我既高兴又十分犹疑。对“形式法治”、“形式正义”、“程序正义”、“司法的被动性、中立角色”之强调在中国法学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了。然而,我们是否也要考虑法律在社会阶层的差距问题上应该发挥何种角色呢?法律制度的设计可以制造贫穷和富裕,可以制造胜诉和败诉,但是,法学家们,至少不要怂恿这种制度性地创造贫穷并和败诉的设计。
    
    目送“阶级”关键词的远去,心里想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来接替它,以避免我们即将到来的危险——由于忽视甚至怂恿了另一个战场上的敌人,到我们终于在这一战场小有胜利时,他们从背后将我们击倒——呢?
    (2003年5月30夜)
    

谢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