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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赃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中文关键词】 腐败犯罪;境外追赃;机制完善

【摘要】 境外追赃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尽管我国在境外追赃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仍然面临腐败资产查找难、中外法律制度差异大、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律体系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且追赃成本高昂等困境。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境外追赃工作,不仅要加强腐败犯罪境外追赃领导协调机制,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与追赃工作相关的各项法律制度,强化境外追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综合运用执法与司法合作措施促进境外追赃工作的开展。

【全文】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事关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重大活动中90余次就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发表重要论述,党中央把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行动取得显著成绩。截至2018年4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825人,“百名红通”人员52人,追回赃款近百亿元人民币。[2]然而,腐败犯罪境外追赃作为腐败资产跨境转移的应对性措施是一种新生事物,且历史较短。

腐败犯罪境外追赃目前还面临多重问题和考验,追赃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建立和完善腐败犯罪境外追赃的长效机制,是实现以追赃促追逃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的现实需要。这要求我们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腐败犯罪境外追赃工作机制化、规范化建设,实现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的有效衔接,实现更多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

一、我国境外追赃面临的主要困境和障碍

(一)腐败资产查找难,反洗钱法律机制不完善

我国的外逃腐败案例往往涉案金额巨大,[3]犯罪嫌疑人多是经过精心设计、利用多种途径将资产转移出境,具体到各个案例中的手段不尽相同。[4]随着国家加大打击犯罪和追缴赃款赃物的力度,腐败犯罪资产也随之变换物理形式转移空间地点,利用空壳银行、隐名托管、匿名资金等工具进行复杂洗钱,进一步增加了腐败犯罪资产的查找和认定难度。而对于收受房产、名贵字画、贵重物品等不易转移或限制流通的赃物,则往往现实转到亲友的名下或者由亲友代为保管,等时机成熟后,迅速变现并将其转移到境外。[5]值得关注的是,借助虚拟的网络世界,腐败资产转移总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且复杂多变,单纯依靠目前银行系统的自动监管很难识别出其中的赃款。而且网络方式资金转移交易信息庞杂,依靠人工甄别工作量巨大,不可能有效识别。再加上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利用网络进行诈骗和盗窃的手段不断更新,高科技犯罪分子甚至能够侵入银行监管系统清除或者掩盖交易记录,最后帮助腐败官员“安全地”转移相关赃款。因此,网络转账技术的兴起和完善给追赃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腐败犯罪资产转移案件的策划和转移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和人员管理机制都有所不足,致使案发后才发现巨大的制度漏洞,但为时已晚。首先,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反洗钱法规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反洗钱执法机构和情报监测机构,但相关反洗钱调查机制与反腐败刑事司法实践仍存在很大的脱节现象。其次,在反洗钱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同样存在协助外国调查多、请求外国调查少的现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6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接收美国和俄罗斯等35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情报中心发来的反洗钱国际情报交流函件655份;而向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发出的跨境协查请求仅10份。[6]

(二)中外法律制度差异大

各国法律对“赃款”的定义不尽相同,有关“没收”程序和范围的规定也有不同。主要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赃物的具体认定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各异。一是对善意取得与流转中的赃物的认定,由于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增加了对赃物追索的难度。二是国际公约及外国法律对赃物规定不同。例如《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与中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没有直接规定何为赃物,实务中一般是按照国内法的概念认定。国际公约及各国对赃物认定不同,必然导致在跨国刑事案件赃物追索过程中,扣押、冻结乃至执行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赃款赃物的追逃力度。[7]

2.“对于刑事判决中没收财产的范围,各国规定不尽相同。现行国际条约对于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均强调,对于没收财产条件、证据标准以及没收程序等法律依据,依照资产流入国的法律规定进行操作。”[8]例如,在“***贪污、受贿案”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对犯罪人用受贿款购置的法国戛纳松树大道7号枫丹·圣乔治别墅实行追缴,但因中法两国刑事没收制度的差异,有关的司法协助请求至今没有提出。根据法国法律,外国请求冻结、扣押和查封财产需走民事诉讼程序,因而,一旦相关时效已过,我国将再无法采用国际刑事合作的方式对该别墅实行追缴。[9]

3.中外法律制度在证据规定方面存在差异。在追赃过程中不能按照资产流入国的法律规定提供证据材料是当前实践面临的一个现实障碍和困境。“从一些办案机关起草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文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请求书关于犯罪事实的描述非常简单,请求资料中不包含必要的调查线索和信息,只是笼统地请求外国‘调查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证据材料’或者‘冻结、扣押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资产’,这样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只会被束之高阁,甚至连国内审查程序都通不过。”[10]

(三)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律体系不健全

国际追赃的过程实质上是请求资产流入国为我国提供司法协助的过程。但是我国在刑事司法协助法律机制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

1.我国虽然同诸多国家都签订了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但是与我国缔结引渡条约的多是发展中国家,较少发达国家。我国“尚未与我国外逃人员主要目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11]等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协议(或者还没有生效)”。[12]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与资产外流的重点国家之间通过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议开展追赃合作。

2.国内法制的滞后与缺位,致使我国追赃中涉及到的刑事司法协助活动于法无据。刑事司法协助工作涉及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刑事诉讼程序各个阶段以及对外承诺等活动,参与此项工作的国内部门众多,包括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任何一个部门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相应的法律作为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于2015年6月被列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并于2018年1月完成草案意见征求工作,但是至今尚未通过,因此各部门参与国际合作的法律依据仍然缺失,各部门职责划分有待厘清,部门间协调机制也需要完善。特别是在2018年我国已经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如何协调将来通过的《刑事司法协助法》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也是在追赃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3.外国刑事没收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制度缺失,导致我国在追赃中无法充分开展互惠基础上的追赃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中,我国一些刑事司法机关甚至以没有国内法依据为由,拒不执行外国提出的冻结或扣押在我国境内发现的违法资产的司法协助请求。由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通常遵循互惠原则,因而在我国主管机关不能够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裁决,甚至不能够执行外国主管机关提出的资产冻结、扣押请求的情况下,[13]我们向外国提出的执行没收裁决的请求以及冻结、扣押犯罪资产的请求也得不到执行。

4.腐败资产分享尚未制度化、规范化。虽然资金流入国都不愿意成为他国犯罪分子的天堂,但是几乎任何国家都不排斥资金的流入。而境外追赃需要资产流入国的配合,甚至需要提供较为繁琐的配合工作,而我国尚未建立健全资产分享制度,不利于调动资产流入国的积极性。当前,资产分享已经成为国际追赃的通常做法,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已经得到良好的实践。近年来,虽然我国开始逐步接受资产分享制度,[14]但是距离真正建立健全资产分享制度还有差距,不利于提高他国协助我国追缴资产的积极性。[15]

(四)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未得到充分有效的适用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4年在李华波案中,我国司法机关第一次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成功追缴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2017年1月5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该程序中争议较大的证明标准、适用的犯罪类型、违法所得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解释。但是,在实践中,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应用案例仍然较少,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共受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62件,决定向人民法院提出违法所得没收申请38件,其中大多数案件还处在公告、延长审理期限状态,严重影响了反腐败战略的实施和成效。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并由审判机关受理的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多数属于在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案件全国仅几例。而作出没收裁决并请求外国司法机关承认与执行的成功案件,仅李华波案一例。[16]此外,针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8年3月通过的《监察法》第48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被调查人逃匿或者死亡,有必要继续调查的,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应当继续调查并作出结论。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由于该法通过还不足1年,所以还没有出现适用该条规定的案例。此外,该条规定较为概括,也没有对该条规定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因此实践中如何把握监察委员会适用《监察法》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检察院适用《刑事诉讼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衔接,也是司法实务人员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且缺乏经验可循。

(五)专业人才缺乏、职能部门有畏难情绪

首先,我国境外追赃是近年来才逐步兴起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形式,严重缺乏经验,部分办案部门和人员外语水平不高,对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知之甚少,对相关国家的追逃追赃规则和机制缺乏了解,不能够及时做好证据的收集、整理以及证据资料的翻译等基础性工作,导致追赃国际合作进程受阻。

其次,在追赃的过程中,公安、检察机关在办理境外追赃案件中有畏难情绪,这不仅因为境外追赃成本高,涉及人员的往返、证人出庭作证、调查取证、文书翻译、专业人员聘请等繁琐的程序,且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而且也因为境外追赃周期长、难度大、取证难,这就导致很多地方对办理此类案件的积极性不高,境外追赃工作进展缓慢。[17]

再次,我国的境外追赃机制还没有建立专家咨询与论证制度,无法充分发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智库专家的作用。众所周知,与追逃相比,追赃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学科交叉性更加突出,不仅涉及到国内法、国外法、国际法等法律知识,而且还涉及到金融、会计、投资等经济领域的知识,因此实务部门在办理相关案件时,由于自身专业和人才所限,疑难案件中还出现了智力支持不足的现象。

二、我国境外追赃机制完善的建议和措施

(一)健全和完善境外追赃领导协调机制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增设第七节“监察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18]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19]随着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原隶属各级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侦查或调查职能,包括对腐败犯罪国际追逃追赃的具体职能也随之转隶归前者行使。国家监察委员会不仅领导、统筹、组织和协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20]而且还承担着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中央主管机关的职能,直接办理国际追逃追赃具体案件。[21]可以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监察法》的通过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这对于开展反腐败追赃工作的领导协调工作来说也是重要的改革,将克服以往反腐败机构力量分散,权力配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重叠的不足。然而由于监察体制建立不久,立法规定相对简单概括,如何依法履行职权,协调好追赃工作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因此,健全和完善在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办案机制,首先就要出台相关立法解释,协调好《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可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有关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制度的衔接和协调;其次,要健全和完善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和司法部在办理反腐败国际追赃案件中相互协调、分工配合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协调好各个中央主管机关之间、中央主管机关与中央联络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职能作用。

(二)健全和完善我国反洗钱机制

1.强化反洗钱立法和监管。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资产转移都与洗钱密切相关,可以说洗钱是犯罪收益转移的必要手段,因此,预防和打击洗钱不仅对于预防资产外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从源头上遏制资产外流,而且反洗钱机制的完善还有助于资产的追踪和追回。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力度,强化对所谓“投资移民”资金外流情况的分析、监管与风险控制,严格依法依规惩处不遵守反洗钱规程的行为及其责任人。国家外汇管理机关、证券交易与结算管理机关、保险业务监管机关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必须建立符合本系统业务特点的反洗钱机制,并与人民银行反洗钱机制实现对接;任何创新、改革或其试点工作都应当接受反洗钱评估。在反洗钱监管方面,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将房地产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拍卖行等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到反洗钱义务人的行列。加强反洗钱调查及相关国际合作,充分发挥现有反洗钱情报搜集和监测机制的作用。[22]

2.将自洗钱行为入罪,加大对腐败犯罪自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犯罪包括《刑法》第191条的洗钱罪、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第349条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在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实践中,洗钱罪仅限定于“协助”上游犯罪人掩盖或者转移犯罪收益的行为,例如,如果贪污受贿者自行通过洗钱活动掩盖或者向外国转移其犯罪收益,此种“自洗钱”行为是不被单独定罪的,只被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这种局面将不利于充分发挥设立洗钱罪以打击洗钱犯罪活动之功效,也影响到了威慑和预防其上游犯罪之实践效果。而且,当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了上游犯罪行为,却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施了洗钱活动时,由于自洗钱行为不入罪,将导致行为人既不构成上游犯罪也不构成洗钱罪而最终逃脱罪责。从有关国际公约或国际法律文件来看,自洗钱行为独立定罪已成为一种立法潮流。《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已将自洗钱行为人纳入了毒赃洗钱犯罪的主体范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指出,根据公约与法律文件的本意,自洗钱行为应当构成洗钱罪。《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非法毒品交易与相关犯罪的示范法规》明确规定,自洗钱行为应当独立构成犯罪并与上游犯罪并罚处理。[23]鉴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洗钱罪追诉不足的困境,我国完全有必要及时采取相应立法措施回应这种国际呼声。我国刑事立法应当给予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的法律依据,但在进行处断时,可允许依照“从一重罪从重处罚”的原则进行处理。特别是在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由“犯罪”扩大至“犯罪事实”之后,自洗钱犯罪独立成罪、独立量刑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24]

(三)健全和冗善我国没收制度

我国目前存在两种形式的刑事没收程序:一种是依赖于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定罪审判的没收程序,即刑事没收制度;另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死亡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也称为非定罪资产没收制度。

在刑事没收方面,我国的没收财产刑在经济犯罪和腐败犯罪案件中被普遍适用,但是它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没收制度存在严重冲突,因为它允许没收犯罪人的合法财产,甚至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这种做法是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法制所接受的。对于相互执行没收裁决的国际合作来说,各国法律规定的首要条件就是,作为没收对象的财产应当属于依照本国法律“可追缴的财产”,即属于犯罪所得、犯罪所得的收益或者犯罪工具。[25]因此,应当尽快建立统一和科学的犯罪资产没收制度,此种没收仅以犯罪所得、犯罪收益和犯罪工具为对象,无论这些犯罪资产是由犯罪人本人持有,还是由其他人持有;针对特定人员,可以将巨额来源非法或者不明的财产也纳入没收范围。[26]因此从刑法上废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境外追赃国际合作的改革任务之一。

在非定罪资产没收制度方面,首先要提升对该制度在腐败犯罪境外追赃工作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司法实务人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该程序的能力,发挥其在资产追回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监察法》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加以规定,因此如何把握《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案件类型的衔接与转化成为当下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在《监察法》通过之前,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犯罪包括五类,但是其中不包括失职渎职犯罪,而《监察法》第48条明确规定了监察机关负责调查的案件中包括失职渎职犯罪案件,因此需要出台进一步的立法解释对于如何解决适用范围不一致的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的操作指南。

(四)尽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完善境外追赃国内法律制度

2017年12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草案中设置国际追赃合作中对涉案财物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和对违法所得进行没收、返还、分享的具体规定,规定了我国向外国提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请求和没收、返还、分享违法所得请求的程序和要件,同时也规定了外国向我国提出此类请求的审查、执行程序。草案创设性的规定填补了法律空白,为我国开展此类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尽快通过本法将对我国境外追赃国际合作工作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将极大地推动境外追赃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强化追赃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境外追赃案件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及驻外法务参赞试点制度

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工作的实务不仅涉及监察、检察、公安、司法、外交、国资等多个部门,而且其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和国际性都很强,不仅要熟悉本国反腐追赃、司法协助程序及实务,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追赃的民事和刑事程序。此外,在人才的知识结构上,既需要懂得国内刑法、国际法,还需要懂得其他国家法律甚至经济、政治、文化等。[27]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的短缺是全世界资产追缴方面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应当加大资金投入,通过组织举办培训班、授予专业学位(硕士、博士)等培养模式,为实务部门和教学科研部门培养一批反腐暨国际合作的实务工作和理论研究型人才。例如,2016年G20杭州峰会后成立的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就可以发挥在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方面的智库作用。

除此以外,对内还应当建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案件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追逃追赃工作因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国际性和跨国性的特点,每一个案件都存在很多疑难的法律、金融、技术等问题,由于目前的办案机制中没有建立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因此遇到疑难问题时,只能是临时抱佛脚寻求专家的支持和帮助,服务于个案疑难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追逃追赃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和法制化,构建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充分发挥相关领域智库的作用,是今后追逃追赃工作不可或缺的必要制度保障。对外应当积极探索对外派驻法务参赞试点制度。目前,美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驻华使馆派驻警务联络官外,还设有法务参赞制度,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目的是增强该国与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合作的实效性。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我国也应当研究推动在我国驻外使馆试行法务参赞。目前,可以选择美国等国际追逃追赃重点国家开展试点工作。[28]

(六)积极倡导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切实增进反腐败执法合作

境外追赃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相关国家的积极配合与合作,因此不仅需要在法律层面完善相关的制度,了解各国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好各种国际、区际机制,增进共识、加深了解、增强合作意愿。2014年以来,我国积极倡导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推动制定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反腐败宣言》和《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并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近期还发表了《中国-东盟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实践创新,成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举措都将加强各国之间的执法合作,促进反腐败合作与援助,促进经验分享和信息共享,从而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意愿,推动境外追赃务实合作。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国际和区际平台实现境外追赃合作的目的也是建立境外追赃长效机制的必要内容之一。

(责任编辑:付强)

【注释】 作者简介:赵晨光(1983—),女,汉族,内蒙古巴彦沣尔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ZDA137)和中科基业(北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项目“反腐败国际合作中非定罪资产没收制度研究”(项目编号:03100240200013)的阶段性成果。

[1]腊翊凡:《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不断推动国际追逃追赃》,载《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3期。

[2]参见《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http://www.ccdi.gov.cn/gzdt/gjhz/201806/t20180607_173330.html,访问日期:2018年6月8日。

[3]例如: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萧洪彬,涉嫌骗汇约61亿元;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等人涉案4.83亿美元。参见陈雷:《反腐败国际合作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4]我国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方式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A.通过虚假海外投资、假借外贸合同、恶意串通等手段将国有资产或资金非法转移出境;B.通过洗钱的渠道,特别是地下钱庄将资产转移境外;C.利用有子女留学、家属定居海外、亲戚在国外等方式,转移资产;D.直接在境外受贿,行贿人将赃款直接存入受贿人设立在境外的账户。参见陈雷:《反腐败国际合作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93页。

[5]参见陈雷:《论当前我国贪官外逃的基本特点及预防措施》,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6]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编:《中国反洗钱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7]参见张念宏:《跨国追赃缘何困难重重》,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14期。

[8]张念宏:《跨国追赃缘何困难重重》,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14期。

[9]参见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学》2015年第3期。

[10]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学》2015年第3期。

[11]以引渡问题为例,美国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在引渡问题上特别注重国会对行政部门外交权的制约,因而一直严格坚守引渡的“条约前置主义”,要求开展引渡合作的双方签订有双边引渡条约。加拿大虽然在引渡问题上一定程度地放弃了对于条约前置主义的限制,但是,我国和其在引渡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澳大利亚虽然和我国于2007年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但是,该条约迄今尚未得到澳大利亚国会的批准,因此一直没有生效。参见张磊:《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12]参见张磊:《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13]参见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学》2015年第3期。

[14]2016年9月21日至24日,李克强对加拿大正式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其中,双方签署的《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备受关注,这是中国就追缴转移到境外的犯罪所得对外缔结的第一项专门协定,该协定对《中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关于查找、移交赃款赃物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补充。该协定尚未生效。参见《中加签署新协定,追逃程维高之子程慕阳还需多久》,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9-24/doc-if- xwevwwl487678.shtml,访问日期:2017年11月9日。

[15]参见张磊:《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16]转引自陈雷:《特别没收程序与国际追赃工作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17]参见张磊:《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3条。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127条。

[20]《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50、51条。第50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的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反腐败国际条约实施工作。”第51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执法、引渡、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的移管、资产追回和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52条。第52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一)对于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逃匿到国(境)外,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通过开展境外追逃合作,追捕归案;(二)向赃款赃物所在国请求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三)查询、监控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进出国(境)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在调查案件过程中设置防逃程序。”

[22]参见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学》2015年第3期。

[23]参见龙在飞:《自洗钱行为独立定罪问题省察》,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8期。

[24]参见赵秉志、袁彬:《中国洗钱犯罪的基本逻辑及其立法调整》,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25]参见黄风:《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废止——以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

[26]参见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学》2015年第3期。

[27]参见余贺伟:《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形成》,载《行政与法》2015年第9期。

[28]参见陈雷:《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现状、问题及展望》,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12期。

【期刊名称】《法学杂志》【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