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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与青年人的成长——专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永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月3日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指示,推进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的互动交流,中国法硕网就“法学教育与青年人的成长”为主题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黄永维进行了专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黄永维

记者:您15岁便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了MBA学位,后来在西南政法大学获得了诉讼法学博士学位。回顾这段治学历程您有哪些感想?

黄庭长:现在看来15岁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家会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其实不然。因为当时学制是九年制,而且是复班,就是一个教室两个年级,同样的教材,进度不一样。比如三年级做作业,四年级听课,然后四年级做作业,三年级听课。几节课讲来讲去,对于低年级来说是预习了。小孩子表现欲强,有时老师提问四年级,作为三年级学生抢答正确,久而久之,老师高兴了就把我提溜到了四年级。于是我在上了四年小学、两年初中和两年高中后,于1977年年底高中毕业并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所以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也是不可复制的,当时我们年级也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同学,也都比较好地完成了学业。所以也可以尝试用九年的时间完成大学之前的教育,延长退休年龄是个选项,缩短小学和中学教育时间,让年轻人提前入职也是一个选项;硕士、博士教育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本科教育注重社会需要,让大量的精力旺盛、求知欲极强的本科生及早进入工作岗位摸爬滚打,在实践中长知识长本领,这比让他们在课堂上听传来的知识强得多。

我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了MBA,学习了法律和经济管理学的知识,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等等。这些知识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比如会计学注重“成本”,强调“input&output”,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市场学注重培育梯队产品结构以永久在市场保持优势;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树立精品意识、成本意识、争先创优意识;学习美国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美国在国际社会所作所为的国内法背景。从微观层面来讲,以生产家具为例,生产之前你需要测算总成本以及分摊到各个环节的成本分别是多少,这种思维模式对管理者是大有裨益的。有些知识看似无用,但它潜移默化,赋予、确立、牢固某一种观念,可以使你开阔视野,增加解决问题的选项,找出解决难题的关键点,养成习惯性的简约思维方式,终生受益。

中国法硕网记者在最高人民法院采访黄永维庭长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法学专业?

黄庭长: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1978年,高考分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两次录取。高考分数线公布后,我得知自己的分数可以填报全国重点大学,于是选择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当时一位乡邻在《邯郸日报》当记者,十里八乡知名度很大,记者是无冕之王,神通广大。我希望自己毕业后可以做一位记者,在家乡的《邯郸日报》上经常发一些豆腐块文章,光耀门楣。志愿填报后我便走亲访友打牙祭去了。西南政法学院属于全国重点大学,在法律专业后面标注了“绝密”二字,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我父亲拿着报纸去征求县法院院长的意见,院长说让老侄子学法律吧,毕业了到我这里来。于是父亲就把我的志愿改成了西南政法学院。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一生,《邯郸日报》少了一个高级记者,最高法院多了一个行政庭庭长,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黄永维庭长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交谈

记者:您非常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您在国家法官学院工作期间,国家法官学院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中心,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有哪些重要意义,它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有哪些促进作用?

黄庭长:在我担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决定在国家法官学院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中心,并决定由我担任该中心的主任。作为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我对党组的决定是坚决地执行。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从红色根据地时期一直到当代。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经中央审查批准出版了《法治中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重要论述》,作为全国法院干部学习教材,已经发行近10万册,并且被中宣部确定为300部重点图书之一在掌阅平台供读者免费阅读,并荣获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目前该书的第三版正在抓紧修订之中。此外,还有一批已经出版或等待出版。为什么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呢?周强院长反复强调:新时期的人民法院,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作为法官,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这就需要探寻中国共产党推动法治进步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年轻一代法院人,更要知道中国的法治道路从何而来,弯弯曲曲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实现什么样的愿景。仅有碎片化的党史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进行梳理和研究,只有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程,我们才能明白过去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失败的教训。任何一项依法治国的措施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总结出的基本经验。

《法治中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重要论述》

记者:法律行业从业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从事司法实践的实务工作者,一类是从事研究工作的法学学者,您认为法学学者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黄庭长:我曾经有过一个思考:学者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法官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什么?学者是要透过现象说本质,把看似简单的问题条分缕析,找出其中背后深刻的人性本质、社会根源,还可以引经据典,古今中外,林林总总发展成一种理论,洋洋洒洒写成一部巨著;法官则不然,面对永远也办不完的案件,必须尽快形成内心确信:他的真实诉求是什么?比如现在行政审判存在滥诉现象,有许多当事人是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而达到其他目的。法官必须有针对性地工作,才能保证工作效率,尽可能地节约司法资源。同时法官应尽可能地用简洁的语言引导庭审和书写判决裁定。孔子有句名言: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法官在多数的时候是要讷于言。学者不同于法官,某种程度类似明星,学者要保持存在感,必须迅速占领制高点,站在潮头,及时发声,“弄潮儿自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学者乐于勇于做弄潮儿,做旗手,当然要做正确引领社会风尚的旗手,而不是其他。任何社会变革,如果没有“旗手”们的呐喊,如果缺少学者的先进理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学者乐于“鼓”与“呼”,吹鼓手和急先锋。

善于批判的学者要有学问,往往具备三个特点。第一,习惯的批判性思维;第二,正确的批判方法;第三,解决问题的良方。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圣人说有教无类。中小学教育使人获得为人处事的基本知识;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得当,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否则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毁之。青年容易被鼓动、也容易被蛊惑,一张白纸容易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是一旦染墨,就很难洗白了,养成了偏执、极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改变也很困难了。读书时期也是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一个青年如果思维方式出现了偏差,会贻误终生,这对个人、家庭、社会都是莫大的损失。犹如被虫咬、被鸟啄、被风雨冰雹毁坏的果实,殊实可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要象教育自己的子女一样极端负责,不可误人子弟。

记者:当今社会各种现象纷繁复杂,新奇怪事层出不穷,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应如何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黄庭长: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学会用质疑的眼睛观察问题,用有问号的头脑思考问题,用鲜活的语言表达问题,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既不能头脑简单,希冀生活一马平川、一片美好、一片坦途;更不能消极颓废、踟蹰不前,满眼都是困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进退失据,口将言而嗫嚅,步将行而趑趄。要勇于面对、勤于实践和敢于胜利。幸福生活是奋斗得来的,不要以为享受目前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这些六零后对物质匮乏的生活有深刻的记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切实感受的。我上小学乃至中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穿上不是哥哥们穿过的旧衣服,没有补丁的衣裤鞋袜。所以每当看到现代中国物质之极大丰富,我会不禁感慨国家发展之迅猛,进步之巨大,而这些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是稳定的,人民是有安全感的,反观国外,比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的国家,也曾有过安定幸福的时候,因其本身政局动荡和欧美国家的介入,当地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颠沛流离,民不聊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给人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其他一切都是空谈。我曾在美国生活过一年多,也曾去过很多国家,深刻地体会到所谓完美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经过观察比较思考以后,就会认识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么重要,唱衰中国的言论便不攻自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记者:您在国家法官学院工作多年,对于法官教育培训具有丰富的经验,请您谈谈对法学学历教育的看法。

黄庭长: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人才的数量大大增加,国民整体法律素养大大提升,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大大加快,这些进步与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空前繁荣密不可分。但是如何培养高精尖的实用型人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从法学学历教育中收获的是系统的法律思维,是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但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不在于逻辑。实务工作需要慢慢积累经验。如果时空可以反转,我愿意从基层法院做起。基层法院新类型案件多,法官不能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拒绝做出裁判,这就迫使法官运用知识、经验和智慧在短时间内做出判决,在整个法院系统,这些法官是最先面对这些新型社会现象的一批人,他们的见识将广于常人,他们的应急能力、思考能力和抗压能力高于常人,这些判决往往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有时会创造“伟大的判决”。这对于个人的成长成才是非常有利的。

此外,法学教育必须要与实践相结合。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无论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还是培养学术型人才,任何情况下都要紧密地联系社会实践。对于老师来说,脱离实践将难以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学生来说,脱离实践将难以接触最真实、最前沿的社会现象,从而难以为新的社会现象做出必要的、应急性的思考。

记者:您在国家法官学院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学院的对外交流工作,请结合您在法官对外交流培训方面的经验,谈谈对法科学生出国留学的看法。

黄庭长:国家法官学院开展对外交流培训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组的部署。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多的企业要“走出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同外国法院和外国法官打交道。国之交在民相亲。国家法官学院培训越来越多的外国法官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法官学院参加培训的玻利维亚首席大法官玛玛尼就曾十分动情地说:还是习主席领导的好啊。

我个人非常赞成出国留学,尤其是法科学生出国留学。首先,我国现代三大法律体系中有不少内容是借鉴外国法律制度而成的。拿破仑法典早在200年前就构建了现代民法制度以及公司法制度,而我国直到清末才在日本学者的参与下构建了现代法律体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是滞后的,走出国门去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我对正在留学的同学有两点建议。第一,做学习的主人不做课堂的奴隶。学分固然重要,能毕业就行。更多的应当走出课堂,体会西方的国情和传统文化,加深对法律文化的了解与思考。第二,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留学生应认真分析自身兴趣所在,同时要考虑未来的择业方向,有针对性地钻研。总体来说,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学有所专、学有所用,切忌大而无用。

记者:当前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跨专业考取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之后再通过司法考试以及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统从事审判工作,在您看来法律硕士在审判工作中有哪些优势?

黄庭长:优秀的法官往往具备复合的专业知识,在我国司法审判专业性不断增强的当下,法律硕士因具有复合的专业背景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以民商事审判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法律纠纷逐步分离为传统的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商事纠纷是近一百年来伴随经济的发展逐渐演变产生的,要求审判者兼具法律与金融的交叉知识背景。相较于适合自学的法律知识来说,金融知识的学习更依赖于课堂教育,这亦是传统的法学本科生欠缺且需要弥补的知识,因此大家如果能够在本科阶段构建起金融财会的知识体系,那么今后从事经济审判尤其是商事审判时会更具优势。我在美国攻读MBA的课程内容即包含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等,现在看来这些知识对我的帮助很大。

记者:您认为优秀的法官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黄庭长:在中国古代,行政长官断案,古代中国的法律发展程度和普及应用远不如今天发达,但问题仍然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现代意义上用法律断案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在此之前主要靠什么?第一要有清楚的头脑,第二要有正义的信念。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往往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法官需要把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要厘清各方当事人的关系,并找出主要矛盾是什么,然后再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法官拥有清楚的头脑和正义的信念,同时娴熟地运用法律技巧来化解纠纷。如果案件有调解的空间,法官还需要掌握一定心理学的知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著名法学家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逻辑。我并非否定法律知识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对于一名法官来说,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根深蒂固的公平正义观,在此基础上要掌握完备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样才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称职的法官。

记者:您曾担任秦皇岛市中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国家法官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还是“荣誉天平奖章”获得者。以您的实践经验来看,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律新人,如何实现从法科学子到人民法官的角色转变?

黄庭长:我的工作经历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经历和业绩比我辉煌的人比比皆是。对于准备投身于审判事业的法律新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对这份事业认同并热爱。如果能让我重新进行职业规划,我会希望自己一天也不离开一线审判岗位,因为最前沿的审判岗位才最具挑战性,你所作的裁判可能引领社会风尚甚至改变人们的价值判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完成从法科学生到法官的职业角色转变,最重要的是对审判工作的认同与热爱,当一个人真正地认同审判工作,并立志投身于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时,困难便不在话下。

此外,年轻人应尽早参加工作,我19岁参加工作,我可以为国家服务41年,这是我感到自豪的。而且工作中无论处于顺境亦或遭遇逆境都要坦然面对,因为逆境中的历练是一笔更宝贵的财富。法律人只有在职业生涯里经历过挫折磨难,才能对工作和人生有更深入的思考。

我建议进入法院的年轻人从基层工作做起,首选书记员这一岗位,书记员的工作其实是学习法律知识、领悟审判实务的良好机会;书记员面临的工作往往细小且琐碎,而处理好这些小事正是职业训练的起始。比如良好的时间观念、整洁的观念、今日事今日毕的观念、任劳任怨的观念、尊重领导团结同事的观念、不揽功诿过勇于任事勇于担当的观念、追求完美的观念等等,优秀的品质要从初始养成,口碑就是这样养成的。所谓三岁看大,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怀和品质。从书记员做起,由书记员而助审员而审判员,由师傅带徒弟,是一条经过无数人成长经历验证的正确的路径。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审判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今年(2018年)恰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成立30周年,30年来我国行政审判工作逐步发展壮大。请您介绍一下30年来我国行政审判工作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您对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工作有哪些期望?

黄庭长:这是个宏大的论题。我国行政审判工作经历的30年,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30年。人民的诉求从信访渠道越来越多地走入法庭,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新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双被告制度、行政审判附带行政法规审查制度、行政审判附带民事案件审判制度,无疑都是捍卫人民权利的巨大进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一,行政审判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总要求,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从宏观方面看,服从党的领导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民生做出贡献。从微观方面看,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法官要依法办好每一起案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让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有获得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行政审判要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不能因为草率的裁判而增加政府依法行政的成本。行政诉讼就是要在保护人民权益和助力法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意识越来越强,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越来越少,一旦人民群众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确保法院的行政诉讼能真正起到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作用,是未来我国行政审判事业发展的总要求。

策划/牛紫光 张润泽

记者/王基宏 赵璐 张传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