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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法》中的几大问题
主持人:冯 军 研究员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我国中青年法学家的代表人物周汉华教授为大家讲座。他今天要讲的是《行政许可法》起草和实施的基本情况。大家知道,今年的七月一号我国一部非常重要的立法《行政许可法》就要施行了。这不仅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周教授不仅参加了这部立法起草的全过程,还参加了国务院行政审批领导小组的工作,因此对《行政许可法》的有关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周教授的演讲。
    周汉华:首先感谢冯军教授今天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行政许可法》的相关问题。大家知道行政许可法在中国的行政法制中以及新一届法治政府进程的浪潮中开创了许多先例。大家不管是不是学法律的,都会知道今年七月一号,就要实施行政许可法。为了实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专门召集省部级的主要领导在北京开会。在中国的立法当中,为了一部法律的实施提前五六个月把主要的省部级领导召过来开会,最后还办培训班,这在中国的法律中还是第一次,以前没有一部法律的实施这样布置过。另外,现在各地和各部委都在紧锣密鼓的为实施行政许可法进行工作、布署。因为行政许可法有很多规定,一到七月一号之后,就会对行政机关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也是经常到地方和各个部委给他们讲课。
    有一个说法说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很多香港人说七月一号是九七大限。我们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也是七月一号。这对政府机关来说也是一个大限,因为政府机关非常紧张,不知道许可法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许多的许可事项是部委一级设立的,那么许可法实施后,这些许可就失去了法律根据,都要被撤销。国务院准备在三月底就要公布第三批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5月底前公布需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到底那些许可要放进这一个目录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这也是在我国法治建设中一道难得一见的风景。
    另外一个是对这部法律的审议。大家知道我们的立法法规定一般的法律审议是通过三次审议,但是行政许可法的审议却经过了两届人大四次审议。中国的立法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说只要是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过的,定下的稿子,也就是国务院起草,总理定了的,一般是不能作大的变化的。但行政许可法就打破了这个惯例,在常委会审议阶段又作了许多改变。许可法就是由国务院法制办起草,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我们现在探讨许可法应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意义的。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推动作用具有惊人的意义的。最近国务院会通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大家可以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一些变化,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
    由于许可法的内容非常的多,影响也非常的广,所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在这里我主要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一个是行政许可法制定的历史背景;二是行政许可法到底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三是有关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问题。
    一、行政许可法的制定背景问题
    行政许可法的制定背景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知道,一旦讲到依法行政,讲到法治政府,可能就会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般上包括两块,一是去年工作的总结;一是明年工作安排。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很大一个不一样是,专门有一部分讲政府自身建设,而且讲的非常全面深入。大家还看到,温家宝总理到一些代表团或政协的小组会上参加讨论,讲的最多是对权力的监督、依法行政、法治政府。从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许可法非常的热,在政府工作中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二元社会不仅包括城乡的对立和反差,还包括一方面大家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好像没有感到那么欢欣鼓舞似的许多情形。政治和经济,东部和西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企业改革推动的非常快,而事业改革--包括我们社科院--却非常的滞后,也包括穷困与富裕的反差,包括物质上比较富裕而精神上却比较匮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的社会。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反映着这种对立与反差。如果你从国外的角度或作为国外领导人来看中国的法治建设的话,你会接受政府的观点,感觉到中国的法治还是挺有希望的。但如果跳出这个领域多看一点别的领域,你可能会说,步子怎么还不够快,二元对立怎么还这么严重呢?比如经济改革进展到这个样子,而政治改革却没有太大的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正是在的转型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对立、冲突、反差的背景之下制定出来的。
    实际上这一历史背景就决定了行政许可法它本身内在的特点和规律。那么行政许可法所提的对立、究竟是那些呢?我想有三对对立非常重要:
    (一)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双重拉动
    因为大家知道行政许可法的起草和中央一级的行政审批的改革都是从2001年的下半年开始的,因为中国要入世这样一个外部的需要。世贸法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政府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而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则是由政府权力来配置资源,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政府来批准,比如说大家毕业就要盖几十个章,它就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管理方式。加入世贸的冲击是行政许可法制定的外因。
    那么内部的原因是什么呢?内部原因就是制度上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大家知道去年有十三个省部级的高官被揪了出来。2001年前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深圳康赛集团在湖北的上市指标案。因为上市指标各地倒了一批体改办的主任,因为体改办拥有上市指标。很多腐败的案例都是和审批权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内部改革怎么样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那就必须从审批权这一权力开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是从企业的改革,从一般的可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到再扩展到传统的垄断行业。现在垄断行业的改革如电力、电信已初具规模了,铁路行业也快要开始了。然后是事业单位改革,现在事业单位改革已经开始。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要改变政事不分的情况--原来仅仅提政企不分。那么事业单位的改革结束之后是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许可法实际上就政府自身的改革。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在许多方面已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就需要通过一个法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规范政府的行为。这就是第一对反差,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需要。
    (二)另外一种反差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推广式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改革。
    中央政府从01年下半年起开始全面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行政许可法的起草。而地方的工作着手要早的多,包括像深圳这些地方。实际上外商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感觉审批太多了,太繁杂了,就不愿来投资了。所以像深圳以及江浙一带从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了。在中央政府开始审批改革之前很多地方就已经完成了一轮改革。这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
    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改革。国务院已经宣布废止了两批行政审批项目,马上就要进行第三批。第三批完了之后,马上就要审批制度的执法。
    那么这种双重拉动就造就行政许可法某些制度的品格。比如说有些改革的举措完全是从地方的做法吸收和归纳上来的。例如看到北京市工商局有好经验:一家承办,转告相关,限时完成,就把它吸收到许可法的草案中来了。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因而生命力是比较强的,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当然有些改革是通过许可法自上而下推行。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导致这些条文很漂亮,但可能很难实行,落到实处。
    (三)那么第三个反差是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的突破。为什么会出现行政许可法,我们会想到实践中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经常讲到的是三乱现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其中的乱罚款已经通过了行政处罚法加以解决。还有一个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没想到先制定收费法,政府摊派法,而先想到了制定行政许可法?应当说许可法的通过学术界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之后,在行政法学界的推动之下,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开始着手起草许可法。从那时开始,行政法学界就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
    行政许可法制定还有实践需要的推动,那就是实践中政府权力过大,审批过多所造成的低效率。这种对于许可法内在的需要是有生命力的。理论推动有助于制度创新,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是光有理论是不够的。
    可以说,上述三对反差决定了许可法的品格所在。许可法产生的背景决定了它一方面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光辉的前途,但也必然会面临很多困境。
    二、行政许可法的几大亮点
    应当说许可法有很多亮点,国内外对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虽然他们起草的草案被国务院拿了过去,他们觉得本应有全国人大来起草。但后来跟法工委的同志交流,他们说国务院起草的确实要比我们的好。可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大家都说许可法的亮点非常多,那么它主要有哪些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到底哪些事项可以设立行政许可,哪些事项不设行政许可。
    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干预,什么时候不应该干预。学经济学的同学可能很清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起来简单,政府该做的由政府来作,不该作的就应当交给市场,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上要具体划分清除在理论上是非常难的。这主要是管制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它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公共产品政府该作。这些说起来很容易,从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这些原理。但在实践中是非常难把握的。比如说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郑州市的馒头办该不该设。有人说馒头办不应该设,但又有一些人说馒头办应该设,因为馒头是人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设造成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怎么办。还有北京对于模特也要设许可。也就是说模特也要经过考试,考试通过之后才能作模特。有人说模特怎么也要由政府许可。但也有人说,模特也得有一定文化素养,否则走在T形台上有伤风化。还有一个是保姆也要设许可,也要有上岗证。有人说保姆不用设许可,但马上有人说保姆尤其是小丫头,什么也不会,抱着小孩在阳台上玩,结果孩子从阳台上掉下去了。这不设许可行吗?
    所以说,设不设许可说起来容易,但作起来很难。因此,在审查一项许可时,到底应不应该设,都很难说有绝对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安全领域。在实践中大量的许可该不该设的标准很不好用。许可法制定过程中,对于哪些该设哪些不该设也是反复讨论。开始是列举了十几项。后来大家发现每一种列举都是高度概括的,等于没有列举。所以后来就确定了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机制优先,事后机制优先。也就是个人能够解决的事情,政府不要管;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也不要管;自律机制能够解决的政府也不要管;能够通过事后机制解决的政府也不要管--因为通过政府的事前审批,容易产生寻租,影响效率。比如说保姆问题就可以通过事后机制解决。
    行政许可法就把这四个原则规定在了第十三条,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大家知道,以前很多立法是为立法而立法。有时候以立法的形式把不该管的事情合法化了,就造成许多所谓的恶法。这样法制定的越多,事情反而越糟糕。就像古人所说的,法令滋彰则盗贼多有。有些地方法律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没有从法律的内在要求上去规范。那么这次行政许可法从这方面着手,应当说是我国立法上的第一次。应当说这是对我国这些年立法经验的总结。这不仅对于许可的设定具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整个立法的科学化也是意义巨大的。
    (二)许可的设定权上
    第二个很大的亮点应该说是许可的设定权方面。大家知道中国是多元立法体制。这次立法过程中关于许可的设定权上产生过很大的争论,尤其是关于地方的政府规章的设定权。当然对国务院的部委规章也有争议。应该说这一次在许可的设定权上变化是相当大的。开始提交的国务院领导的稿子中,是规定了部委规章一定的设定权的,理由是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部委规章也是法。后来朱鎔基总理亲自拍板,把这一点给取消了,就是部委规章不得设定许可。
    但是朱总理还有一个看法是地方政府规章和部委规章不一样,地方政府一般不是自己设权,而是由其下属工作部门来实施,所以地方政府规章的设定权应当留着。再者地方的事务也比较多。
    后来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了修改。常委会很高兴把部委规章拿掉,但是地方政府规章和部委规章的效力是一样的,要拿掉都拿掉。后来就对地方政府规章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一个是时限上,只能设定临时性的许可;另一个是制定的主体进行限定,只有省、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政府规章才能设许可。同时对于原来国务院稿子中国务院可以通过国务院文件的方式设立许可也进行了限定。国务院设立许可也要尽量的通过行政法规。
    应当说,许可法对于许可的设定权上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定。可以说和立法法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就这几年对行政权的限制方面,许可法走在了前列。
    (三)日落条款
    其他的亮点可能会没有上述两个突出。其中有一个就是引入了所谓的日落条款。这是国外法律经常有,就是sunset clause。这就是解决法律泛滥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律越制定越多,立完之后不清理。大家都抢着立法,法律成了牟取部门利益最好的工具。
    这次行政审批改革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在清理自己的审批项目时,没有一个能说清除的。中国的管理就像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样,缺乏一种数目字的管理。中国机关有时候在搞了机构改革之后,找不到一个人能把这个机关里边的事情说清楚。行政审批清理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机关能够把自己的审批说明白的。就是能说明白的,其中也有一个加法和减法的问题。如果要把这个机关的审批撤掉,那么它就作减法,把一个审批减成十几个项目,然后就说我撤了十几项,实际上就撤了一项,这就是所谓的拆分法。保留时则是捆绑,把很多项许可捆绑在一起,然后说我就保留了一项。
    我们的管理水平这么低,法律这么多年就清理了一次,也就是在入世前后。不光是许可项目,其他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很多机关根本不知道自己部门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规章,哪些有效,哪些无效。所以大家知道前些时有一个案例,就是火车撞了人赔粮票。这就是因为确实是说不清到底哪些规章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
    这次在许可法中就引入了日落条款,就是每两年要对你设定的许可事项进行评估。其实在国外立法中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不需要保留的,就应当废止。在常委会的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可能太严了,可能有些机关作不到,于是就放松了一些。但日落条款的基本内容还是被规定进去了。就是说许可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许可进行评价,如果不需要的应当及时废止。实施机关和一般的公众也都可以对许可的实施提出建议。可以说,这是我国立法当中的第一次引入了日落条款。
    (四)相对集中许可权
    温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要实施相对集中许可权。我们经常说,满街都是大盖帽,实际上还管不住一个破草帽。就是机构太多,自己相互打架。这次在许可中借鉴了处罚法的做法。在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有地方政府,也有地方政府的工作部门,但是一般作决定都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工作部门不能直接作那么多决定。国务院也曾经想把地方工作部门的权力都收到地方政府,至少在县一级是这样。但一步还做不到,因此只能先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这两个领域实行相对集中。这样就使行使许可权的机关减少,以减少腐败发生的概率。
    (五)许可程序上
    许可法在许可的实施程序是有很多的创新的。大家知道,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办什么事都得到办公室去办,见到了办事员才能把事情办成。你要申领执照,就得经常跑去,和工商非常熟才行。你要办个律师事务所,你起码得和司法局的律管处混个脸熟。也就是说办什么事都得见面,烟酒不分家,引发一系列问题。国外不是这个样子。美国你只用在网上写个application,然后它就把licence给你寄过来。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个制度好,就把网上申请这个制度特别写进了许可法里面。很多许可根本就不需要见面的,只要把材料寄过去不就行了。许可官员之所以要把申请人叫过去说白了就是要寻租。
    另外还在程序中借鉴了政务超市的做法,实行一站式办公。还有就是规定了严格的许可时限,以解决久拖不决问题。一般的许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必须在20天内发放。20天内不给,经批准也只能延长10天。如果是几个部门联合办理的,最长不超过60天。再者就是对说土地使用权,出租车的牌照等涉及到有限的自然资源、市场准入的特许事项的规定。许可法明确规定对于特许事项必须通过拍卖或召投标,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对付权力。这就是盛洪教授所称的计划权力市场化。在美国叫作许可的可交易。这样可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减少寻租的机会。对特许的改革应当说是超前的。
    再有一个是核准事项规定都由技术组织来从事。原来比如电机、纯净水合不合格几个部门都可以审查。纯净水的检验有卫生部的卫生质量检验所,质检总局有一个还有一个质检所。每个部门设的这些机构都和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必须得到几个机构去检验。而且很多检验就是为了收费。许可法规定对这些机构以后必须和政府脱钩,由中介的专门的技术组织来实施。这也是吸收了国际先进经验而规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同学们都很清楚。就是一到司法考试、注会考试等资格考试前,就会有一大批指定教材出来,真的假的都有,还有考前培训。行政机关这样借机挣钱。这次许可法明确规定不准搞指定教材,搞所谓的考前培训。社会的可以,但主考机关不行。以前,申请文本都是要收费的,这次许可法规定申请书的格式文本统一不准收费。
    (六)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
    很多人说我们的政府不守信用,还有人说现在人们不守信用是因为政府不守信用。在许可领域,有些行政许可可能是早上给你了,晚上就拿走了。信赖保护原则是针对政府的一种要求,就是政府一旦作出决定就不能随意更改。 如果你更改或撤消了,就要给予相对人补偿。
    上述这些都是许可法非常具有意义的改革,一些甚至是革命性的。
    三、实施问题
    上面说道,行政许可法又很多的亮点。但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部法律能不能顺利的实施呢?你看到中国的环境那么差,天空都是灰蒙蒙的。但是我们的环保法是很健全的呀。我们有十几部环保法律,在把行政法规和规章加起来那非常健全,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逊色。但你看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行政许可法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讲许可法的制定背景中我已经说过,许可法是在一种反差、矛盾中,在一种二元化的环境中产生的。显然不能我们不能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头脑发热,而应当认识到许可法所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是,法律规范与社会之间的不同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立足于管的社会,要能管的住,管好,还要管死。许可法与我们大的体制,与我们立足于稳、立足于管的体制是不协调的。许可法的这些精神如何能在这种转型期面临着诸多的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与挑战,以至于我们的政治决策变得异常的敏感的情况下,能把它契合进我们的社会中去,这将是我们行政许可法实施的最大的挑战。有人就说行政许可法太孤军深入了,不像是中国的行政许可法,而像是美国的行政许可法。因为法律是不能脱离其社会现实的。
    第二个挑战是没有一个国家搞过一般统一的行政许可法,我们是独此一家。我们的法律搞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许可法也是其中之一。就像是政府到底什么时候该干预一样,不是一条线就能把它够划出来的。实践中它必然要通过
    法律、法规去慢慢的明确,比如在日本到到现在还有一万多项需认可。其他发达国家也一样,美国的钓鱼现在也还需要许可。我们是想解决我们的权力过于集中,腐败过于严重的问题,需要一部许可法来加以解决。这种立法思路能不能奏效呢。外国人也很惊奇。你们搞许可法是其他国家没有过的。许可法内在的局限决定了它必然要面临着种种挑战。比如说实践中如何把握到底某一种事项应不应设许可的情形。
    第三种挑战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有两大集团,一个是行使权力的集团。本质上讲,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行政机关就如同自我断臂一样。它没有审批权以后谁还来找他呀,这等于断了财路。接下来这个机关还要不要存在下去了呀?所以许可法遇到的抵触就非常大。审批改革中的每一步都像拉牛皮糖一样,在反复的拉,拉到最后大家都没意见了才能定下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开始受到审批的盘剥,一旦获得又希望许可的门槛能够越抬越高的企业界。这实在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这就好像当媳妇当惯了,等她当了婆婆比原来的婆婆还要利害。许可也是这样,企业获得许可是求爷爷告奶奶,等它获得许可之后,它又不愿意把这个门槛废掉。甚至还希望门槛抬的更高一些,让别人都进不来。这样它就可以形成垄断。这种抵触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另外,中国的制度之间还有一种连带效应。比述说《刑事诉讼法》把收容审查制度废除了,劳动教养的案子就多了起来。再如罚款减少了,马上收费就多了。现在在搞费改税,许多地方闻风而动,把费就改成叫税。可见制度之间是联动的,这叫按下葫芦浮起瓢。对于许可法而言,这种抵触也很大。
    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的许可法实际上主要是从合法性方面对许可进行规范,也就是谁可以设,谁不可以设。实际上国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干预除了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外,更多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也就是要经过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这在国际上是很流行的。最终设不设许可取决于这个问题,而不是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不是说你是全国人大你说的就一定对,你是地方人大就一定不对。对于许可有一个内在的评价标准。许可最终要取决于其内在的科学性,需要有技术的保障。比如说设一项许可,让汽车多加一些安全标准,它能够带来多大的社会损失,带来多少社会效益,也就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这些是可以精确核算出来的。但是这个在中国的立法中是闻所未闻的。在立法的科学性上我们是严重落后的。
    上述我所讲的简单地说明了我们的许可法既是一部很好的法律,但同时也是在矛盾、困惑不断探索。这也值得学习法律的同学们投入当中,贡献自己的才智。
    主持人:刚才,周汉华教授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许可法的条文大家都能看的懂,但通过周教授的讲座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我们许可法的立法背景,主要亮点以及其实施可能面临问题与困境。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请踊跃向周教授提问。
    提问一:请问周教授,解决立法与社会现实之间张力的标准或者思路是什么。
    演讲人: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法本身是一种规范,是对社会现实的调整,它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发展逐渐的作出适时的调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法律便也在永远的调适过程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法律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没有说一天就能把它建成。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规则本身与社会现实是一个二元的关系。社会现实是基础,规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东西。那么它本身的相对完善,比如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宪法,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那么它可以起到一个反作用,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我想社会关系和法律规则的这种张力是永远存在的。怎么解决呢,主要是靠立法技术,法律应当有更多的空框结构,法律上应当更多通过法官的判例拉近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这种张力及解决这种张力的方法实际上是法学和法哲学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归到根上,就是到底什么是法。
    提问二:您刚才所讲的使我们感觉许可法只是调整经济领域的许可。那么这部法到底对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政治包括人身这些领域所涉及的许可和审批有无影响?若没有涉及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些领域的审批制度,比如说集会自由、NGO的设立,宗教团体和场所的设立所需要大量的审批和许可的改革前景如何?它们是不是有一天会纳入许可法调整的范围?
    从国际的管制学研究来看,政府管制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经济性管制,一类是社会性的管制。当国外的学者在谈社会性的管制时,主要是指健康、安全和环境登。你刚才说道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就是除了上述这两类管制之外,还有一个管制就是政治性的管制。这在国外当然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国外,你的结社权也好,游行示威权也好,是一种宪法权利,所以国外很多国家游行示威是不需要批准的。比如说在欧洲国家你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你去登记之后,不是说一种法律义务,而是你可以获得很多利益,政府可以给你补助。我们的这部许可法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性的管制问题。对于社会管制也涉及到一部分,比如说核准类的事项,比如说电梯、安全、药品等事项。在中国比如说NGO、游行示威、集会等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你在宪法理论上是挺不好解释的,因为它们是一种宪法权利。
    好在令人可喜的是,现在学界已经慢慢的有人在作比如NGO、社会团体方面的课题。发改委也正在做一个大的课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到,要改变政事不分的局面。我们的社会团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办的,都是经过审批的。国外很多事业并不是由政府来办的,而是由民间来办的,由NGO来办的。实际上我们的政府管的太多了。事业单位改革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多事业干脆就让NGO去做吧,干吗非得让政府来做呢?中国的改革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到垄断性行业,下一步必然转入事业领域。这必然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办事业的合法性、合理性。从现在来看。还没法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主持人:今天周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周教授的演讲。
    
    
    (本文由2003级博士生杨俊锋根据录音整理)
    



周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