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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民法典须解决三大问题

认为民法典具有裁判性,不是教科书,不需民众都看懂;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科学化、体系化,体现技术性;应协调民法典与民法群体、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关系

【财新网】(实习记者 单玉晓)“编纂民法典应坚持科学化、体系化,民法典是裁判规范,不应将政治性口号纳入总则。”4月19日,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组织的民法总则立法研讨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课题组负责人孙宪忠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永军教授等学者均发表上述观点。

日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编纂民法典工作已全面启动。财新记者获悉,中办、国办已下发《中央有关部门关于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措施的分工方案》,明确编纂民法典的牵头单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加单位分别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科院、中国法学会。

今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组建民法典编纂工作小组。3月31日,民法典编纂小组再次开会,明确“先编纂民法典总则,再整合分则”的“两步走”民法典编纂思路。

孙宪忠向财新记者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的立法任务巨大、时间紧迫,五个单位独立协办,中国社科院承担具体任务的是法学所,也就是我所在的课题组”。

“早年梁慧星教授负责这一课题时,最早提出完整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我自2013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连续三年提交有关民法典立法的议案,也有比较细致的立法方案。目前,我们的课题组不仅有中国社科院民商法学者,还吸收了北大、清华、中国政法、西南政法、华东政法等高校的学者,我们希望凝聚整个民法学界的力量,使得民法典编纂科学化、技术化、体系化。”孙宪忠说。

民法典不是教科书 不需民众都看懂

中国民法典的学术研究和立法活动中,一直存在强调“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的声音。孙宪忠说,这一次民法总则编纂也不例外,“有人担心民法典理论性太强,立法过于抽象,民众看不懂,甚至提出‘民法就是人民能够看得懂的法律”。

孙宪忠说,这是我国多年民事立法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和他一直多年呼吁的民法体系化、技术化存在差异。他举了婚姻法的例子,“婚姻法算是民众最熟悉的法律了,可现在也并不是大家都能看懂婚姻法。让大家都看懂民法典,这个要求永远也达不到。”

孙宪忠认为,编纂民法典应基于司法的准确、精准、同一、统一这些基本目标,只能做到让法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看懂,无法保证让民众看懂。

孙宪忠进一步解释说,“自古以来,一直有法律通俗化的要求,可是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能做到,尤其是民法典这种不得不抽象的法律,更是无法做到通俗化。瑞士民法典的起草人约瑟夫·翁格尔曾经说过,为了法官适用法律而同时为了人民能够读懂法律,看来我们应该制定两个民法典,一个给法官看,另一个给普通民众看。给民众的法律用通俗的话写出来,什么概念都要解释一大堆,这个法典恐怕要几万条,写成大书,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障民众能够看得懂。”

中国政法大学李永军教授也强调民法典的规范性问题。他说,“法律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是供法院裁判的,应该有规范性内容,中国的法律特别强调基本原则,但是法院根据基本原则判案的能有几何?如何基本原则无法具体操作,那么就像花瓶一样,是不适合的。”

民法典与民事法律的关系需厘清

孙宪忠介绍,民事立法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传统民法固有领域的立法群体,包括债法或债权法、物权法、亲属法(中国主要是婚姻法)、继承法等;二是过去称之为民法特别法的群体,包括商事法群体(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知识产权法群体;三是必须适用民法总则的基本规则,但并未被列入民法规则体系的法律,如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

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哪些民事立法应纳入民法典中?哪些内容应写入民法总则?总则和分则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孙宪忠认为,正因为无法将所有的民事权利纳入民法典,且民法总则是现有民法大群体的基础性法律,因此在编纂整个民法典以及民法点总则时,厘清这些逻辑问题至关重要。具体来讲,就是应该在民法总则之中“提取公因式”,以体现民法基本法对于特别群体的统率作用,最终目的是实现调整大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则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避免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在孙宪忠看来,要解决内在逻辑问题应从民事权利体系的基本原理入手,“建立权利和权利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普通法和特别法权利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把民法总则、民法典和大民法体系带入一个内在协调的整体之中。

“这一点是本人比较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民法总则体系的结果,目前一些工作小组成员和立法专家还不理解。”孙宪忠说。

编民法总则还应注意体系化

编纂民法典总则,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

“当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第二步的工作,总则和分则的相互协调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忽视的原则。”孙宪忠说。

据孙宪忠估计,民法典的条文应在2000条以上,“如此庞大的条文,必须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能让其外表上看是一个整体,内在出现碎片化、枝节化的现象”。

李永军也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担忧。“民法典的编越多,总则条文就应当越少,因为总则是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所提取的公因式。因此,应当把民法典总体的编的规定与总则的内容相联系,否则就不是总则的公因式,将来使用起来,民法典总则就很难称之为总则。”

近年来,民法学界关于人格权单独成编的争议暗含着民法典体系化问题。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意见稿及部分学者建议稿中建议人格权单独成编,孙宪忠和李永军两位民法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人格权只是自然人人格权制度的延伸,法人不拥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人格权和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制度无法分开,不能单独成编。

“强调人格尊严的价值是我们都赞成的,但是把人格权和财产权并列放在民法典体例上,使其单独成编,这是写政治学法学教科书的做法,不是编民法典的做法。”孙宪忠说。

结合民法的立法本意,孙宪忠进一步分析说,“民法立法规范主要是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人格权不能交易,所以它们制度没有行为规范,一些学者坚持的从正面引导的角度写出的许多规则其实都暴露出政治口号的弊病。人格权的基本含义是人格尊严,在民法上只存在侵权时的保护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律是侵权法”。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立法脱离法律体系化的现象还突出表现在《侵权责任法》中。“《德国民法典》只有三个条文规定侵权责任规则,问题照样解决得很好,而中国《侵权责任法》数百个条文,问题解决得也不怎么好”。

来源于 财新网

孙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