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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民主法治是乐观的——专访李步云
这是一个被法学人视作布满荆棘的领域,法治、人权,无一不涉及敏感问题。然而,他却能鼓足勇气终生致力其中,将书院式的法学研究变成切切实实推进中国法治与民主进程的力量。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守信念、坚定如一。

他被称作法学界的“善舞者”,与政府共舞,与权力共舞,并在此过程中让政府官员和更多的人领会法律和法治的魂灵。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当的理论学说,推进这个国家的法治事业,在激进和保守之间保持了高超的平衡。

他即将动笔的自传已写下这样的题记:“这是一轮红日,在他的梦境里喷薄欲出;这是一缕忧伤,在他的思绪里挥之不去;这是一股激情,在他的生命里熊熊燃烧;这是一曲法颂,在他的著述里放声歌唱。”

这就是李步云,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法治史上注定要留下其浓墨重彩一笔的法学家。

朝鲜战场血与火

从此后的人生经历来看,我之所以在理论研究上有点勇气,应该同我个人的这段独特经历有关。

燕园阳光与阴霾

十年“文革”,人权遭受到无以复加的肆意践踏。如今,“人权”这一伟大名词仍然存在如何“脱敏”的问题,这和“文革”思维多少有一点联系,但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智慧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1957年,你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时期还有幸师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燕园的那段读书生活是怎样的?

李步云:我进北大读本科,见到的第一条迎接新生入学的横幅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法学家”。

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

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我一直过着宿舍、饭厅和教室(或者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不过,那八年一点都没有感觉枯燥,天天都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196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夏季,《人民日报》曾刊登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北京大学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成绩普遍优良,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我在各方面表现都比较突出,如13门考试科目,9门是优,4门良。《北京日报》副总编辑黎先耀在学校一连采访了五天,并旁听了我的论文答辩,写出了长篇报道《大学生的最后一课》。

本科毕业后,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那一年,中央决定聘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友渔、任继愈、于光远,在北大招收研究生。我有幸成为“法坛泰斗”张友渔教授的开门弟子。

我曾用八个字来概括张老一生的治学理念,即“求实、创新、严谨、宽容”。其实,这八个字也可视为对北大精神“民主、科学”这四个字的演绎。在北大毕业之后的40多年学术生涯中,我也把这四个字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追求。

财新《中国改革》:那时的大学生涯是不是染有特别的时代色彩?

李步云: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单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振兴与社会进步的信心,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曾在门头沟西斋堂“半工半读”六个月,白天同老乡一起背石头修水渠,或听老师讲授外语、汉语、专业等课程,晚上就坐在火炕上同房东聊天,听他们讲革命老区的故事,感觉同劳动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现在的北大图书馆那时是块草地,“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年级曾在那里种过胡萝卜,每人分到一脸盆,以补营养不足。

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岁月,同学们的情绪始终饱满、乐观。同时,也并不妨碍看书学习,西方古典名著都是那时看的,思维逻辑文笔也是那时练的。

财新《中国改革》:你入学时正是“反右”运动在全国泛滥开来的时候,对政治的风云变幻你有怎样的记忆?

李步云:1957年秋,“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我参加过什么活动已经记忆模糊。但是,对马寅初教授的一次批判会却令我难忘。

我不是经济系的学生,但因为是批判鼎鼎大名的马校长,我还是去旁听了一次批判会。阶梯教室坐了约200人,尽管年轻老师和学生的质疑和批评语调并不激烈,但会场的气氛仍然十分严肃和紧张。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马寅初教授在近三个小时中,站在台上一直耐心地回答提问和解释自己的观点,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自我批判”的假话,而且始终和颜悦色,还不时同批评者开一两句玩笑。如说,“你们尽管批判,你们越批,我越心宽体胖。”后来读李锐《世纪之交留言》才知道,当时,周恩来曾建议他做个检讨,好过关。但马老严肃地表示:“我决不在压力下屈服。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我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也许就是蔡元培校长所倡导并为北大始终坚持和实践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吧。

一个有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学者或政治家,是不惧怕别人批判的。他应能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对批判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批评错了的人也能宽容。学术是这样,政治也应当是这样。

财新《中国改革》:研究生毕业后,你并没有直接投入法学研究,为什么呢?

李步云:毕业后两年,我在北大“留校待分配”。当时,北大是全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我曾随学校社教工作团到著名的四季青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工作队队长。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抓了两件事,一是组织公社干部学习,正面领会文件精神;二是组织人员清查公社及其直属单位如电影放映队的账目。在各种会议上,我和工作队队员从未批评过任何干部,包括公社领导。有一次,公社社长张玉龙找我谈话,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还一再安慰他,不要过于自责。其实,这主要不是因为我当时对“左”的一些思想与政策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而是基于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宽容思想。

1967年2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1年,学部下放河南息县,其间我被派往东岳公社李庄大队担任“批修整风工作组”组长。那一年,我也没整过任何一位党员干部。

我经常在一些聚会上开玩笑地问同事、朋友和学生,让他们猜“我最喜欢的两首歌是什么?答案是,一首是《让世界充满爱》,另一首是《心太软》。

财新《中国改革》:在政治运动无止无休的年代,学校也非净土。能否讲一讲“文革”时的北大?

李步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都被调回学校参加运动。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推动下,北大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但是,绝大多数师生头脑还是冷静的。

1966年5月19日,部分红卫兵在校园里到处搜查,揪斗“黑帮”、“走资派”,校园一片恐怖。围绕此次“5•19事件”,校内曾开展广泛激烈的辩论。

在法律系学生住宿的29号楼前广场上曾举行过一次有1000多人参加的辩论。我上台发了言,说:对这次事件,我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方向正确,方法不对,效果不好。我说“方向正确”,一方面自己有点被来势很凶的“文化大革命”搞懵了,另一方面,当时不这样讲也不行。不过,我提出不应该武斗,不应该污辱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那之后14年的一件往事。1980年,我正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当时,基层人大搞换届选举,北大学生广泛开展了“自由竞选”活动,一时间局势颇为紧张。领导派我到北大做实地调查。我在小礼堂听了竞选班子组织的竞选演说,后又听取学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的汇报。他说,对此,学校的方针不是高压,而是疏导。

今天回想起来,与其他大学相比,从1957年到1967年的十年里,北大的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主流并不算过火,“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消极影响已经尽量减小到最低程度。

财新《中国改革》:北大的学习经历对你整个人生有哪些深刻的影响?

李步云:如果说我这一生还有一点什么成就的话,我首先归功于北大,归功于北大的传统,就是民主、科学。民主就是要政治上宽容,科学就是让思想上严谨。

同时,我这一生有两点值得骄傲:一个是民主思想,另一个是绝不说假话。我现在出了30多本书,300多篇文章,感觉还没有一个观点是错了,尽管我的创新观点很有限。这与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无法分开。

财新《中国改革》:你参加工作时,正赶上“文革”的高潮,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李步云:1967年初,北大30多名研究生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再这样待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要求分配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这一年2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法学所,一直工作至今。

当时,所里分为左中右三大派,我不参加不行,就当了中间派。折腾四个月后,法学所带头搞“大联合”,一派出一个头头,我是中间派的头头,而且没想到当了所里的“一把手”,主持了四个月工作。当时我被起了个外号“八级泥瓦匠”——就是“和稀泥”的,号召大家不要彼此斗来斗去,因此,法学所也成为院里惟一把三派联合起来的所,维持了正常运转。

当时,我的导师张友渔被中央专案组审查,我提出反对武斗,只能批评。老师因此没有遭受到多大污辱。对此,我至今感到欣慰。

1976年“四五”运动,我还是全院惟一带队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党总支委员。在我的组织下,法学所与世界所三四十人分头到南河沿口整好队伍前往广场。

到“文革”后期,我开始觉悟。1972年写过一篇文章寄给《红旗》杂志,题目是《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指出再这么搞不行,当然没有被采用。我还开始写小册子《辩证法与诡辩论》,批判“四人帮”的八种诡辩手法。还记得第一个标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讲他们抓住老干部的一句话两句话无限上纲。那时,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文革”了。

财新《中国改革》:从人权、法治的角度,你如何评判“文革”?

李步云:十年“文革”的最大危害,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人权遭受了肆意践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权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天,在不少高层和中层干部中仍然把它看得很敏感,不敢提、不敢碰,因此,“人权”这一伟大名词仍然存在一个如何“脱敏”的问题。

这和“文革”的思维多少有一点点联系,但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智慧问题。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