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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从留日到抗日

 

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林长民,于五四前后却成为著名的抗日派,这在现代中国的知识者中,颇具典范意义。

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期,林长民就学于政治经济科,此一选择无疑为其日后的从政生涯埋下了伏笔。回国后,林氏除在福州创办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及附属中学校,自任校长,培养急需的治国人才外,也立即投入其时正在各地推展的立宪运动,并很快崭露头角,出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留日所学对于议会政治的知识,此时已转为实际的运作,终其一生,宗孟先生都在为实现这一信念不懈地努力。

民国成立,林长民从1912年任职临时参议院秘书长起,便与民国政治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次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的林氏,也随同先前加入的民主党一起,转为新组建的进步党成员,并就任该党最重要的机构──政务部部长一职。

1917年7月,挟讨伐张勋复辟之役获胜之势,由进步党转化而来的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成员再度联袂入阁(第一次是1913年主要为进步党人组成的熊希龄内阁),林长民也被总理段祺瑞任命为司法总长。但此次组阁也如同北洋政府众多的短命内阁一样,当年11月,随着段祺瑞的辞职,林氏又从在朝变成了在野。不过,由研究系力争的对德、奥宣战总算实现,这使得中国在一次大战后,有可能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

与梁启超出游欧洲负有开展国际上的“民间外交”相同,留在国内的林长民也同心同德,利用其特殊身份,将“国民外交”运动做得有声有色,由此成为五四前后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1918年12月,为及时进行外交决策,总统徐世昌特命在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林长民仍因其办事才能,受命为事务长。在随后出现的几个有影响的民间外交活动团体中,林长民也往往担任要职。如1919年2月12日成立的国际联盟同志会,以林为总务干事;四天后宣告诞生的国民外交协会,也推举其任理事。后一组织在五四期间表现突出,把“国民外交”的真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按照该会外交干事叶景莘的说法:“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这样一种民间与官方的配合机制,虽则理想化,但在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以阻止政府作出危害国家利益的决定方面,确实发生了效用。

林长民也充分利用其出入朝野、一身二任的资格,巧妙地以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并且,在多数场合,他更自觉地定位于民间,代表国民向政府抗争。

1919年4月中旬,报界披露,外交部曾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令其在对日交涉中让步。22日,国民外交协会的职员即面见徐世昌,质询此事。林长民进而提出,鉴于巴黎和会已时日无多,政府应立即指令和会代表,尽快提交我方各项要求。而其提案应以国民外交协会议决的七条纲领为依据,此即由林长民等人2月21日提出,3月底发给驻法公使胡惟德及和会代表的电文中列举的请愿大纲:

(一)赞助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销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通商市场。

林氏指陈,此七条既“已承总统批交外交委员会核议,明日该会开会,即可议及此案。倘能将此七问题完全通过,请由政府电饬巴黎专使提出,实为一般国民共同希望者也”。面对林氏所代表的国民公议,徐氏亦不得不答应“此节自然照办”。

正由于林长民具有这样的优势,以私人身份出访欧洲的梁启超,在党派考虑之外,也可方便地择定其为通报巴黎和会消息的接收人,以便上传下达,影响政府与舆论。

当时进步党在北京地区握有两家重要的报纸,一为其机关报《国民公报》,一即在知识界颇具号召力的《晨报》。以林长民在党内的资历,加以主持《晨报》编务的刘道铿为林之同乡福州人,因而,其与《晨报》的关系自更为密切。4月7日,林氏在该报连载《铁路统一问题》的长文,开宗明义便揭出问题的核心:“铁路建筑权及其投资,即为势力范围之表征。”而其中“根据条约者,为政治性质之路”,此即“以铁路所及为占据领土之变形”,“凡此政治性质铁路经过之地,几即为他国领土之延长”。因此,林氏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路权,统一由交通部管理。当时林长民等人所力持的“统一铁路政策虽非只为日本而发,而实以日本为主要对象”,叶景莘称其“实是当时抗日运动的一个方面”,与以后的五四事件相关联(《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确有道理。

4月25日,《晨报》披露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以及日与除美之外的三国订有密约,英、法、意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5月1日,该报又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加以证实,并疾呼:“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在此恶报频传、形势迫人之际,5月2日,《晨报》集中发布了代表国民外交的声音。

此日的“紧要新闻”中,既有巴黎代表报告“和会难以坚执公理”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4月30日收到的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24日来电,也有该会5月1日分致美、法、英、意四国代表及中国和会代表的电报,申诉中国民众的意志。而置于社论位置的,则是林长民的署名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此文乃因其所接获的梁电而引发,其中最震动人心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文章最后表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文慷慨悲壮,语调激昂,虽仅300余字,其效力却不啻一枚重磅炸弹。

当日,外交委员会紧急开会,议决拒签和约,拟就电稿,由该会委员长汪大燮与事务长林长民亲送徐世昌,转国务院拍发给中国代表团。而总理钱能训却另具密电,命令首席代表陆徵祥签约。林长民有一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当晚即将此情告知林氏。5月3日清晨,林到外交委员会报告,因此直接导致了五四学生大游行。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出席,作出四项决议: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学生们的提前行动,使国民外交运动真正成为事实,林氏等人主持的协会从此亦不再担任主角。

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林长民仍一本初衷,坚持维护国权的民间立场。5月4日晚,林长民即与汪大燮、王宠惠一起面见徐世昌,次日又具呈警察厅,要求保释被捕学生。两清虽未得允,各校各界掀起的联名具保活动,却最终迫使当局提前放人。6日,因政府有阻止“五七”大会之说,林长民专门入总统府见徐世昌,提出三项要求: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种决心,以维民望;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免再激生风潮;七号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因徐氏对开会事仍坚决不允,林回国民外交协会报告后,又与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一同具名,答覆钱能训禁开国民大会的来函,引会员“集会自由载在《约法》”之言,回拒钱氏,并进而警告当局“慎重和平,勿致发生意外,致蹈前清川路覆辙”。

由于林长民在反对和约中态度鲜明,亲日派固然视之为眼中钉,“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21号),日本政府更是对其恨入骨髓。5月21日,日本大使小幡酉吉竟然照会中国外交部,声称:

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尔来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

为此,日本公使要求中国政府禁止此类言论之发表,并威胁说:“若果放置此等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日方充满敌意的言词中,恰可证明林氏其时在舆论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及在促使五四运动爆发中确实发挥了引导作用。有一种传闻也值得一提:林氏早先曾劝曹汝霖、陆宗舆等“勿坚持其主张,并说民众反对甚力,或至于烧房子打人。这不过是极力规劝的话”,却不幸而言中。因而游行冲突发生后,有人遂指为是研究系所鼓动(《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此说于揭示进步党与五四的关系上,并非空穴来风。

对于日本的挑衅,林长民当即给以回击。25日,林氏上书总统徐世昌,请求辞去外交委员会职务,以免政府为难,但警惕日方阴谋的态度无稍改变。文末专门列举了日本报纸中有关日对山东拥有权利的言论,要求训令驻日大使质问抗议。对小幡的指责,宗孟先生也严辞批驳,所谓“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并郑重声明:

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

这封辞职信义正辞严,充分展示了林氏一片拳拳报国之心。

此后不久,林长民又以曾经赴日者的身份,在《国民公报》发表《敬告日本人》一篇长文,反复开导“吾亲爱之日本人”,详细陈述中方愿望。文中逐一驳斥了日本人关于山东问题的主要论调,提出处理国际关系应遵守同一准则:“正义人道一涉本身利害问题,便设许多例外,吾不能不为正义人道哀。此当向世界各国今日所号称强国者进一忠言,勿为伪善,尤望亲爱之日本人毋自欺以欺人。”说到中国人民对日人的感情,林氏也坦然相告: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人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异同,饮恨几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

这番推心置腹之言,又是不幸而言中。其间亦不乏夫子自道,正因从“爱国”一点出发,林长民才毅然“出尔反尔”,作出抗日的选择。

1920年4月,林长民出游欧洲。这也是一种象征,林氏从此与日本绝缘。3月12日,国民外交协会为其饯别,席间,干事张超赞扬,“五四国民运动发生之后,林理事不避嫌疑,益为本会尽力,国人尤深感激”。林长民也总结平生,称五四前后为一转捩点,其政治主张从“偏于缓进”变为“勇往迈进”;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乃得实行所信,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棉力”。正如其所自白:“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可以补充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确为其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点。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