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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增祥和他的《樊山政書》
 轉型中的法律與社會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號雲門,又號樊山、天琴,湖北恩施人。光緒三年(1877),中進士。散館後,出補陝西渭南縣知縣,累官陝西、江寧布政使。其人“頗負一時清望”,文章政事儼然大家,詩歌判牘皆有盛名。

    張之洞云:“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1]。後以文章游于京師,會稽李慈銘亟稱其材,曾謂“其七律足追蹤唐之東門、義山,而古體勝之”[2],又謂“今世詞家獨吾與子珍、雲門耳”[3]。樊增祥師事張、李二人,而詩境並不與相同,“論詩以清新博麗為主,工於隸事,巧於裁對”,“尤自負其豔體之作”。[4]

    樊氏“詩才雄捷,歡娛能工,不為愁苦之詞”。曾賦前後《彩雲曲》,鋪陳清末名妓賽金花風流故事,傳誦一時。“嘉興沈曾植讀之,以為的是香山,不只梅村”。其人“詩思迅疾,案頭常積竹紙百餘頁,每有省記,下筆數行,不數月又易本”[5],《光宣詩壇點將錄》謂其“生平以詩為茶飯,無日不作,無地不作”,並列為“馬軍五虎將之五”,以《水滸傳》中第十五條好漢“天立星雙槍將董平”喻之。[6]易宗夔《新世說》謂,“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為三宗”,其中樊增祥“吐語新穎,則其獨擅”,與王闓運、鄭孝胥各為三宗之首[7]。樊氏歿後,“遺詩三萬篇”[8],蔚為詩壇文豪。

    除作詩外,樊氏尤長於聽訟。時人記載其治獄實況云:

    每聽訟,千人聚觀,遇樸訥者,代白其意,適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辯以訟累人者,一經抉摘,洞中竅要,皆駭汗俯伏,不得盡其詞,乃從容判決,使人人快意而止。……於家庭釁嫌,鄉鄰爭鬥,及一切細故涉訟者,尤能指斥幽隱,反覆詳說,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撻其自取之咎,聽者駭服,以為炯察而得實。[9]

    其所治判牘,“以仲由折獄之長,雜以曼倩詼諧之筆,妙解人頤,爭相傳誦”[10],“每一批詞掛發,吏民傳寫殆遍”[11]。李慈銘曾謂,樊山公牘“別是人間一種文字,可與入官者作前馬”,沈曾植亦云“古今政書雖夥,求其切情入理、雅俗共喻者蓋尟”,而樊氏之判為“獨有心得”。[12]樊氏之治獄風格及所治判牘,在當時影響廣泛。據其自述,“宰渭南六年,嘗裒其公牘批判付諸剞劂,已數千部流布人間矣”[13]。及至民國四年(1915)法政學社再行刊印《樊山判牘》,認為樊氏“引經斷獄,案無留牘,往往與文明法律互相發明”,“際司法獨立改良裁判之時,法學人才亟待養成,倘能循茲途轍,實地研究,則謂此編為法官樹之鵠焉可也”,並在該書扉頁標識“審判必需”四字。此外,《新編樊山批判精華》之“凡例”亦謂“樊樊山先生文章政事為當代泰斗,久為吾人所宗仰”。可見,共和肇造,國體雖已變更,樊增祥的判牘文字在當時一部分國人中間仍然受到歡迎。

    總之,樊增祥在文章、政事兩個領域成就均十分顯著。其詩作別為一派,風格獨特,“效者甚多”[14],自然佔據近代文壇相當重要之一位置。其考中進士後,從政幾近三十年,雖然仕途並不顯達,最高位階僅一布政使而已,卻盡顯行政司法方面的優秀才能,深得輿論之認可,自又在清末政壇上具有典型的模範意義。綜其一生,似可用下面四句詩來概括:

    一代詩宗文豪客,卅年政事美譽多。

    樊山批判真名世,至今猶傳供研磨。

    二

    樊增祥一生著述甚豐,三萬首詩尚且不論,僅就判牘言之,亦堪稱“犖犖大觀”。其於光緒二十三(1897)年手自編訂《樊山批判》十四卷,“自序”中謂“服官十年,凡有訟牒,皆手自批答,先後殆以萬計”,應非虛語。身前身後,或經本人親自主持,或由他人編輯整理,《樊山公牘》、《樊山批判》、《樊山判牘》、《樊山政書》、《樊山批判公牘精華》之類版本眾多,數量巨大,皆為研究樊增祥生平思想之重要資料。

    如今在林林總總之中,我們選擇《樊山政書》進行點校整理,主要出於以下四點考慮。(1)該書收錄文牘種類較為齊全,不僅包括批語判詞(全書以批為主),更包括咨、詳、劄、牌示、章程等文移類別;不僅包括公牘檔,更包括諸如《秦中官報序》、《複趙紳元中書》、《書王令景峩試卷後》等政論性較強的文章,裨於我們全面瞭解清代臬藩二司的日常文牘類型。(2)《樊山政書》全書共二十卷,四十余萬字,與僅有三、四卷的《樊山公牘》、《樊山判牘》等書相比,收載內容較為豐富;雖然不如《樊山全集》那樣宏富,卻在司法行政事務上較為專門集中。(3)本書收載之公牘,起自辛丑(1901年),迄於庚戌(1910)[15],前後凡十年,這十年又恰好是清末政治法律變革最為顯著之時期。加之樊增祥堪為當時地方官僚之典型,因此,此書可以視為這十年間清朝地方司法行政之部分實錄。(4)任何歷史文本在研究中自有其長處,又自有其局限。清代刑部案牘匯錄,如《刑案匯覽》、《駁案彙編》、《刑部比照加減成案》諸書,歷來為研究者重視。然而,它們究屬於司法高層,一方面,能夠進入刑部視野的刑案畢竟有限,另一方面,這些刑案在司法程式上並不完整,前因後果兼而有之者較少,因此,並不能反映清代司法全局。本書收載樊增祥在秦中臬藩兩司及江甯藩司任內公牘,由於按察使、布政使所處的獨特位階,公務繁冗,或批復州縣文稟,或判決百姓訟案,或者申詳部院,或者訪查民隱,是以,此書作為研究清末基層政治法律歷史之難得史料,有助於開闊研究的視野。(5)此書自清末梓行以來,刻本大都藏之圖書館中,利用起來諸多不便;影印本收于叢書之中,一般研究者困于財力,難以置之案頭;價格較為實惠的點校本卻一直沒有。今天,我們將其點校出來,毫無圖利之心,惟略盡綿薄,求為相關研究提供和保存一部基本史料而已。

    面對某一具體史料,大抵閱者如法官判案,作者如案件之當事人。法官只有不帶成見,耳聰目明,從當事人的角度,設身處地,反復推敲,方能了然案情的真相。對於史料,閱者亦不應帶著“有色眼鏡”,只顧從史料中尋找那些與自己事先的想法相符的材料,而應該立足於當時的社會思想背景、個人的立場角度,做較為全面客觀的分析,判斷作者的真意所在。對於樊增祥及本書所呈現的社會法律內容,筆者亦主張從“社會轉型”的宏觀角度給以同情的理解。通觀全書,在清末社會變革最為劇烈的十年,樊增祥的思想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其一,對變法之態度。樊增祥從根本上並不反對變法,只是更加主張普及教育、思想啟蒙,在循序漸進中尋找一條適合中國“民俗風情”的道路。例如,對於制定憲法,他自言道:“鄙意非不主變法也,惟凡事須循序漸進,為政亦因時因地而各制其宜,未有不問士民之品第何如而遽以西法概中人,且以一成不易不法概施於二十一行省,萬有不齊之人者,必欲行之,必在教育普及,民智大開以後。……吾非不以憲法為是,特以時未至而強為之,猶飯未熟而加餐,必為臟腑之患。”[16]

    其二,對中西法律之態度。樊增祥憑藉司法行政近三十之經驗,不僅深諳中國舊律之長處,亦曉然中國之民情風俗,認為中國舊律不可盡廢,外國法政未必盡學。其謂:“今日雖力行新政,中國之民猶是舊日之民也。性情風俗迥異島人,蠢愚冥頑,未受教育。若必盡改中國之法律,而以外國自治其民者治吾之民,是猶男穿女衣,俗戴僧帽,吾未見其有合也。法政誠不可不學,中律亦不可盡棄”。[17]在雒南縣令呈交的《詞訟冊》上,他則批示道,“吾陝州縣中問案好手高出外國律師奚啻萬倍,固不必事事推遜,以為中不如西也”。[18]而在筆者看來,樊氏對於中國舊律的這種自信態度,實源於他對中國舊律之深刻瞭解。相反,當時乃至今日“事事推遜,以為中不如西”者,多半由於對中國舊律存在莫大隔閡,不能認識中國舊律精華之所在,非己是人。樊增祥非常鄙視這些妄自菲薄之人,他說,“人無論中西,種無論黃白,其資性未嘗不同,西人心力所到之處,謂華人必不能到,不必若是之自貶也。”[19]中華傳統法系積數千年演變發展之功,在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發揮不可磨滅的作用,身為華夏子孫,實不該出此菲薄妄斷之語。

    其三,對時局之態度。樊增祥面對世變之亟,他一方面痛心疾首于中學之淩替,力抵新學之弊端。其謂:“比來歐風醉人,中學淩替,更二十年,中文教習將借才於海外矣。吾華文字至美而亦至難,以故新學家舍此取彼。……是使當世無文章,而後世無史料也”[20]。又謂:“先聖先儒大抵責己不責人,務實不務名,愛國不愛身,計功不計利,今之謬論專責政府,指斥朝廷。及問客何能,則嘵然無具。所謂新學者獵皮毛而已,志富貴而已。不得富貴則怨望,怒駡而已。幸而富貴,則亦甘為人役而已。嗚呼!學新學者皆如是,何顏責政府哉?”[21]另一方面,他又感到無可奈何,曾經言道:“天下事所以不振者,盡壞於名存實亡四字。屬員以是敷衍上司,外吏以是敷衍京朝,官自辦新政以來,取民之財數倍往昔,而實事求是者寥寥無幾。……吾儕此時作官,惟有我盡我心,我行我法而已。”[22]斯時斯世,孤木難支大廈之將傾也!

    其四,對國家民族命運之理想。在當時,樊增祥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充滿了信心,其謂“風氣漸開,運會漸轉,百年內外,學益精而工益巧,天悔其禍,人竭其才,地呈其寶,必有馴致富強之一日,則中國漫漫長夜有時而旦矣”。[23]而在《送陝西高等學堂學生留學東洋序》一文中,樊增祥的寄語可謂“剴切沈痛”:

    諸生行矣,經旅順,眺大連,日露炮火所爭持,倏完而倏破者,皆吾地也。泊長崎,指馬關,甲午城下之盟,擲金二萬萬之處也。北望遼陽,戰血未幹,遺骸滿目,我太祖太宗發祥之所也。西望故鄉,五年以前兩宮蒙塵所巡幸也。西南望中華,全國風潮洶湧,海氣蔽天,吾黃帝堯舜億萬萬子孫所僑寄而托命者也。諸生勉之哉!……我不若人,惟當自奮,不當自餒,即稍能趨步,人益當自勉,不當自足。日置吾身於薪膽之中,而預懸人格于歐美之上,積憤求通,增高繼長,以吾華人之聰明,棄其疇昔無用之學。而人人求為有用之材,何實業之不成,何國恥之不振?[24]

    山河破碎,國難日深,凡是中華血性男兒,讀之能不動容?總之,樊增祥在本書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是複雜的,感情是豐富的。其思想感情的因數並不僅僅體現在上述這些篇什當中,而是貫穿全書的一個主線,在諸多文字中皆有表露。在一些人看來,這些文字或許是進步,或許是保守,或許是充滿激情,或許是冷眼旁觀,類似的價值判斷其實都不重要,因為它們是在那個特殊的轉折年代一個具有相當人文與社會關懷、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所做出的正常反應。是以,我們對於書中的文字應該儘量站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對於當事人——樊增祥及其所代表的“舊式”司法行政的技巧、理念作設身處地的考量,而不是輕率地以今非古,橫加指責。

    三

    本書之點校及出版,主要功勞應歸於臺灣那思陸教授。一年半前,那教授有感于一般法史學者史料利用之局限,提出將本書進行點校出版,以廣研讀。如今,本書終於付梓,我們願將其視為兩岸學術合作的又一新成果。成果雖微,寄意實殷。兩載合作,枝葉關情。

    對此嘉惠士林之舉,家紅欣然從命,主持聯絡。林達豐、韓濤二君亦參與其中,著有勞績。我們雖然盡力,錯訛誠所難免,希望海內外諸君多多指教,以便修正。

    點校完成後,家紅又承那教授之雅命,將樊增祥及本書的若干情況加以介紹,於是寫了上面一些文字。雖黽勉為之,每每感覺詞不達意,聊作答卷而已。

    最後,感謝中華書局,不仅使本書有機會出版,並為本書增色不少。

    孫家紅

    2006年11月於北京大學二十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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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易宗夔:《新世說》文學,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2] 李慈銘:《題雲門吾弟<十鞬齋詩集>》,《樊山集》卷首,光緒十九年刻本。

    [3] 樊增祥:《二家詞抄序》,《二家詞抄》卷首,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4] 高拜石:《<光宣詩壇點將錄>校注》十四,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5]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五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6] 高拜石:《<光宣詩壇點將錄>校注》十四。

    [7] 易宗夔:《新世說》文學。

    [8] 邵鏡人:《同光風雲錄》十五,樊增祥,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9] 余誠格:《樊山集序》,《樊山集》卷首,光緒十九年刻本。

    [10] 法政學社:《樊山判牘序》,《樊山判牘》卷首,民國四年石印本。

    [11] 樊增祥:《樊山政書自序》,《樊山政書》卷首,宣統二年刊本。

    [12] 樊增祥:《樊山批判自序》,《樊山批判》卷首,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13] 樊增祥:《樊山政書自序》,《樊山政書》卷首。

    [14] 易宗夔:《新世說》文學。

    [15] 樊增祥:《樊山政書自序》,《樊山政書》卷首。

    [16] 樊增祥:《批涇陽縣蔡令寶善稟》,《樊山政書》卷十八。

    [17] 樊增祥:《批揀選和縣馬象雍等稟》,《樊山政書》卷二十。

    [18] 樊增祥:《批雒南縣丁令詞訟冊》,《樊山政書》卷二十。

    [19] 樊增祥:《書王令景峩試卷後》,《樊山政書》卷十。

    [20] 樊增祥:《批署高郵州學王正同德世職王偉忠稟》,《樊山政書》卷二十。

    [21] 樊增祥:《送陝西高等學堂學生留學東洋序》,《樊山政書》卷十四。

    [22] 樊增祥:《批淮安府稟》,《樊山政書》卷二十。

    [23] 樊增祥:《書王令景峩試卷後》,《樊山政書》卷十。

    [24] 樊增祥:《送陝西高等學堂學生留學東洋序》,《樊山政書》卷十四。

    注:樊增祥:《樊山政书》(那思陆、孙家红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3月出版。

    来源:http://blog.sina.com.cn/u/4b862b3e010008t1
孙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