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理 解 民 主
理 解 民 主
    内容提要: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模式,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等均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之后,从某些方面对“民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按照民主的宪法表述,“民主”理想包含以下三层基本涵义:人民主权原则,完善的选举制度和健全的法律秩序。在这三层涵义下,表达自由和知情权是民主理想的基础。而认为市场经济是民主基础的观点是一种误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密切。
    关键词: 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主权 合法性 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一
    建国以来,尽管人们对“民主”的具体理解一直在变化,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的地位,却并未曾受到多大动摇。与“法治”、“市场经济”等相比,至少在语词上,“民主”得到了更多的恩惠。不过,关键性的问题也许正在于对“民主”的理解,关于“民主是什么”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民主实践的实际效果。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结束后,民主理想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得到重新阐释。对这些阐释起到阶段性促进作用的,除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灾难性后果外,主要的因素还有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联、东欧巨变,1992年后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1996年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被逐步写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苏联、东欧的巨变,至少引致了我们对“居安思危”的共识,而西方不少学者将其视为西方式“自由主义民主”理想的大凯旋,[1]更让我们在对其驳斥之余加剧了心理的危机意识。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至少在学者那里提供了一种便利,即通过对“计划经济”某些方面的清算,重新阐释“民主”理想。“法治”一直就被认为是与民主密不可分的,因而,当法治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或者,当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初步完成后,民主理想再次获得重新阐释的机遇。所有这些,与其说为重新阐释民主理想提供了可能性,不如说提供了必要性。
    对“民主”理想的重新阐释有一个较好的起点,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用宪法语言来表述,“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一般性地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 根据这种表述,“民主”无疑首先意味着“人民主权”,还意味着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套完善的选举制度,以及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健全的法律秩序,即法治。[3]
    二
    关于“人民主权”原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洛克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借助于洛克的“社会契约”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权力合法性的源泉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君主、贵族集团或任何其他团体;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 [4]尽管卢梭视 “人民主权”为“公意”的观点为后人对他的批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5] 但与“合法性”相联系的“人民主权”概念却为近代以来的“民主”理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我国对“人民主权”的理解主要来自马克思,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从卢梭的学说中获得了灵感。[6]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说:“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7]
    将“合法性”与“人民主权”并进而与“民主”相联系,实际上是为人民主权和民主提供了一种检测标准。“合法性”概念存在于支配—服从关系中,它所强调的是对支配的接受或服从的特定基础。对此,戴维•赫尔德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启示。他说:我们之所以接受或服从,是因为:1.对某些事别无选择(服从命令或者强制);2.对现有的政治环境基本或完全没有考虑,而按照惯例行事(传统);3.对选择不胜其烦(冷漠);4.虽然不喜欢某种状态(它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更不是理想的状态),但是不能想象有什么实际不同的状况,从而接受命运的安排(实用主义的服从);5.对事物的现状不满,但是为了确保其他目的,依然附和现状;而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从长远来看对自己有利(工具性的接受,或者有条件的同意);6.就某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和可利用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对个人或某个集体的成员来说,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合适的”,是真正应该或者必须做的(规范性同意);7.它是一种理想状态——比如,对于全部情况都很了解,而且完全可以了解其他人的环境和要求——我们将同意去做(理想的规范性同意)。[8] 赫尔德认为,“合法性”这一术语只用于第6和第7种情况,第5种情况最多可以解释为较弱形式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人们之所以遵守和服从统治和法律,是因为他们的确认为统治和法律是正确的并值得尊敬;合法的政治秩序就是被国民规范性认可的秩序。[1] 赫尔德的这些观点并非完全可取,因为这一过于理想化的标准基本上否定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民主实践方式。[10] 不过,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即对“人民主权”或者说“民主”的落实贯彻来说,赫尔德所说的“合法性”可以作为一种奋斗目标。
    有一种比较简便的办法可以帮助获得赫尔德所说的“合法性”,这就是建立一套完善的选举制度。[11] 如果卢梭所主张的“只有人民才有立法权”,可以在现代社会实际操作的话,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但是,孟德斯鸠早就聪明地指出,“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所不能做的事。”[12]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则从实际政治过程中发现,“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13]
    从确保恩格斯所要达到的目的出发,一套完善的选举制度至少必须满足:1.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对选举权的剥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2.至少是所有公职的领导人员都通过选举产生,所有选举都实行实质上的差额选举;3.选举人了解所有候选人必要情况的权利除因选举人自己放弃外能够得到实现;4.选举公开,选举不被强制地进行;5.选举人在选举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撤换由选举而任职的人;6.选举依照能够保障前五项目的实现的法律进行。当然,这里的六个条件并没有涉及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问题,也没有涉及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如何保障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对于前者,笔者目前还看不出合理地划分直接与间接范围的基础,因而不打算在这里讨论;[14] 对于后者,下述与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有关的讨论中将有所涉及。
    卢梭之所以主张“只有人民才有立法权”,可能是因为对代表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人民的意志保持一致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没有比代表制度更好的办法,那就只能希望通过约束代表来尽量减低代表背离人民意志的可能性。一个首要的约束措施的原理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即区别“法治”与“立法”。“法律能够使那种实质上是专断的行动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部门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那个部门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是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15] 因此,法治需要限制立法的范围。当然这也是民主所需要的。从民主角度考虑,一是所选出的代表在行使其代表权利时也许不能与选民愿望保持一致,二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的选举留下了“少数人”问题,因而对立法来说,必须存在先于立法的各种原则,如立法程序的民主化原则,尤其是有关立法内容的否定性原则,比如立法不得违背对人权的保障、不得剥夺宪法性基本权利和自由等。[16] 但是,与此相反的一个方面又构成了同样重要的另一种约束措施,即必须创建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保障宪法所提的让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实现,特别是要使所有公职人员的活动在与法律的对照下进行。否则,就可以通过司法(这是第三种措施)或前面所提到的撤换制度(或者说政治责任制度,根据该制度,选民对不称职的公职人员可以随时撤换)实施补救。[17]
    三
    “人民当家作主”的上述三层涵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人民必须能够获得作出其决定的所有信息,[18] 而且有表达其意见的充分途径。“人民主权”原则中的“合法性”概念,明显地依赖于信息——“规范性同意”以“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而“理想的规范性同意”则要求“充分信息”;如果选举不仅仅是一种使政权合法化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真实的民主机制,选举就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流动基础上;立法要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就必须让人民有充分的表达自由;立法和法律的实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有知道立法和法律实施实际情况的权利,更有提议、批评和为法律的不公而诉讼的权利。从“人民当家作主”概念看,这一概念本身也当然地涵盖了信息的充分流动,因为如果没有它,人民如何能够“当家作主”呢?
    信息流动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是表达自由,一个是知情权——它们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我国宪法对这两者都作了肯定。对表达自由的规定是直接而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而对知情权的规定则需要借助于我们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批评和建议,以及申诉、控告和检举,都有个共同的前提,即知情,因而知情是当然权利。
    很多思想家都曾对表达自由和知情权作过精彩的论述。这里可以以马克思对“出版自由”的辩护为例:“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19] 然而,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的实现是民主化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在理论上,信息的流动是有成本的,但并非每个人都付得起这一成本,这就提供了付得起成本者对那些付不起的人支配与控制的机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专门保护人民的表达自由而设,然而,马克•犹道夫教授注意到:“政府在各个层面的膨胀为它与平民的联系增加了机会……科技也为政府的扩张作出了贡献,为政府干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为政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统治提供了工具。在那些最为重要的统治工具中,正是大众传媒提供了通往公民心理意识的直接途径……显而易见的危险是,政府的强制性说服将导致对公民以及他们作为最终决策者角色的不尊重,并且通过只传播那些使公民同意政府计划、政策和目标的信息,操纵他们。”[20] 的确,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信息流通最重要工具的大众传媒很容易为政府所操纵,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书报检查令”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以不同名目存在。而这正是今天的民主理论家们所要考虑的东西,因为这里“存在着种种危险,首先,政府的威信和地位将使它的言论在与私人讯息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其次,政府将不会批露它所独占的重要消息;最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向公民灌输它的观点,将导致公民失去自治的能力。”[21] 当然,没有必要把政府想象得如此险恶,很多时候它们恰恰可能是出于某种善意,就如同医生对垂危病人的病情加以隐瞒一样。不过,一个民主政府应该和人民信任它一样信任它的人民。
    可是相反的危险也同样存在。在私人利益占上风的社会里,操纵舆论的可能性不仅仅在政府那里存在,私人凭借其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的便利,一样可能操纵舆论。[22] 而且,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这里还可能会产生私人与政府的合谋。或者,即便没有合谋,而是彼此竞争,仍然难以指望因此达成充分信息的结果,而不会出现“沉默的大多数”局面。
    无论上述难题多么难以解决,有一点是重要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的实现是民主的基础,只要这一基础是脆弱的,民主就一定强大不了;而就目前来说,加固这一基础的努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还大有用武之地,难以解决并不代表最终不可能解决。
    四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的确为重新阐释“民主”理想提供了必要性,但是认为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却是一种误解。虽然两者在某些方面确实相关,但是在更多方面却“各走各的阳关道”,而且相关的方面也不都是正相关关系。
    如果能首先承认自己并不必定比马克思更聪明,这一看法就很容易理解。在西方传统中,马克思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最典型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两点:1.马克思敌视和怀疑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权力,而自由主义敌视和怀疑国家权力;2.马克思认为除非建立新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对经济实行计划指导,就不可能驱除经济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驱除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支配,而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作为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同活动的机制至关重要,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民主秩序的必要前提。[23] 马克思关于经济的最终决定性观点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但是无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都不影响他对经济权力的批判力。也许这样的说法比较保险:正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结合,提供了西方民主理论在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两面作战的强大武器。
    但是,下述方面不容否认:市场经济可以“促进人民的内部交往,拆除私人生活的樊篱,扩大公共生活领域”;[24] 市场的发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取消行政过分干预的要求,因而扩大自由的范围;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会带来经济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些都是民主所需要的。然而市场经济仍然不构成民主的基础,因为市场具有两面性。[25] 首先,由市场经济所促成的人们内部的交往,并不必然指向民主的方向。市场习惯于把人分成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尽管在市场中富人或强者非常可能沦落为穷人或弱者,但这是他们不希望的,而正是“不希望”,利用他们对现有资源的占有建设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环境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支付成本,这对于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的穷人或弱者来说非常不利,因为,由于富人或强者的控制,在诸如了解真实的信息、表达见解和实施联合之类的事情上,他们都要付出比富人或强者更大的成本。因此,单单由市场逻辑出发,民主最多以穷人或弱者的观望为限。其次,市场的发展既会提出取消行政过分干预的要求,也会相反,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手段,创造和利用不恰当的行政干预。私人利益总是有机会与权力合谋,在“自由竞争”这一“公共物品”上搭便车。最可怕的是,当合谋的范围扩展到对信息流动的操纵时,所有的不正当的干预都会最终以“合法”的面目表现出来。再次,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会带来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并不一定能够良性运行,市场随时随地都面临上述各种“诱惑”,市场也会“失效”。进一步说,发展可能不带来我们所期望的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的事实经常可以碰到:经济发展了,但生活水平下降了,因为发展的果实可以为少数人拥有。最后,有位评论家写道:“20世纪对民主并不特别有利,因为这个世纪首先为谋求发展以及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所支配……现代化作为一个外加的力量,往往促进权力集中于国家,而国家并不特别关心它的代表性;它更关心的是它是否有能力——往往采取强迫方式——改造自己那个限于贫困、既无进取精神又无技术的社会。这种强制性的现代化总是危及民主的。”[26] 也许这段话有点危言耸听,不过视市场经济为民主基础的人们可以由此而对他的观点更加谨慎。
    民主还在下述方面同市场经济无关:它不意味着比其他政府组织形式在经济上更有效率,也不意味着更有秩序、更意见一致;它将带来更加开放的社会和政体,但经济的更加开放却并不取决于它;[27] 它所需要的自由并不都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尤其是在政治权利方面。比较相关的是,如果没有制约,市场的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市场垄断从而走向自由的反面——在这里,民主(还有法治)充当着制约的途径。
    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既是相互促进的,又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它们的关系并不像我们乍看上去那样密切。
    五
    总之,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模式,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等均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之后,从某些方面对“民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本文进行尝试的起点,是曾经一直在我国占据主流的“人民当家作主”观念。按照宪法对这一观念的表述,本文认为“民主”理想包括了以下三层基本涵义:
    1. 人民主权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原则中蕴涵的“合法性”概念;
    2. 完善的选举制度,其中有六个条件需要得到满足;
    3. 完备的法律制度,其中重要的是要有对立法的限制性原则、依法行政和对立法与行政实施补救的司法与政治责任制度(选民撤换公职人员)。
    在这三层涵义下,本文认为表达自由和知情权是民主理想的基础。但是在讨论中可以看到,这一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受到来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两面夹攻。
    本文还简单讨论了一种被误解为民主基础的东西,即市场经济。这部分讨论的重要性在于:一民主理想不仅需要对政治权力的滥用保持警惕,而且需要警惕经济权力的滥用,尤其在一个市场经济建设才起步的环境下,从一开始就提高对经济权力的警惕更加必要;二市场经济有其两面性,如果只看其中的一面,民主和市场都可能受到威胁。
    最后,本文没有讨论下述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关注全球化的学者们认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任何学术上(当然不是限于学术上)的争论都显然无法避开“全球化”这个幽灵;[28] 而且,“全球化已经深深触及人的生活的许多领域和层面,成了每个人都能感知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29] 也许这是正确的。中国正跨在加入WTO的门槛上,中国也正在考虑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都必然会对民主理想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笔者还看不到所谓“世界主义民主”[30] 的可能性;虽然“全球化”正在改变着民族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功能,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很长时间内,民主都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全球化”趋势当然也会对民族国家内的民主产生影响,但同样无疑的是,决定民主的因素主要来自民族国家内部。
    二是在本文的讨论中,一直假设存在着民主所必要的公民意识。应该承认阿兰•图雷纳的这一认识是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意识未能扩张,未能从一个方面进入个人的切身利害与个人信念,又从另一个方面进入国家领域,民主就不会有立足之地。”[31] 而且,就我国情况而言,缺乏必要的公民意识也似乎正是民主化的最大障碍。[30] 不过对此,我们可以较方便地引用埃尔梅教授在一个与此相近的语境下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民主是政治行为的框架,同时也是个人能在其中学会自立的框架![33]
    (说明:本文是作者读研究生的政治课作业)
    
    
    注释:
    [1]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曾任美国国家政策规划部副部长的弗朗西斯•福山,他在“历史终结了吗?”、“答我的批评者”和“历史的终结和终结者”三篇论文中,阐明“历史就这样终结,即,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lton, 199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二条。
    [3]中共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界定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4]参阅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修订第二版,第一卷第六章。
    [5]博登海默就卢梭的这一观点评论说:“卢梭的理论极容易导向绝对的民主。……建立在公意的无限权力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包含着产生一种专制主义的危险。”见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持类似看法的还有罗素、(“……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工具去证实的。……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过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远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版,第225、243页)、本杰明•贡斯当(“整个社会拥有对社会成员的无限主权,这是不真实的……卢梭的错误使社会契约成为任何形式的专制政体最可怕的助手。”转引自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另可参阅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310-314页)。
    [6]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平等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决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2页。关于马克思思想与卢梭的关系,可以阅读上注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
    [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79页。
    [8]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9]同上,316页。
    [10]关于“合法性”的理解,更多学者仅仅强调“同意”、“承认”,这在上引赫尔德的书中可以看到,也可参阅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部分;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章;等等。
    [11]阿兰•图雷纳认为,苏联、东欧巨变后从“自由选举”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自由选择”——是我们今天无法绕开的起点。“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民主,唯一的检验方式是通过自由选举,看看自由的公民面临真正的选择时如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是否确如统治者所说,他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 见阿兰•图雷纳:“在当代,民主意味着什么?”(1992),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8页。
    [13]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4-335页。
    [14]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刘军宁、王焱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第五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公共论坛”。
    [1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页。
    [16]强调规范立法活动的原则,实质上是强调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现代法律是通过平等保障每个公民的自主性而取得合法性的,……”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秋季号。这里特别强调否定性原则,是为了更好保障“每个公民的自主性”。不过,本文作者的下述经历提出了一个难题:在我国《立法法》(草案)征求意见时,本人提议设立体现“立法不得剥夺宪法性基本权利和自由”原则的条款,但这一提议正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下被否决。
    [17]这里所谈的实际上是民主对法治的需要。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提出了法治的三项原则:1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
    [18]参阅Stephen L. Carter, Technology, Democrac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Consent, in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93, 1984, pp581-582。“除非人民能够得到作出其决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这样的权威(指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政府权威)就是不可实践的,至少不能很好地实践。”“如果人们的主要消息来源仅仅告知他们部分的事实,他们怎样进行治理呢?”
    [19]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4页。
    [20]Mark G. Yudof, When Government Speaks: Politics, Law, and Government Expression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6.
    [21]同上,156页。
    [22]参阅前注15 Stephen L. Carter文。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充分信息的希望寄托在Internet的普及上,但是我们不可以太乐观,因为无论Internet发展多快,肯定有绝大部分人——而且恰恰是社会底层——不可能有利用它,而且即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Internet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信息充分也还是问题。
    [23]戴维•赫尔德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他称为“发展型共和主义”的三种民主模式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比较。见赫尔德前引书,第386-387页。
    [24]阿兰•图雷纳前引文,第21页。
    [25]西方学术界对市场历来就有争论(马克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最近出版的两本译文集可以作为对此了解的简便读本: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6]阿兰•图雷纳前引文,第21页。
    [27]见施米特、卡尔:“民主是什么,不是真什么?”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37页。
    [28]参阅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中文文献,可以参阅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全球化与中国研究丛书”、“全球化论丛”以及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尤其是“导论”和第四章)等。
    [29]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0]赫尔德在他的《民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世界主义民主”概念,见该书第十章。
    [31]阿兰•图雷纳前引文,第21页。
    [32]季卫东先生最近在一篇题为“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对此作了回答。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八月号。
    [33]居伊•埃尔梅:“导论:民主的时代?”(1992),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