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理 解 民 主
理 解 民 主
    内容提要: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模式,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等均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之后,从某些方面对“民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按照民主的宪法表述,“民主”理想包含以下三层基本涵义:人民主权原则,完善的选举制度和健全的法律秩序。在这三层涵义下,表达自由和知情权是民主理想的基础。而认为市场经济是民主基础的观点是一种误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密切。
    关键词: 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主权 合法性 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一
    建国以来,尽管人们对“民主”的具体理解一直在变化,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的地位,却并未曾受到多大动摇。与“法治”、“市场经济”等相比,至少在语词上,“民主”得到了更多的恩惠。不过,关键性的问题也许正在于对“民主”的理解,关于“民主是什么”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民主实践的实际效果。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结束后,民主理想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得到重新阐释。对这些阐释起到阶段性促进作用的,除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灾难性后果外,主要的因素还有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联、东欧巨变,1992年后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1996年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被逐步写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苏联、东欧的巨变,至少引致了我们对“居安思危”的共识,而西方不少学者将其视为西方式“自由主义民主”理想的大凯旋,[1]更让我们在对其驳斥之余加剧了心理的危机意识。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至少在学者那里提供了一种便利,即通过对“计划经济”某些方面的清算,重新阐释“民主”理想。“法治”一直就被认为是与民主密不可分的,因而,当法治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或者,当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初步完成后,民主理想再次获得重新阐释的机遇。所有这些,与其说为重新阐释民主理想提供了可能性,不如说提供了必要性。
    对“民主”理想的重新阐释有一个较好的起点,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用宪法语言来表述,“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一般性地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 根据这种表述,“民主”无疑首先意味着“人民主权”,还意味着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套完善的选举制度,以及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健全的法律秩序,即法治。[3]
    二
    关于“人民主权”原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洛克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借助于洛克的“社会契约”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权力合法性的源泉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君主、贵族集团或任何其他团体;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 [4]尽管卢梭视 “人民主权”为“公意”的观点为后人对他的批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5] 但与“合法性”相联系的“人民主权”概念却为近代以来的“民主”理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我国对“人民主权”的理解主要来自马克思,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从卢梭的学说中获得了灵感。[6]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说:“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7]
    将“合法性”与“人民主权”并进而与“民主”相联系,实际上是为人民主权和民主提供了一种检测标准。“合法性”概念存在于支配—服从关系中,它所强调的是对支配的接受或服从的特定基础。对此,戴维•赫尔德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启示。他说:我们之所以接受或服从,是因为:1.对某些事别无选择(服从命令或者强制);2.对现有的政治环境基本或完全没有考虑,而按照惯例行事(传统);3.对选择不胜其烦(冷漠);4.虽然不喜欢某种状态(它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更不是理想的状态),但是不能想象有什么实际不同的状况,从而接受命运的安排(实用主义的服从);5.对事物的现状不满,但是为了确保其他目的,依然附和现状;而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从长远来看对自己有利(工具性的接受,或者有条件的同意);6.就某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和可利用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对个人或某个集体的成员来说,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合适的”,是真正应该或者必须做的(规范性同意);7.它是一种理想状态——比如,对于全部情况都很了解,而且完全可以了解其他人的环境和要求——我们将同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