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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政制构造原理榷论

摘要:古代帝国政制影响了中国历史二千余年,秦汉时期是此一古代政制之肇始与定型阶段。中国古代帝国政制的构造,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庞大工程,在秦皇汉武之间陷入许多疑难问题纠葛在一起的困局。面对由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及思想等多元因素激化而成的重大事件时,一些学者—政治家(scholar-statesmen)为帝王的政治决断提供了极具政治智慧的策略方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古代社会“士人”阶层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政治家的政治地位及影响力构成了古代政制构造的智识基础,而他们提出的改制策略及思想学说经过政治实践的检验,奠定了政制构造的基本原理。

关键词:政制构造 秦汉困局 儒法政治 士的作用


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古代政制,其定型始自秦汉,其功用完善于唐宋,其弊端显现于明清。本文据以展开探讨的核心期仍在这一中国古代政制之肇始与定型阶段。[1]一般认为,春秋战国系中国古代历史之一大变局,除“礼坏乐崩”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一种全新类型的政制之塑造提供了契机。秦始皇虽“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开启了统一大帝国背景下古代政制模式的创建与尝试,但古代政制模式的真正定型实完成于汉代。因此,钱穆先生说“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2],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否认秦在中国古代政制之创建与尝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政制定型化的过程中,既无经验可循,亦无理论、逻辑之指引,如果说,此一古代政制实在是社会之变迁、文化之积淀、情势之所趋、一时之权变(无论是群体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独断的尝试)等因素混合作用之结果,大体上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一、古代帝国早期的历史困局

在地域与政权组织空前的大帝国里,如何“永久地维持皇室的统治权力”,不仅是“[秦]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3],也是汉高祖仓促间无从应对而汉武帝继“文景之治”后仍在不断尝试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还是汉高祖即帝位之初,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局:新生政权及其稳定性受到内外诸多势力或因素的严酷威胁。面对如此危机,首要之举是找到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予以迅速化解。当然,假如仓促之间的选择只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就还需要在危机化解之后,继续在现实情势的基础上寻求更为稳定而有效的控制模式,即(1)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古代帝国直接而有效的控制。

接着,依据历史的逻辑与现实的形势,新生政权的执掌者总要面对来自原来的政治势力及其统治下社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挑战与质疑,从而不得不从思想或者观念上(2)为新生政权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并且,在论证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性及其对帝国的控制,又需要(3)创建或者编造一套适于时宜的理论或者学说,镇治原有政治势力的挑战,化解社会民众的质疑,推动并磨合帝国政权机构的运转。

然而,维持一个空前庞大的古代帝国秩序,除了强力的控制、思想与文化的统一之外,至少还需要解决两个此前从未面临过的问题,即(4)中央朝廷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5)如何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治国策略,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实现以及在实现过程中如何修正预选的治国策略。也只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才会使“实现帝国的有效控制”成为可能。同时,在认识、辩明上述诸问题并且尝试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仍然不得不认真对待“人”发挥的作用。

自公元前3世纪后期至公元前1世纪中期约170余年间,上述这些问题(尽管并未涵摄所有的主要问题)纠葛在一起,不断地使一个空前庞大的古代帝国陷入一个又一个的现实困境,在挑战古代帝王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决断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构造一个举世瞩目的古代政制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缘。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或许可以将“古代政制构造”作为一种认识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暗码,通过对这一暗码的解读,尝试分析并理解深埋在帝王将相的荒冢与浩如烟海的史册之间古代政制赖以建构的社会基础及其基本原理。

二、古代政制的构造及修正

上述罗列的问题——附加上其他未提及的问题[4]——纠葛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帝国早期(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面临的历史困局,而这一时期作为统治集团核心的帝王将相,又将如何在政治实践中面对与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一步又一步地完成对古代政制模式的选择、构造与修正。

(一)通过强力的控制

无论是秦始皇嬴政,还是汉高祖刘邦,在亲掌政权或者即皇帝位之时,均是在经过连年兵革战乱后而求其内政之宁息,因此,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政局或者帝国秩序的完全控制,秦始皇与汉高祖都不得不采取尽可能直接而有效的策略与措施。具体而言,(1)禁止民间私藏兵器,“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避免或压制地方反抗;(2)在全国范围内“治驰道”,以迅速掌握各地信息,及时处理地方事务;(3)略取边地,修筑长城、亭障等军事要塞,以防御或者驱逐匈奴、戎胡之人;(4)严刑峻罚,强行甲兵,以防止或者镇压朝廷内外诸侯大臣的反叛。[5]史迹可鉴,显然,通过这些极具强制性的武力措施,秦汉初期的统治者——至少在当时——比较有效地实现对整个帝国的直接控制。

(二)“终始五德之传”

为了应对原来的政治势力及其统治下社会民众的挑战与质疑,秦代及汉代初期的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从思想观念上论证自身政权及其对帝国控制的正当性。鉴于此,公元前221年,天下初定之际,秦王嬴政便以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为由,下令丞相、御史、诸博士及群臣“议帝号”,百官议定帝号为“泰皇”,嬴政更为“皇帝”,自称“始皇帝”,甚至希望“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6]

在“名正言顺”之后,秦始皇开始选用齐国士人“终始五德之传”的学说,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论证“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然后合五德之数”。为了进一步论证秦政权的正当性,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紧接着,又先后在之罘、琅邪、碣石、云梦、会稽等地祭祀虞舜、大禹,并“立石刻,颂秦德”。[7]

及至汉代,据《汉书》载“高祖斩白蛇”故事,借老妪之口称,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对此,应劭解释为,秦祠白帝,“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随后,沛县起兵之际,“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8]由此可见,汉初统治者也在尝试运用“终始五德之传”来论证其政权的正当性,正如班固赞语所言,“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9]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鲁人公孙臣与丞相张苍围绕“终始五德之传”展开辩驳。公孙臣上书陈请“终始传五德事”,声称“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因而建议“当改正朔服色制度”;而丞相张苍却“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表示反对。次年,“黄龙见成纪”,应验了公孙臣之说,因而汉文帝“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下诏“亲郊祀上帝诸神”。[10]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初帝王,均不约而同地借用了“终始五德之传”来论证自身政权及其对帝国控制的正当性,在社会心理层面迅速赢得了较为普遍的社会信任,或者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民众的怀疑,达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三)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在依凭武力控制帝国秩序,借用“阴阳五行”与“封禅祭祀”证明自身政权的正当性之后,秦汉初期的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套完整而适于时宜的理论或学说,作为其控制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理。公元前213年,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围绕“封建”与“郡县”展开辩论,秦始皇令群臣商议,李斯趁机主张“焚书”,一方面,强调遵守和维系中央朝廷政令的权威;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事皆决于法”的政制构造。据《史记》记载,李斯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而建议“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1]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颁发“焚书令”。次年,因侯生、卢生等诽谤逃亡,秦始皇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扶苏(始皇长子)谏言“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不仅未予采纳,反而命扶苏随蒙恬戍守边郡。[12]至此,在李斯等人的努力下,法家思想全然高居庙堂之上,而儒家思想及其他诸子学说只得隐于民间。

西汉初期,高祖刘邦对先秦诸子学说既没有明显偏好,也从未想从中选取一种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然而,有些许吊诡的是,从个人的本性看,刘邦将“竖儒”挂在嘴边,明显对儒士有一种厌恶心理;但从治国的角度看,他又对儒家学者及其政治思想与政制方案另眼相待,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公元前195年,路经鲁国,竟“以大牢祠孔子”。[13]之后,虽然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14],汉武帝“乡儒术,招贤良”,甚至准备依据儒家思想建构古代政制,但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非簿五经”,因赵绾、王臧等儒者“欲议古立明堂”及“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而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案杀赵绾、王臧,以致“诸所兴为者皆废”。[15]从政制构造的主导思想看,这一时期大体上是黄老之术对儒家思想的压抑。

及至窦太后崩,汉武帝始发布征贤良文学诏,旨在察问“古今王事之体”,“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因而“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以致“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16]然而,武帝并不仅限于将贤良文学之士笼络于庙堂之上,以论证“古今王事之体”,而且还想方设法扭转自商鞅变法以来整个社会形成的功利的、无信无义的人际关系(从社会学角度看,普遍的人际关系正是整个社会构造的基础)。于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在听取有司奏议之后下诏,“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7],通过法律手段推行教化,强令官吏察举孝廉,以期移转民间风俗,为政权之巩固奠定相当的社会基础。

正是在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的背景下,据《汉书》记载,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1)“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故宜“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2)古代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因而设立大学、庠序,教化习俗;(3)“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4)“为人君者”当“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以达“王道”;(5)经“更化”以达“善治”;(6)王者当谨“承天意”、“明教化民”、“正法度”;(7)天子、大夫及“受禄之家”“不与民争业”;(8)“春秋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18]

由此观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不仅回答了汉武帝关于“古今王事之体”的察问,而且还为之草拟了一幅由“正心”、“任德”、“教化”、“均布”与“更化”构成的古代政制蓝图,而构造这一政制的前提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在“隆儒”的基础上,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对册”,“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9]

(四)“封建”与“郡县”之辩

在借“推终始五德之传”及“封禅祭祀”论证政权正当性的过程中,帝国统治者仍然要面对如何处理中央朝廷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公元前221年,秦丞相卫绾建议采用周制,立国封王,镇治地方。秦始皇下令群臣商议,多数大臣表示赞同。然而,廷尉李斯却提出异议: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20]

对于李斯的上述意见,秦始皇表示赞同,并明确指出,导致东周列国纷争的原因恰恰在于分封诸侯,而建立诸侯国势必再次引发战乱。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郡县,希望通过委派官吏和巡行郡县实现对整个帝国的控制与治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颂赞秦政以及始皇之威德,“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之威德”。[21]然而,博士齐人淳于越却亢意直言,接卫绾之踵,再次提出效法殷周封建之制:

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22]

对于周青臣与淳于越围绕“郡县”与“封建”而展开的驳难,秦始皇并没有简单地强制要求遵守先前推行郡县的法令,而是下令群臣商议。对此,丞相李斯重申了自己坚持推行郡县制的立场,并强调了遵守法令的意义: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23]

至汉代立国之初,摆在统治者面前的至少有两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及经验:殷周的封建制与秦的郡县制。然而,在汉初统治者(至少是汉高祖)看来,周行“封建”享祀八百年,秦行“郡县”历十五年而亡,如此偌大的一个历史教训,无论是刘邦,还是他的谋臣,似乎都不得不选择“封建”。于是,刘邦即帝位之初,不仅封了七个异姓的“诸侯王”,又先后封了一百三十多个“列侯”,实际上,这也是汉高祖的“权宜之计”,必竟“与天下同利”[24]是其早期获得并维系帝位的基础。此时,汉代“朝廷所须防备的只有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25]随后,异姓“诸侯王”逐渐被刘氏宗亲所替代,不仅实现了“王同姓以填天下”[26]的政制架构,而且还在“诸侯王”之间达成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27]的“白马之盟”。

在汉高祖的政制谋划中,经过血亲网络过滤而成的“家族封建”政制模式显然优于宗亲异姓杂封的“殷周封建”政制模式,然而,这也是从一介布衣突然位居庙堂之上的刘邦政治幼稚的表现,所以至死也未能看清楚,在一个庞大帝国的残酷政治现实面前,血缘纽带根本无力维系中央对地方诸侯王国的控制与约束,因而必须寻求其他更为稳定而有效的政制模式与制约方法。二十年后,身处江湖之远的贾谊敏锐地洞察到刘邦未能看清的这一问题,谏告汉文帝“患之兴自此起”,数次上疏力陈“封建之患”的根由,而且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28]贾谊提出解决“封建之患”的方案,概言之,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分化”政策。虽然汉文帝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部分实现了贾谊的方案,但始终未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以至于这一始终未能消解的矛盾终于激化成“七国之乱”。在这个矛盾从潜隐到爆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位与贾谊具有相当的政治洞察力,并且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制改革方案的人物,就是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晁错。

为了推行“削藩”政策,晁错向景帝上书力陈“封建之弊”,指出分封诸侯“分天下半”而“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根据晁错的建议,汉景帝先后下诏削楚之东海郡、吴之豫章郡及会稽郡、赵之河间郡以及胶西六县。于是,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起兵,以“清君侧”之名“发兵西向”。景帝先采纳袁盎之计,“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但吴王刘濞自封“东帝”,攻城掠地,拒不受诏。在绥靖无功之后,景帝发布诏书,列数吴楚诸王“倍德反义”、“为逆无道”、“重逆无道”等罪,遂派“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三月皆破”。[29]此后,汉武继续推行贾谊、晁错等人秉持的“分化”政策,强干弱枝,虽仍有分封王侯之事,但在诸多限制下,均已形同虚设,根本无力对抗中央朝廷,从而使地方治理之权事全部纳入郡县制度之内。因此,张荫麟先生将“七国之乱”称为“汉朝政制的大转机”[30],是不为过誉的。

(五)从“事皆决于法”至“德主刑辅”

自商鞅变法以降,秦以法家思想立国,至平定天下,“始定刑名,显陈旧章”,“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任用李斯,厉行法治,“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以至于“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及至秦二世,“遵用赵高,申法令”,“用法益刻深”。[31]然而,在厉行法治的过程中,却“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32]概言之,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秦选择了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并作最严厉之推行,从而在“专任刑罚”的基础上构造出了一个古代帝国政制模式。

尽管汉高祖初入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馀悉除去秦法”[33],但其后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34],实际上,从初步政制构造的角度讲,主张“汉承秦制”,是比较恰当的。此后,惠帝、高后之时,任用萧何、曹参为相,“以无为之法填安百姓”,以致“依食滋殖,刑罚用稀”。及至文帝即位,在反思“亡秦之政”的基础上,改革刑制,以“恺弟君子”、“为民父母”之意“化行天下”。[35]

汉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下诏,根据当时汉代律条所定,“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命廷尉与丞相商议修订律令,于是,廷尉信与丞相申屠嘉经商议后提出了一套由“计偿费,勿论”、“坐臧为盗”、“夺爵免官”以及“罚金”“没入所受[臧]”等阶梯式刑罚构成的吏治律令的修订方案。[36]然而,可惜的是,这一修订律令方案是否被采行,史书未有明确记载。然而,有史书明确记载的是,自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之后,汉景帝连续五年颁发诏令,要求吏民遵行法令,尤其强调依法治狱以及依法治吏的重要意义。[37]

至汉武帝时,无论是基于政治实践的现实需求,还是受到儒家学说的观念影响,开始将“百姓之未洽于教化”[38]作为政制构造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从而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运用先秦诸子学说——当然,主要是儒家思想——修正已经初具模型的古代政制。例如,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将军李广、公孙敖在抗击匈奴的战役中“失师而还”,武帝下诏称“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并行,非仁圣之心”,于是秉此“仁圣之心”而“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39]又如,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本“嘉唐虞则乐殷周,据旧以鉴新”之意,诏“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40]再如,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下诏“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41]显然,这些举措绝非单纯向世人宣扬皇恩浩荡或者“仁圣之心”,更重要的是,借儒家学者所倡导的殷周礼制之名变革或者修正秦及汉初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法家的法治主义政制模式。

三、“士”在古代政制构造中的地位及作用

在前述古代政制构造及其修正的过程中,显然,帝王在重大事件或困境中的政治决断与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影响或者促使帝王做出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政治决断的因素却是复杂而多元的,除了帝王自身的主观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与思考的问题,即面对重大事件或者困境时,究竟有哪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甚至决定着古代帝王的政治决断与选择,以及这些人在古代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思想传统、文化特征等。关于此一问题的回答,钱穆先生的观点——汉代政府是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并且“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的“士人政府”[42]——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路径。

(一)李斯及其对古代政制的初步建构

为实现对统一帝国的有效统治,秦始皇在平定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不乏在政制建构层面上的尝试与努力,在这一政制建构过程中,李斯既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据《史记》载,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少时,为郡小吏”,追随荀况“学帝王之术”,在分析战国形势之后,认为“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且“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故而选择辅佐秦王建功立业。随着为“天下一统”之“帝业”的谋划计策的铺展与实现,李斯逐渐受到秦王的重用,由郎而为长史,为客卿,为廷尉,及至平定天下后,官至丞相。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李斯借评议淳于越谏言效法殷周封建之机,建议禁私学、去诗书、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而颁发了“焚书令”。此外,在“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以及“巡狩,外攘四夷”等政制建构与帝国控制方面,李斯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3]

从楚国小吏跻身帝国公卿之列,李斯审时度势,运用“帝王之术”实践了个人建功立业的雄心。然而,秦始皇死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身居丞相位的李斯却与赵高合谋矫诏赐死扶苏,立胡亥为太子,即二世皇帝位。随后,秦二世采纳赵高的意见,“更为法律”,案杀群臣诸公子,以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此时,在政制构造的理念上,李斯虽然与赵高存在决然的分歧,但在政治的高压下,迫不得已上言“独制督责之术”,以“阿二世意,欲求容”,而朝廷“事皆决于赵高”。李斯又不甘数十年营造之功亏一篑,尝作最后一搏,“上书言赵高之短”,却被赵高诬以“谋反”之名,“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44]

(二)贾谊及其关于古代政制的理想与阐释

经历秦末战乱之后,汉初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天下和洽,但同时,汉家王朝也面临着四伏的危机。无论是为了避免重蹈亡秦之覆辙,还是为了实现刘氏政权对帝国的有效控制,汉文帝开始尝试逐步修正奠基于秦代而为汉代继承的古代政制。在此一社会与政治背景下,除了具体的制度变革之外,迫切需要有深刻洞察力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统治者指明潜伏的危机与症结所在,从而提供更具长远眼光的政制改革方案。这一重任,从历史上看,贾谊[45]足以堪当。

汉文帝时,河南郡守吴公曾经学事李斯(后者又与韩非一同师事荀况),因贾谊少时“能诵诗属书”且“通诸子百家之书”而“幸爱”之,由此或可推断,贾谊的政治思想与荀子的学说至少有共通之处,甚至一脉相承,因而明显有别于孔孟传统的儒学思想。例如,在分析汉初封建诸侯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时,贾谊明确指出,“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46]

贾谊以“通诸子百家之书”而被“召以为博士”,又因诸生能所不及而超迁至太中大夫。在诏议对策之时,贾谊“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7]虽然汉文帝未予直接采纳,却“议以为贾生[谊]任公卿之位”,因列侯周勃、灌婴、张相如及御史大夫冯敬等人构陷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疏离贾谊,適以为长沙王太傅。此后,汉文帝仍欲重用贾谊,然而,在封侯建国的问题上,两人产生巨大分歧,贾谊数次上疏谏言削藩,文帝不听,以致贾谊郁郁不得志而终。[48]尽管如此,但贾谊构造帝国政制的理念及策略却得到后世的沿袭与实践。

(三)晁错及其对古代政制构造理论的实践

与贾谊的“郁郁不得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同样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晁错[49],后者的政治生涯始终处在文景时期最激烈的政治旋涡中心。

身为太子家令时的晁错即已看到“封侯建国之弊”及“更定法令之需”,故而“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虽然文帝未予采纳,却因“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及至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经常与其商讨政事并采纳其建议,“法令多所更定”。随后,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因而与公卿列侯宗室之间产生极端的矛盾。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以诛错为名”起兵反叛,景帝在两难之间采信窦婴、袁盎的建议,“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50]

晁错早年“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后“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又“受《尚书》伏生所”,其中,“申商刑名”是以申不害、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伏生所讲《尚书》实为先秦儒家思想在齐鲁之间的流传,由此推断,晁错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或可兼备儒法两家之论。然而,晁错“为人陗直刻深”,虽然在对汉初“封建之弊”的判断上与贾谊同样是正确的,但在推行“削藩策”时,“更令三十章”,试图利用严刑峻法“侵削诸侯”,以致“诸侯皆喧哗疾晁错”。[51]结果,在更深层的政治斗争中,不幸沦为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博弈祭坛上的牺牲。至于晁错功过的评价,诚如谒者仆射邓公所言,“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52]

(四)董仲舒及其对古代政制的哲学构建

如前所述,在秦汉政制构造过程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绝大难题,即如何创建或者编造一套适于时宜的理论或者学说,既可镇治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又可化解社会民众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并磨合帝国政权机构的有效运转。无论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还是思想文化的积累,抑或政治现实的需求,总之,至汉武帝时,历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而能站在这个关节点上并且抓住了这个契机的人,就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意义特为重大”[53]的汉儒董仲舒[54]。

秦所初创的古代帝国政制,至汉武帝时,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了相当的问题与弊端,无论是实践者,还是思想者,在对现实的观察过程中也积累了相当的洞察与反思,并且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案。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等学说注入儒家思想之中,建构起了一个以“天”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希望能通过“更化”或者“改制”来修正既有政制之不足,从而将此前的“法家政治”转化成理想中的“儒家政治”。[55]

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言,相对于“秦政权缺乏社会基础”来说,至两汉时期,“中国真正地熔铸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一段熔铸的过程,不在汉初的郡国并建,不在武帝的权力膨胀,而在于昭、宣以后逐渐建立起政权的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恰恰是“士大夫在中央与地方都以选拔而参与其政治结构”。[56]然而,无论从“士人”阶层形成的渐进过程,还是秦汉帝国建构的政治实践来看,恰如前文所述,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时,具有独特政治哲学思想与治国理论的“士人”,已经开始在选择重大政治决策的历史时刻突显其重要意义,并且开始在古代帝国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作者简介:李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政府规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

[1] 亦可参见劳榦:“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载氏著《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页(“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汉,至今虽有若干受西方影响,但中国传统还是存在的。甚至于新的法律,其中还保有固有的法律精神,这仍是从秦汉沿袭而来”)。

[2] 钱穆:《国史大纲》(新校本)(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3]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4] 例如,古代帝国的财政与经济秩序问题、与周边少数族的军事与经济贸易关系问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或者影响着古代帝国政制的构造。

[5]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4-206、216页;以及《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321-331页。

[6]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1-203页。

[7]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7-222页。

[8] 参见《汉书?高帝纪》卷一,第5-7页。

[9] 《汉书?高帝纪》卷一,第59页。

[10] 参见《史记?孝文本纪》卷十,第363页。

[11]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17-218页。

[12]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20页。

[13] 《汉书?高帝纪》卷一,第56页。

[14] 《史记?孝文本纪》卷十,第366页。

[15] 参见《史记?孝武本纪》卷二,第382页;亦可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第2710页。

[16] 参见《史记?孝武本纪》卷二,第382页;《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15页;以及《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第2707、2709页。

[17] 《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19页。

[18] 《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第1901-1918页。

[19] 《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50页。

[20]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4页。

[21]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17页。

[22] 同上。

[23]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17页。

[24] 《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321页。

[25]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26] 《汉书?荆王刘贾传》卷三十五,第1481页。

[27] 《史记?吕太后本纪》卷九,第337页。

[28] 《新书》 “藩伤”、“藩彊”(卷一)、“五美”(卷二)诸篇,参见【汉】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页、第39-40页、第67-68页。亦可参见《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第1718-1719页。此处所引疏文即通常所称的《陈政事疏》,亦称《治安策》,是贾谊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品之一。

[29] 参见《史记?孝景本纪》卷十一,第372页,以及《史记?吴王濞列传》卷一百六,第2461-2473页。

[30]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31]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3-223、227、228页。

[32] 《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页。

[33] 《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307页。

[34] 《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页。

[35] 参见《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931页。

[36] 参见《汉书?景帝纪》卷五,第101页。

[37] 《汉书?景帝纪》卷五,第106-109页。

[38] 《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22页。

[39] 参见《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18页。

[40] 参见《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20页。

[41] 《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22页。

[42]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新校本)(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页;钱穆:“中国传统政治”,载氏著《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6页;亦可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页。

[43] 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第2231-2237页。

[44] 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第2238-2250页。

[45] 关于贾谊早年经历的简介,可参见《史记?贾谊传》卷八十四,第2192页。

[46] 《新书?制不定》卷二,第71页。

[47] 《史记?贾谊传》卷八十四,第2192页。

[48] 参见《史记?贾谊传》卷八十四,第2192、2201-2202页。

[49] 关于晁错早年经历的简介,可参见 《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399-2400页。

[50] 参见《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400-2401页;亦可参见《汉书?吴王刘濞传》卷三十五。

[51] 参见《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399-2401页。

[52] 《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401页。

[53] 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载氏著《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54] 关于董仲舒早年经历的简介,可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第2714-2715页。

[55] 参见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载氏著《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页。

[56] 参见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载氏著《求古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36、355页。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汉】班固:《汉书》,【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3.【汉】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4. 钱 穆:《国史大纲》(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5.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7.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8. 劳 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9. 许倬云:《求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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