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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清国的双刃剑

1990年代,北京大学[微博]教授李贵连应邀到日本访问研究,不仅带回了国内少见的《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即“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速成科特集”(以下简称《史科特集》),更对《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史料作了详细考察。2010年2月,李贵连再次应邀访日,其间,获赠全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的电子文档,并允在中国出版,以广之于众,嘉惠学林。

近日,执中国近代法政教材之牛耳的《法政速成学科讲义录》(11卷)历经三年多的校订、编辑,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微博]出版社出版。9月20日,该书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法学、历史等领域的诸多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这部中国现代法政学术之渊薮的历史价值。而那段关于“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历史也成为学人们追寻、探讨的对象,对其的评说和思考于今仍有裨益。

法政速成科的创设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于1904年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设立了法政速成科。该科存在4年,对清末乃至近现代中国影响甚大。

从时间上看,“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下简称法政速成科)的创设、兴盛乃至停办,都发生于梅谦次郎任校长期内;并且,梅氏在该速成科的创办运作过程中,是一个极关键人物。但欲究明法政速成科的创办缘起,还要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905年1月9日)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呈给清朝最高当局的奏稿《出使日本国大臣兼游学总监督杨奏稿》开始。

颁布于1901年的变法谕旨脱胎于“庚子之役”,它粉碎了以往保守政客们所沉迷的制度优越感,不仅正式拉开清末法律改革的大幕,更为后续中国的宪政改革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闸门。杨枢在奏稿开篇即具引该旨,点出了法政速成科设立的宏观背景——即清末变法。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908年2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详细交代了当时国人渐趋政法之学的社会政治背景:甲午战败,士夫瞠目,乃讨论彼中立国之根柢,在乎政法,不在制造。变法变法之声,应时而起。中经庚子拳教之祸,外侮益亟,改革机动,则哄然大呼曰,必习政法,必习政法。而朝廷亦于其间谋教育,废科举,改法律,讲立宪,然有追步法治国之势。学人鉴此大势,相率东渡求学者,大都趋重法政一科。

据此可见,甲午中日之战给中国士大夫造成无比巨大的心理冲击,乃至经历“庚子之役”(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国难雪上加霜,痛定思痛,使以往对于政法之学的偏见渐渐消退,取而代之,便是一股“群趋东洋学法政”的热潮。

速成科之创设,具有清末变法修律的时代背景,或扩大言之,该速成科乃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律转型的大背景下,出于储备人才、亟求新知以挽救危亡,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

法政速成科的争议与骄人成绩

1904年5月7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正式开学授课,共有学员94名。然自法政速成科开办之初,围绕速成科的前途、效果,怀疑和争议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日本国内,自法政速成科开办以来,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很多,认为其有害无益,甚至有人认为法政大学之所以设立法政速成科,纯是贪图营利。批评之声甚嚣尘上,以致一贯对于世人毁誉褒贬不屑一顾的梅谦次郎,因为害怕伤及学校名誉,也无法坐视,特撰一文,从法政速成科之来历、目的、成绩三个方面加以详细解说,以图挽回舆论。

然而,该速成科第一班毕业的成绩,足可用“骄人”来形容。据梅谦次郎在毕业典礼上所言:“初不意试验之成绩,竟如此优异。此次全科受试验之总数,凡七十三名,其中落第者仅六名……诸子之试验,其成绩终如此,实非豫想所及,是实有意外之愉快。”

第一班开学时的94名学员,至毕业试验时共有73名;然在其中,仅有6名未能及格,通过率在90%以上。这样优异的试验成绩,实出意料之外,足令主事者梅谦次郎和杨枢等人感到欣慰。正因有如此成绩,在随后几期法政速成科的招生中,不断有新的学员加入,而且自费来学者比例亦不在少数。根据《史料特集》统计,及至最后一期(第五班)开办之时,学员人数达于顶峰,共有843名;综计五班学员,完成全部学业、通过试验者,计有一千余名(含特别试验、再试验合格者),规模蔚为壮观。

这种源源不断且规模庞大的学员队伍,既显示出法政速成科的独特魅力,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法政速成科在晚清社会中的空前影响。

这千余名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中涌现出太多杰出历史人物。其中,诸如清末某些省份的谘议局议长(如沈钧儒、蒲殿俊、梁善济、陈时夏)、法政学堂的监督(如夏同穌、熊范舆、彭守正、陈敬第、邵章)、资政院的议员(如罗杰、刘春霖、陶宝霖、易宗夔),或北洋政府的议院议长(如汤化龙)、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党魁(如汪精卫、胡汉民),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总长(如居正),或著名的学者教授(如张知本、程树德),乃至许多其他行业的杰出人士,名繁实不及备举。

放眼清末,众多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归国后,投身于政治、法律变革运动,凭藉其留学生身份,确实比那些单纯出身于本土之教育者获得了更多展露才情的机会。

如日中天时,黯然收场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906年3月13日)学部便已通电各省,要求各省在选派留日学生之时严格把关。从中可见,在清政府第二次考验游学毕业生前,甚至远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前,学部就已决定停止续派法政速成科学员了。

学部给出的两点理由冠冕堂皇:其一,学习速成科的人数太多,已经足够应付急需;其二,认为速成科所学不过是“普通知识”,并非“专门绝学”。既然是“普通知识”,就应该在国内学习养成,不必到海外寻求。然在这两点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清廷不乏其他一些考虑,或者说是顾虑。

大批量的法政速成科学员通过在日本的短暂学习,掌握了一些粗浅的法政专业知识,更为要紧的是,他们不仅在国外鼓动风潮,更向国内输入了立宪和革命两大主义。然而,不管是立宪,还是革命,这两种政治主张一旦在中国知识界开始流行,在社会上不断产生反响,对于清朝这个垂死的专制政权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在清廷看来,速成科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必要加以防范、规制,乃至停派学员,断其根本。

从1904年5月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正式开班,到1908年7月举行最后一班(第五班)的毕业典礼,前后不过4年稍多时间,竟能吸引数千留学生前往就学,正式毕业获得学历者达千余人,并能于归国后,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持续影响中国历史数十年,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海外留学史上一大奇事。

不论最终评价如何,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些法政速成科学员以有限的新学知识未必可以造就一个民主富强、和谐有序的新国家,但足以摧毁一个专制腐败、风雨飘摇的旧体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参订)

来源:《法人》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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