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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永久禁令

[内容摘要]专利侵权诉讼中,一旦认定侵权成立,法院是否可以拒绝颁发永久禁令?这是自美国eBay案判决以来,备受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相关司法实践,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的态度转变原因的考察,试图就中国专利审判中永久禁令的适用制度完善提出解决方案:(1)应逐步淡化管理专利工作部门行使“责令停止侵权”的权力;(2)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永久禁令适用的具体规范;(3)借鉴美国e-Bay案的审判精髓。

[关键词] 专利侵权 救济 永久禁令 停止侵权

禁令指的是“法院禁止当事人作特定行为或要求当事人作出特定行为的一项令状或命令”,旨在“阻止尚未发生之损害” 1,是英美法所特有的救济制度。禁令制度最早是在14世纪末英国衡平法院为弥补普通法院救济之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救济方式,“更多是针对侵权与侵犯知识产权方面,是这类别违反(违法行为)的‘首要救济’(primary remendy)” 2 。在专利侵权方面,“相对于金钱赔偿而言,对于专利权人来说,禁令救济通常是最有价值的救济方式。” 3,能为专利权人提供保持第一行动者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的机会。法官对于永久禁令的适用有比较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强加特别的和具有高度限制性的条件,或较少义务的条件”,也“可在后来随情况的变化而加以更改” 4 。大陆法系国家虽没有完全相同的“禁令”概念,但在各国的专利法律中亦有“停止侵权”或“禁止侵害”的类似表达5 (下文统称永久禁令),特别是在日本和德国,禁令被认为是“最普遍的专利侵权救济方式” 6 。自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达成,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实行“禁令”救济已成为WTO成员的普遍共识。当然,Trips中所规定的禁令制度与英美法中的“禁令”制度是有差别的。Trips 协议所规定的“禁令”主要是指各国司法当局对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所下达的“停止侵权”命令或做出“停止侵权”判决。而英美法中的禁令制度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7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专利侵权诉讼中永久禁令适用的相关问题。

专利侵权诉讼中,一旦认定侵权成立,法院是否可以在判决中拒绝颁发禁令呢?禁令适用与拒绝的构成要件如何?法院拒绝适用禁令需要法律明确的授权吗?等等……这些问题既是自美国最高法院于2006年5月做出eBay案判决以来在美国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专利侵权诉讼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专利审判中的永久禁令

(一)关于永久禁令的立法

事实上,在Trips协议达成之前,中国就已经将“停止侵权”作为一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了。“停止侵权”责任可以说是禁令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相当于英美法中的永久性禁令。根据现行中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之规定,“停止侵权”是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首要方式。它同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共同构成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形式8 。这也是中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做出“停止侵权”判决的基本依据。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中侵权纠纷的审判。

对于专利管理机关“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的权力,在中国制定专利法之初,就已经作了规定 9。中国专利法分别于1992年进行的第一次修订和于2000年进行的第二次修订对相关内容作了保留。唯一不同的是在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中,将原来的“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候,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10 变成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 11 。具体来看,这种条文上措词的变化,对于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停止侵权”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权限问题,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有权”和“可以”在法律效果上几乎等同。另外,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增加了责令停止侵权的条件,即“认定侵权成立的”,以及增加了“立即”二字。这些细微的变化表明了中国专利立法正往成熟阶段和规范化方向发展。2008年新修订《专利法》12 对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的相关规定未作改动。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的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永久禁令”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对于任何侵犯本协议所包含的知识产权的行为,各成员国的“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 13 。这里的“停止侵权”指的就是本文所谈的“永久禁令”。根据该条规定的两款内容,可以看出在T rips协议中 “‘确认权属的宣告’和‘给予适当补偿’是必须的,而‘禁令’却是可由国内法规制” 14 。这表明虽然Trips协议要求各WTO成员国要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供“永久禁令”的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完全强制型的,而是可以由各国的国内法进行比较灵活处理。由上可见,Trips协议关于永久禁令的规定与上述《民法通则》、《专利法》的相关内容相符,基本没有冲突。

综观上述中国关于就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而作的“停止侵权”立法,从条文的内容看,中国只是将“停止侵权”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之一,并不是唯一或必须的责任形式。从有关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职能看,“责令停止侵权”也不是一旦认定“专利侵权”,法院或专利行政机关就“应当”或“必须”“责令停止侵权”,而是仅仅很含蓄地规定了“有权”和“可以”。从这一分析可知,中国相关立法本身并没有将“专利侵权成立”与“停止侵权判决”完全等同。

(二)关于永久禁令的司法实践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很少注意这里的“有权”、“可以”与“应当”、“必须”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我国专利审判过程中,一旦法院认定侵权而专利又在有效期内,在专利权人提出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后,法院一般会判停止侵权。最高法院没有就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判令停止侵权做出司法解释,法院也极少做出不停止侵权的判决” 15 。我国专利审判过去几年的实践从事实上印证了这一基本看法。笔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编写的《知识产权审判案例要览》中发现,其中所收录“专利侵权纠纷”中被判决构成“专利侵权”的11个案例中,有10个判决将停止侵权(即永久性禁令)作为一审和终审判决的第一项予以判处。16 另,从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上最近公布(结案日期为自2008年5月至7月间)的一些“专利侵权诉讼”的判决书看,笔者根据网上公布裁判文书的新旧顺序,依次抽取了16份来自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并已确认“专利侵权成立”的判决书,发现这16份判决书均将“停止侵权”作为侵权人应承担的一项民事责任进行判处。17

由于没有具体分析上述案例中法院将“停止侵权”作为专利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一项民事责任的确切原因:比如审判法官是否认为一旦专利侵权成立,法院就应判处侵权人“停止侵权”,还是法官确实考虑了“停止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性之后做出的选择,我们就无法完全判定,中国法院过去几年的司法实践是否将“专利侵权的成立”作为“停止侵权”民事责任的充要条件。但将这些将近百分之百的“对于正在进行的侵害,首先是停止侵权(专利法第60条)” 18 的判决方式,我们或多或少地从中感受到“专利侵权成立”必然导致“停止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在这种现实面前,一些学者推断“在我们国家目前法律框架内,一旦专利侵权行为成立而且专利的有效性被确定以后,只要权利人诉讼请求中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法院必定会支持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19 “中国的司法适用禁令救济的操作是,一旦侵权成立,权利人就可以无条件的获得永久禁令救济” 20 。这些推断无疑是考察了中国这些年来的专利侵权审判实践之后得到的看法。即使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是从事一线审判的法官同样认为“禁令制度”是“为了迅速有效地给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防止侵权和制止进一步侵权的救济措施” 21 ,并且“禁令发生后,侵权行为人常慑于禁令的威力,常常会主动寻求和解或请求法院调解” 22 正是由于禁令所具有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威慑性后果,使得专利权人、社会普通公众乃至专利审判人员都将其作为一种最具普遍的专利维权手段。“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法律和相应的司法解释都明确将立即停止侵权规定为民事责任的形式之一,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也将停止侵权(即永久性禁令)作为一审和终审判决的第一项予以判处,并经申请可予以强制执行。” 23 从目前已公布的一些专利侵权案件的判决书看,中国法院也正是这样进行操作的。

(三)永久禁令实施中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永久禁令制度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即立法中的“一旦专利侵权成立,法院和专利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停止侵权”,在司法实践中变成了“一旦专利侵权成立,法院‘就’责令停止侵权”。“但是,2006年美国法院的几起专利案件判決说出了另一种声音。” 24 首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6年5月做出的eBay案判决,表明美国法院发布永久禁令作为专利侵权救济方式的条件明显开始更加严格。

美国最高法院对于专利侵权永久禁令态度的变化已经引起国内学者对于专利侵权诉讼,特别是有关技术标准的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停止侵权”民事责任的反思。为此,有学者呼吁“如果ICT技术标准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利益’”,“法院就不应适用或谨慎适用禁令” 25 。上述的呼吁直接反映了国内学者和专业人士对于目前中国普遍适用“责令停止侵权”作为专利侵权救济这一司法实践的担忧和反思。尽管新修订的专利法未对这一问题做出反应,但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普遍讨论和关注。

在进入这样的讨论之前,下列问题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即国内专利侵权审判普遍适用“责令停止侵权”的做法是由于立法不完善所致?还是属于纯粹的司法实务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对这两个问题的清楚回答,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目前永久禁令普遍适用问题的根本。而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美国专利侵权审判实践的考察。

二、美国专利审判中的永久禁令

设立专利制度的初衷之一就是为社会投资创新活动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机制,这是专利法对专利侵权行为规定金钱损害赔偿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于专利权人因侵权产品造成销售机会的丧失是很难通过金钱方面的赔偿得到弥补的。禁令救济对此则是一个重要的救济方式。最早将衡平法上的禁令救济制度引入专利诉讼,并对专利侵权确立禁令救济制度的是美国1819年的专利法。此前的专利权人能获得的司法救济只限于损害赔偿。26 美国专利法第283条是美国对专利诉讼中禁止令救济进行规定的基本条款:

“为阻止侵犯专利权所赋予的任何权利,根据公平的原则,法庭可以以自己认为合理的条件,下达禁令。”

在美国, 禁令是一种法院命令,在很多案件中,法院均可以发布禁令。在历史上,禁令救济被视为例外,而在现代诉讼中,当原告证实被告的行为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具有持续的危险或原告所能获得的损害赔偿不能有效地补救不法行为时,即向法院寻求禁令救济。一般来说,美国的民事诉讼禁令比较繁杂,有时所使用的英文名称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临时限制性命令(Temporary Restraining或 Interim Injunction),中间命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最后禁令(Final Prohibitory Injunction),以及一种形式特别复杂的称之为“机构命令”的禁令。 27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通常可以遇到的主要是前三种,法院判决或学术著作中一般称为: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ts)、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和终局禁令(也称永久禁令,Permanent Injunction)。28 临时禁令是原告在诉前为防止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申请法院下达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10天。法院无须开庭和通知被告就可做出,但原告须提供担保。初步禁令,也就是中间禁令,是原告在临时禁令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的,旨在诉讼期间维持双方当事人的现状,避免造成权利人更大的损失,直到法院做出最终判决。原告要获得初步禁令救济,必须证明原告的胜诉可能性很大和不发布禁令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终局禁令,也就是本文所称的永久禁令,是法院在判决后正式发布的禁令,是法院判决的组成部分,可以单独使用或与经济赔偿相结合,构成被告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前两种禁令实际上都只具有程序上的意义,是法院依法采取的诉讼保全措施。而永久禁令则能返还专利权人在剩余专利有效期内的排他性的市场地位。29 “在裁定侵权后,法庭一般就会颁布永久禁令” 30 ,禁止被告再次侵权。如果违反禁令,被告就会构成蔑视法庭。事实上,美国法院对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是否适用禁令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不断变化的。对永久禁令的适用态度,法院则相对显得一直比较一致。而2006年E-bay案,是这种相对一致的变化曲线中的一个突出的波峰。为说明的方便,我们下面将以E-bay案为分界点,对美国专利审判中永久禁令的适用问题进行考察。

(一)E-bay案前美国法院的态度

尽管禁令作为专利侵权的一种基本救济方式,但美国法院从来也没有认为禁令救济是一种完美的救济方式,而承认这种救济方式有其自身缺陷。首先,禁令无法实现对诉讼开始之前就已发生的侵权进行补偿;其次,禁令救济将增加很高的社会成本,如专利权人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等;再次,禁令可能导致侵权人全部丧失在实施侵权行为过程中的投资,如相关产品的生产线只能被废弃,而工人们将遭受失业的威胁等等。既然禁令救济是一种衡平法上的救济,那么法院在实施禁令救济时,就应该考虑专利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平衡。在专利以外的案件,申请方要证明胜诉的可能性和损害的不可补偿性,才能获得临时禁令的救济。

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建立之前,在专利诉讼中通常是很难获得临时禁令的。法院认为,既然专利权人能获得金钱补偿,就不应对被告采取临时禁令救济,而让社会公众在侵权被证明之前就遭受专利产品产量的减少,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法院要求专利权人必须证明专利权的有效性与侵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unquestionably)的。随后,CAFC发现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专利权人,因为专利诉讼通常持续进行多年,在此期间,侵权者可以对专利权人的商业实施阻碍,建立自己的客户信用,并在专利有效期届满后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它认为专利权人应得到与其他知识产权人相同的待遇,即临时禁令的授予要更为慷慨一些。然而1990年的Illinois Tool Works v. Grip-Pak, Inc. 案31 与Chrysler Motors Corp. v. Auto Body Panels案32 却显示了CAFC从上述立场上的撤退。它坚持不可补偿的假设是可反驳的,并重申了专利权人证明专利有效性的要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法院在颁发禁令中增加了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二是“法院对专利权有效性的怀疑态度” 33

CAFC在专利审判中对永久禁令的适用态度也同样有过类似的考虑。其在1988年的Bolaroid v. Zodak 案34 中,核准地区法院做出的侵权成立的判决时,就要求地区法院考虑对Zodak颁发的永久禁令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如数百名工人在Zodak的生产线上工作,Zodak已经投资了数千美元生产相机和胶卷,以及一旦胶卷停产,Zodak相机的购买者将无法使用相机等等。但CAFC在1989年的“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案中,对适用永久禁令的态度显得比较宽松。在该案中,地区法院否认了Richardson要求获得禁令救济的动议,而CAFC表示了不同的看法。CAFC认为“当侵权确立后,拒绝专利权人排除他人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就意味着违背了专利法所具有的财产规则”,因为专利的排他性权利即为财产概念的本质所在。“当侵权确定后,下达禁令是‘一般规则’general rule),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否定”。35 本案中的被告Suzuki没有提出这样的理由。“当涉及专利权的时候,一旦专利有效性确定和侵权成立就假定了不可补偿损害的发生。”这种假设部分是因为专利权的期限性,因为专利过期在诉讼中是不会被暂停的,并且时间的流逝就导致了不可救济的损害。为此,CAFC否定了地方法院拒绝禁令的做法,要求其做出恰当的禁令救济。CAFC在“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案中的态度,表明了其对专利权人利益的关切,特别是考虑到了如此漫长的诉讼时间对专利权人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其决定给予禁令救济的最重要的因素。它特别指出,Richardson所拥有的'332专利在不到四年后就到期了,而该项诉讼在八年前就开始了,地区法院在接下来的程序中还将花费数年时间。

(二)E-bay案后美国法院的态度

2006美国最高法院对eBay v. MercExchange 案做出了判决。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eBay是一家在线拍卖交易网站,MercExchange是一家拥有三项关于在线拍卖技术的公司。MercExchange发现eBay等三家公司涉嫌利用其专利技术,于2001年向弗吉尼亚东区法院起诉。地方法院认定专利有效并侵权成立,但根据传统的“四要素检测”(four-factors test),没有向eBay发布永久禁令。eBay和MercExchange均向CAFC提出上诉。CAFC根据一旦专利侵权和专利权的有效性成立即应下达禁令的“一般规则”,撤销了地方法院拒绝下达禁令的不当裁决。eBay最后向美国最高法院请求受理该案,最高法院于2006年5月15日做出一致判决:再次拒绝颁发禁令,判处eBay向MercExchange支付赔偿金3000万美元。2008年2月28日,eBay和MercExchange达成和解协议,eBay购买了涉案的三项专利。该案至此画上句号。36

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原告想要寻求永久禁令救济就必须满足四要素测试,即原告必须证明(1)已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2)法律上的救济,如金钱损害赔偿,无法充分补偿相关损害;(3)衡平法上的救济应考虑原告和被告的困难程度;(4)永久禁令的颁发不应危害公众利益。虽然地方法院也引用了传统的四要素测试,但采用了某种扩张的原则,不能因“原告许可其专利的意愿”和“没有实施专利的商业行为”就推断出专利持有人没有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正如地方法院错误地拒绝永久禁令一样,CAFC根据“一般规则”(一旦专利权有效并侵权成立即自动发布永久禁令)错误地授予了永久禁令。永久禁令只有在“非同寻常”的案件中,在非常特殊(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和极少(rare instances)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才应被拒绝。最高法院还谈到,尽管专利法宣布“专利权具有私人财产的属性”,包括拥有“排除他人制造、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相关发明的权利”,但权利的创设与侵害权利的救济条款明显不同,专利法规定专利权的获得和行使必须符合专利法的其他条款的规定,包括美国专利法第283条关于禁令救济的条款。而美国专利法明确规定,禁令的救济是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可以”授予。因此,禁令的颁发必须考虑“公平性”。最高法院强调,是否颁发禁令属于地方法院的衡平裁量权,对该案或其他源于专利法的争议,是否应当给予永久禁令不发表意见。当然,地方法院的这一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传统上衡平原则,专利纠纷与其他案件一样受此标准的约束。

美国法院在此后的一系列专利诉讼案件中,如2006年6月22日,CAFC在Abbott Labs v. Andrx Pharma案中撤销了一审法院的永久禁令救济,11月17日在PHG Tech v. St. John案中,撤销了一审法院的临时禁令救济。37 在Z4 Technologies Inc. v. Microsoft Corp.中,德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最终被微软说服法官否定了Z4 Technologies提出的永久禁令。38 在2007年2月结束的Alcatel-Lucent V. Microsoft的MP3专利诉讼中,法院同样拒绝向被Microsoft颁发永久禁令。有评论说,要是没有eBay案,或者Microsoft早在12个月之前就败诉的话,Alcatel-Lucent必将获得一个针对Microsoft的永久禁令。39

很明显,在一系列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拒绝授予永久禁令的救济,表明了美国法院在永久禁令适用态度方面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推动这种变化出现呢?

(三)适用永久禁令态度的变化与美国专利法最新修改动向

美国最高法院对E-bay案的判决对此后的一些专利诉讼产生冲击,尤其是那些持有专利的公司所提起的侵权诉讼。这些持有专利的公司有时被称为“专利钓手”(Patent Trolls),因为它们获得专利不是为了实施,而是为了反击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40 在这些案件中的原告原本希望通过几乎自动适用的永久禁令,作为法院判决后和解程序中,与被告进行谈判的重要筹码。典型的案例就是在NTP v. Research 案中,原告因此获得6120万美元的高额赔款。E-bay案的判决大大破坏了原告获得这种筹码的可能性。正是发现专利诉讼中,原告申请永久禁令动机的变化,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以传统的“四要素检测规则”结束了CAFA的“一般规则”,并突出地强调了适用永久禁令的公平性问题,特别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因为它是一种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

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永久禁令的适用态度,与美国专利法修改的最新动向直接相关。甚至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正是通过上述从eBay到Alcatel-Lucent V. Microsoft的一系列专利诉讼案件推动了美国的专利立法改革,这些案件的判决可以被“视为美国专利制度改革的风向标” 41 。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专利诉讼的判决推动了专利立法的改革,不如说是美国院外“游说集团”的利益较量促动着《专利改革法案(2007)》的诞生。专利侵权诉讼只是这条较量主线上的一条分支。2007年9月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专利改革法案(2007)》,这被认为是美国50年来最大规模的专利体制变革。从该法案的修改内容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专利的申请由“在先发明”原则(first-to-inventor)改为“在先申请”原则(first-inventor-to-file);(2)设置专利授予后的异议程序,在该程序中取消“专利有效推定”;(3)增加对专利诉讼管辖的限制;(4)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确定针对被侵权部分的损失而非整个产品进行损害赔偿:(5)恶意侵权的标准(willful infringement)提高等等。基于上述修改,美国专利司法审判将出现四大新动向:即禁令签发难度加大,判定专利具有“非显而易见性”的标准提高,提起专利无效诉讼的立案条件放宽以及新故意侵权规则减轻侵权人义务。42 这些新动向明显暗示了专利权保护的弱化,专利权人维权成本的增加以及专利侵权救济的减少。这些修改也就意味着一个被削弱的专利体系,以及美国司法界对专利权滥用的警惕。

该法案的通过和E-bay案的判决一样,使得美国明显出现两大阵营:来自计算机领域和电子科技领域的公司和团体的坚决支持,以及来自制药企业、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坚决反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这两部分企业对于专利权的依赖有所不同。由于与高新技术,特别是与电子相关的产业,其产品开发周期短,市场更新速度快,所涉专利技术数量繁多,容易涉嫌利用他人的专利技术。正在增长的专利诉讼数量和专利赔偿数额一直困扰着这些企业。“一个被削弱的专利体系,或者说一个使那些并不依赖于专利保护获得市场的企业受益的体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43 而另一部分企业,如生物科技,情况则完全相反。药品的开发周期很长,从开发到上市至少5-8年,投资成本的回收速度慢,而且专利对药品的销售至关重要。一个弱化的专利保护体系和不稳定的专利权,对他们来说就意味投资保障的弱化。正是由于上述的分歧,使得《专利改革法案(2007)》在参议院的批准过程更加艰难曲折。

尽管《专利改革法案(2007)》因2007年10月30日美国弗吉尼亚联邦法院下达的临时禁止令被延期44 ,但改革法案所透露的信息表明,美国正试图采取包括提高专利授权标准、改进法院对专利案件的审理标准等一系列手段来解决专利权过多过滥的问题,以促进创新、竞争与专利政策的适当平衡。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专利侵权审判中,正是以永久禁令的慎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采取直接干涉地方法院行使永久禁令的做法,相反,它强调最高法院对本案以及今后的专利纠纷案件适用禁令不发表任何意见,并明确指出是否准予禁令救济属于地方法院的衡平裁量权。只要禁令的救济符合传统上的衡平原则就行。由此可见,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永久禁令的适用态度是非常灵活的,用抽象的“公平”代替了僵化和固定的适用条件。而其所谓的“公平”就需要法院及时对诉讼中不断变化的利益较量进行及时把握。而这正是英美判例法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的法宝。

三、中国专利审判中永久禁令制度的完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专利审判活动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历数次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高潮。中国《专利法》的三次修订正是为了应对中国社会的这种不断变化的发展而进行的。专利审判活动同样也会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然而,就中国目前的关于适用“责令停止侵权”(永久禁令)的立法来看,无论是现行《民法通则》的规定,还是新修订的《专利法》(2008年修订)的规定,都是比较适中的。

至于一些学者此前曾提出,应在中国《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增加“法院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拒绝责令停止侵权”条款。笔者认为,实际上没有特别的必要。新修订的专利法也在事实上也未作改变。因为:(1)无论是“责令停止侵权”的判决还是“不责令停止侵权”的判决,对于法院而言,都同样是一种神圣的判决,应该根据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司法审判权限的范围内,做出最为合理的利益安排。既然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对于已认定的“侵权行为”,一旦被侵权人提出“停止侵权”的诉求,法院就必须支持。那么,法院就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决,做出认为最合理的判决,这在民事诉讼领域内历来就不是新鲜的事。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是多样化的,是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进行切实选择的。(2)至于近年来,法院在专利诉讼中对于“诉前禁令”和“停止侵权判决”的普遍支持,只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种惯性观念(侵权=颁发禁令)所致,并不是立法的问题,因而无需用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一旦运用立法的方式对“不停止侵权判决”的问题进行规定,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对“不消除妨碍”、“不排除危险”等等判决进行明确呢?这些判决似乎都存有其特殊性所在。(3)通过立法解决“不停止侵权判决”问题,还有可能使司法实践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法院可能出现对“不责令停止侵权判决”的偏爱。

那么,如何实践中完善对永久禁令的适用规范呢?笔者建议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应逐步淡化管理专利工作部门行使“责令停止侵权”的权力

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专利法》将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责令停止侵权”的权力分别授予法院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这里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下设的国家专利局以及地方一级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在中国内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历史过程中,知识产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行政管理机关直接执法与司法并行的‘双轨制’,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45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介入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直接颁发禁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这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选择。然而,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不断健全,以及行政管理机关直接执法弊端的日益凸现,国家已经逐步启动对这一机制的改革进程。当然,这一改革是与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各地专业执法队伍的组建和运行就是国家将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分离的一种尝试。在知识产权领域,2000年《专利法》的修订以及2001年《商标法》与《著作权法》的修订都反映了这样的趋势。46 然而,从现行法律的规定看,所有知识产权部门立法均为行政管理机关设定了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执法权。47 在专利执法领域,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和2008年修订《专利法》都同样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保留了“依当事人请求对侵犯专利权的纠纷加以处理”的权限,也包括下达禁令的权力。之所以作这些保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目前较为复杂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不是要立即取消,而是尚待加强,这是由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侵权状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以及国家的整体法律框架所决定的”。48 在思考管理专利工作部门就专利侵权下达禁令的权力是否取消的问题时,我们同样要考虑到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问题的特殊性,而不能从理论上根据理想状态来做简单的“是”或“否”的判断。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看,管理专利工作部门就专利侵权下达禁令的权限同整个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直接执法职能一样,在现阶段确有保留的必要,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必定是一个逐步淡出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分离,知识产权私权保护向司法救济过渡是未来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针对专利侵权行为下达禁令的权力也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1. 从国外知识产权机构的职能看,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均没有直接进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职能。

“根据相关人员到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实地考察,以及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利、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相关资料,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均没有直接行政执法职能”。49 上述国家与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职能与知识产权执法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看由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编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的其它部分论述。这里,特别要讨论一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针对进口与过境贸易中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私人厂商及其产品实施制裁的权力,其中包括下达禁令。

中国现行专利法授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针对专利侵权纠纷拥有“责令停止侵权”的权力这一规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ITC最早依据1930 年《美国关税法》((Tariff Act of 1930)第337条获得的,就“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下达禁令的权力。因此,“337 条款”又称“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Unfair practices in import trade)条款,是美国针对进口与过境贸易中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私人厂商及其产品实施制裁的专门法律规则。此后,该条款依次经历1974年贸易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关税与贸易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以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对其内容的修订,现已成为美国政府授权ITC在进口贸易方面直接针对私人侵犯其国内知识产权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单边措施的强有力的法律依据50 。根据该条款的相关内容51 , 一旦ITC根据相应的程序认定向美国进口的物品侵犯了一项有效的美国专利权或其他如版权、商标权、集成电路布图,就可以颁布排除令(Exclusion Order)或禁止令( CDO: Cease and Desist Order),也可以两者重叠使用,或者发布扣押和没收产品令, 以及罚款52 。其中排除令可分为普遍排除令(GEO: General Exclusion Order) 和有限排除令( LEO: Limited Exclusion Order)。即使在相关调查程序中,ITC也可以做出一些初步救济措施(preliminary relief),如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s) 和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s)。这些排除令和禁止令具有特定的针对对象和适用条件53 ,但从总体效果来看,则均具有排除侵权行为的意思。

虽然从法律效果看,ITC颁布的禁止令和中国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所做出的“责令停止侵权”命令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这是两种禁令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首先,ITC的禁令是出于维护美国公平的贸易秩序,针对在美国国内销售的进口产品侵犯美国厂商知识产权的问题。而中国管理专利工作部门的“责令停止侵权”命令则是针对一般的国内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其次,ITC是一个独立的准司法联邦机构,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商品案件拥有管辖权54 ,其根据程序所作的裁决具有司法效力。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如对最终判决及做出的法令不服,可以向美国联邦最高巡回法庭提起上诉。而中国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则是行政管理机关,尽管根据中国现行专利法(2000年修订和新修订的《专利法》(2008年修订)规定,可以介入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即使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做出了侵权或不侵权的认定,人民法院仍然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55 很明显,美国的ITC下达禁令是一种行政准司法机构的执法行为,而中国的管理专利工作部门所下达的禁令则是一种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直接执法行为。56 而“随着知识产权产权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在中国应当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角色,以民事救济为主、刑事救济为辅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最终发展方向。” 57 从目前的实践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侵权的案件,已经急剧下降。58 这表明“历史上所形成的‘行政与司法并重’的双轨制,正向司法的单轨制转化”。59 出现这种状况,既是由于TRIPS协议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司法裁决权的强化,也是由于专利管理机关只能判定侵权而无法认定损害赔偿的缘故。这种专利侵权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趋势,与国际上普遍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中国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承担的解决专利侵权纠纷的职责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其下达禁令的权力也将如此。

从美国337条款的制定看,实质上是WTO规则中未明确指明的美国涉外贸易救济法,事实上,中国同样也有类似条款。现行对外贸易法(2004修订)第五章就“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了专节规定。根据相关规定60 ,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的有关货物进口等措施。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这一条款的现实威力远远比不上美国的“337 条款”。

2.从管理专利工作部门最近三年参与专利侵权纠纷处理的实践看,这些专利侵权纠纷的请求人多以国内人员为主,涉外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所占比例较低,并多以撤诉和调解的方式结案,以处理决定方式结案的占少数。

根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数据61 ,2006年,中国各地方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及其他专利纠纷案件共1270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为1227件,其中有92件的请求人来自外国,占7.5%;有1050件请求人来自中国大陆,占85.6%;有79件的请求人来自中国香港,占6.4%;有6件请求人来自中国台湾,占0.5%。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07年专利统计年报》第(七)部分“专利行政执法状况”所列的“各地区侵权纠纷专利执法统计表”中的数据,2007年中国各地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为986件,结案733件,处理结案162件,调解结案232件,撤诉结案285件,驳回结案24件,以其他方式结案30件。 62受理的986件纠纷中,有881件的请求人来自中国,在结案的733件中,有660件的请求人来自中国。63 2007年各地知识产权局还受理其他纠纷27件,查出冒充专利行为681件,查出假冒他人专利行为32件。

另外,根据与上述同样渠道获得“2008年7月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数据”表,也显示出同样的结论。根据该统计,2008年7月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55起,其中54起的请求人来自中国大陆,1起案件的请求人来自美国。该月份结案55起,其中48起请求人来自中国大陆,5起的请求人来自日本,2起的请求人来自中国台湾地区。

各省知识产权系统受理的专利侵权案件的具体情况基本也具有上述特征,下表是江苏省知识产权系统2007年1月到2008年7月期间结案的专利侵权案件的具体情况。原始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的“江苏省专利执法数据统计(结案)”月表64

尽管资料有限,没能全部收集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有关专利侵权案件的受理和结案情况,但从上述数据基本也可以看出:(1)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占专利纠纷案件的90%以上,并且以行政处理方式结案的只占20%左右。这表明以行政保护的方式介入专利侵权纠纷的实际运作空间呈缩小的趋势。(2)知识产权系统受理 或结案的专利侵权纠纷的请求人90%以上来自中国大陆。这表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权利人很少采用通过行政处理的方式来解决专利侵权纠纷。

3. 从专利侵权纠纷解决的合理性来看,司法救济必将是最终的选择。

首先,专利侵权成立的前提是专利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所以专利侵权的认定必定掺杂耗时极长的专利无效程序。根据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于2008年6月审结一些专利案件的实际情况,仅专利无效程序所耗费的时间最少的至少为两年,长的达竟达八年之久。65 从实际来看,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认定“侵权行为成立”方面的现实空间是很有限的,因为大部分被控侵权人都会运用专利无效程序进行抗辩。其次,专利侵权纠纷往往涉及若干专利技术的判定、以及复杂的民事关系,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特别是地方一级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是否有能力胜任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专利侵权产品所涉的专利技术数量以及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程度将日益增加,美国E-Bay案以及随后的一系列与电子科技有关的案件都显示了这一点。这意味着,“责令停止侵权”命令的下达将越来越复杂,除了相关的专利权人和被控侵权人的利益外,更多的将涉及相关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赞成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在“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改革方向”研究项目中得到的结论:即“维护私权的行政执法,应当进一步淡化,直至取消”,“除了易于确认的盗版、商标和商号假冒等行为,行政机关不再受理其他的专利侵权、商标侵权、著作权侵权,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案件” 66。再次,从社会资源的分配来说,知识产权是私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特别是在专利侵权方面,所涉的利益基本是“私益”,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过多地运用公共资源介入专利这一私权的保护,不符合“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同时这样的介入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过重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压力和负担。

综上而言,尽管现行专利法(2000年修订)以及新专利法(2008修订)依然规定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具有认定是否侵权,并下达禁令的权力,并且这一权力在现阶段由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确有保留的必要,但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以保护私权为目的的行政执法必定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针对专利侵权行为下达禁令的权力将最终由司法机关统一进行行使。

(二)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永久禁令适用的具体规范

很多学者强调,鉴于中国是成文法国家的法律传统,关于专利诉讼中具体适用永久禁令的问题,应该出台一个统一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于这一规定的形式,最高法院出台的专门司法解释来具体规范是比较好的选择。首先,我们不必在专利法的条文中增加突兀的“可以拒绝下达禁令”的规定。如果增加这样的规定,会造成与现行专利法中“可以责令停止侵权”的不协调。其次,事实证明法院是否拒绝下达永久禁令只是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而非立法问题。再次,单就专利法中的一个条文依然是很抽象的,不能从根本上及时解决永久禁令适用的具体问题。这样的话,不如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更为合适,既比较及时又比较全面。

从内容方面来看,司法解释可以借鉴美国“四要素检测”的做法,即原告想要申请永久禁令,就必须证明:(1)原告已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2)法律上的救济,如金钱损害赔偿,无法充分补偿原告的相关损害;(3)平衡法上的救济应考虑原告和被告的困难程度;(4)永久禁令的颁发不应危害公众利益。尽管这里的“公共利益”无论经立法者或法官怎样的解释都将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在不同的产业中,专利权保护中的“公共利益”比重是不同的。比如,在专利存在几乎数以百计的电子产业与产品往往依赖一个覆盖面完整的专利的制药业相比,专利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界限决不会完全相同。

就对待永久禁令的态度而言,我们还是认为:一旦专利权有效并侵权行为成立,法院下达禁令是常态,拒绝下达禁令则是一种必须经被控侵权人申请的行为。

在证明责任方面,我们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如果原告要求下达永久禁令,则其应承担相关的证明责任;如果被告请求法院拒绝下达永久禁令,被告也应就此承担证明责任。这样的话,法院的裁判就可以获得比较充分的证据支持了。

(三)借鉴美国e-Bay案的审判精髓

如果比较一下中国现行专利法与美国专利法在禁令适用方面的规定,如果不包括专利行政机关授予禁令救济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两者的规定其实相差无几。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处理只能解释为双方审判机关对法律规定的不同理解。

美国法院从1989年“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案到2006年eBay v. MercExchange 案,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案件,在永久禁令适用解释方面的巨大突破,是十分值得各国关注的,特别中国的司法部门与跨国企业。这种突破实际上传递了一种信息:即美国法院对专利权的保护开始从关注专利权人本身的利益逐步转向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当然,这种转变是与美国专利诉讼案件的背景密切相关的。越来越多的专利持有人获得永久禁令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专利权的私人财产属性,而是作为获取更高许可费收入的筹码。而专利侵权行为的进行一般与相关产品的生产相伴,对专利侵权行为永久禁令的下达,可能遭受损失的不仅是侵权行为人(他的时间和资本投入的损失),还将涉及相关工人的失业以及相关产品消费者的利益。既然专利持有人的利益只要足够的金钱损害赔偿就可以得到弥补,那么法院就无需下达永久禁令,白白让社会增加更多的成本。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eBay v. MercExchange 案对于适用永久禁令所应遵循的“公平考虑”。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法院没有应原告请求下达永久禁令的案例。北京市王码电脑总公司诉中国东南技术贸易公司的“优化五笔字型编码法及其键盘”发明专利侵权案67 就是笔者看到的一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3年12月24日做出一审判决,在该判决中,该院并没有支持原告“立即停止一切对‘优化五笔字型’专利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而是根据当时汉字输入技术的发展情况判决被告支付一定的使用费,并要求被告如继续使用该项技术则应与原告协商,并支付合理的费用。虽然该判决因二审的改判,即确定侵权不成立,而没有生效。但这一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专利审判实践本身也并没有将专利法中的“可以”或“有权”,完全理解为“应当”或“必须”。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2日做出的(2001)闽知初字第4号判决则是在美国eBay案后,中国法院做出的一个不停止侵权的判决68 。本案原告是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告是日本富士化水工业株式会社和华阳电业有限公司。经审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两被告的专利侵权行为成立,判决日本富士化水株式会社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并赔偿损失。由于“华阳公司停止烟气脱硫设备的使用,将对当地经济和民生产生不良的效果”,“为平衡权利人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 69 ,法院没有支持晶源公司要求华阳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同时判决华阳公司按实际使用年限向晶源公司支付相应的使用费(每台机组每年24万元),至该专利权期限届满为止。由此可见,中国法院也开始意识到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适用永久禁令救济时,必须考虑“社会公众利益”在其中的分量。

无论是美国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强调的要遵循衡平原则理解“四要素检测”,还是中国法院在“晶源”案中所坚持的“社会公众利益”,都是法官们对于法律条文背后所蕴含的“公平”的理解和把握,是他们对法律条文精确阐释的结果。只有能精确阐释法律意义的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法律最好的宣示者。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和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编《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注:

1[美] 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贺卫方 刘茂林等译,《美国法律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2 杨良宜 杨大明:《禁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3 [美]Martin J. Adelman, Randall R. Rader, Essential Cases of U.S. Patent Law,(November 2007),PRIP Tokyo NPO for Promotion of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p.318.

4 [美]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著,张茂译《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5 [台]董安丹:《发明专利侵害及其民事救济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年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顺德研究员,第177-184页。

6赵梅生:《关于中法德日英美专利侵权救济的比较研究》,

http://www.cqipo.gov.cn/templet/default/ShowArticle.jsp?id=2528,2008年8月15日访问。

7 具体可以参看杨良宜、杨大明:《禁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通过)第134条。

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制定)第60条。

10 分别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制定)第6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2年修订)第60条。

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0年修订)第57条。

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订)第60条。

13 参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4年4月15日签订,1995年1月1日生效,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第44条。

14 郑胜利:《技术标准/专利池制度构建与永久禁令》,发表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于2008年7月14—15日举办的“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下文简称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100页。

15 闫文军:《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拒绝颁发禁令的有关问题》,发表于“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2008”,第181页。

16 程永顺主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编著《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200页。

17 这些判决的具体内容参看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http://ipr.chinacourt.org/index.php(2008年8月15日访问),包括(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51号,(2008)渝高法民终字第85号,(2008)陕民三终字第07号,(2008) 并民初字第142号,(2008)并民初字第147号,(2008)并民初字第168号,〔2008〕黑知终字第16号,(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7号,(2008)二中民初字第5837号,(2008)二中民初字第6624号,(2008)二中民初字第3840号,(2008)并民初字第146号,(2008)二中民初字第515号,[2008]沈中民四初字第78号,(2008)闽民终字第163号,(2008)浙民三终字第162号等判决书。

18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19 鲁灿,詹锐:《从e-Bay案看美国专利保护趋势——兼论我国专利 “停止侵权”责任方式》,原发表于《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9期,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7764, 2008年8月15日访问。

20张平、张小林、何怀文: 《ICT技术标准实施中的专利劫持与禁令适用》,发表于“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113页。

21吕国强:《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发表于蒋志培主编《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2007》,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尽管该文所谈的主要是诉前禁令制度,但从实施后果看,诉前禁令一旦实施不当,对被控侵权人和社会利益造成的恶性后果与永久禁令并无多大区别。

22吕国强:《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发表于蒋志培主编《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2007》,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23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于玉副庭长于2004年12月3日在东营中院举行的题为“如何做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提高司法服务能力”的第31期法官论坛上的讲话,http://www.longfenglawyer.com/news_view.asp?newsid=10267,2008年8月15日访问。

24 闫文军:《对美国专利审判新动向的思考》,原发表于《知识产权报》,http://big5.sipo.gov.cn/www/sipo2008/yl/2006/200804/t20080402_365744.html ,2008年8月15日访问。

25张平、张小林、何怀文:《ICT技术标准实施中的专利劫持与禁令适用》,发表于“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115页。

26闫文军:《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拒绝颁发禁令的有关问题》,发表于“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176页。

27杰弗里?C?哈泽德 米歇尔?塔鲁伊著,张茂译《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5页。

28 参见“美国的禁令救济制度”,http://szcid.com/law/topic_27899.htm,2008年10月2日访问;以及彭学龙:“美国商业秘密法中的禁令救济”,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1263009.2,2008年10月2日访问;以及http://en.wikipedia.org/wiki/Injunction,2008年10月3日访问。

29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 Roberta Rosenthal Kwall,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rademark, Copyright and Patent Law,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1996, p. 785.

30 刘燕萍编译《美国专利法》(英美法经典判例选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31 906 F. 2d 679 (Fed.cir. 1990).

32 908 F. 2d 951 (Fed.cir. 1990).

33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以及[美]Martin J. Adelman, Randall R. Rader, Essential Cases of U.S. Patent Law,(November 2007),PRIP Tokyo NPO for Promotion of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p.319.

34 案情参看Rochelle Cooper Dreyfuss, Roberta Rosenthal Kwall,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rademark, Copyright and Patent Law,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1996, p. 786-787.

35 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868 F.2d 1226,(Fed. Cir. 1989),http://www.altlaw.org/v1/cases/410925,2008年8月21日访问。

36 参看闫文军:《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拒绝颁发禁令的有关问题》,发表于“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176页。以及[美]Martin J. Adelman, Randall R. Rader, Essential Cases of U.S. Patent Law,(November 2007),PRIP Tokyo NPO for Promotion of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pp.324-326。

37 闫文军:《对美国专利审判新动向的思考》,http://big5.sipo.gov.cn/www/sipo2008/yl/2006/200804/t20080402_365744.html,2008年8月15日访问。

38 KRAMER LEVIN, Permanent Injunction Denied in Patent Case Where Alleged Injury is to the Licensee,Intellectual Property Alert,

http://www.kramerlevin.com/files/Publication/6fe8c270-4e56-406f-b1b0-12b7d227df01/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a4d1a357-460d-4444-92e6-1897e9168738/4336_Alert_Daniel_v3.pdf,2008年8月21日访问。

39Microsoft Likely to Dodge Injunction in MP3 Patent Dispute,Posted by Joe Wilcox on February 23, 2007 5:56 PM,

http://www.microsoft-watch.com/content/corporate/windows_dodges_injunction_in_mp3_patent_dispute.html,2008年8月21日访问。

40FENWICK & WEST LLP, eBay v. MercExchange:Supreme Court clarifies Tes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in Patent Cases,litigation Alert,

http://www.fenwick.com/docstore/Publications/Litigation/Litigation_Alert_05-15-06.pdf ,2008年8月21日访问。

41参见欧琳:“美国专利法最新修改动向”,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http://210.82.31.28:87/servlet/PagePreviewServlet?siteid=1&nodeid=221&articleid=1391688&type=1,2008年10月3日访问。

42参见裴宏:“美国专利司法审判出现四大新动向”,原自知识产权报,http://www.sipo.gov.cn/sipo2008/dtxx/gw/2007/200804/t20080401_353599.html。2008年10月4日访问。

43 程永顺 林俐:“美国50年来最大规模的专利体制变革”,原自知识产权报,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mtjj/2007/200804/t20080401_361476.html。2008年10月4日访问。

44 赵杰:“美国专利法的第六次修改”,http://www.linkpatent.com/html/qyzscq/qyyzl/20071225/415.html,2008年10月4日访问。

45 李顺德:《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思考》,发表于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2页。

46 同李顺德:《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思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152页。

47唐广良:《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28页。

48 管育鹰:《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相关问题探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81页。

49 同李顺德:《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思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126页。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职能与知识产权执法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看该书的其它部分论述。

52 韩立余等编著《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51http://www4.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19/usc_sec_19_00001337----000-.html,2008年10月4日访问。

52 同韩立余等编著《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第135-139页。

53 具体可参看徐家力:《从美国关税法337 条款谈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发表于《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5 年6 月, 总第一卷, 第1 期 (月刊),第17-22页。以及马卫华、宋睿:《美国《关税法》337 条款探析》,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5 月),第27 卷第3 期,第117-120页。

54同李顺德:《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思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129页。

5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1号)第25条。

56同李顺德:《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思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127-128页的论述。

57同管育鹰:《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体系相关问题探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98页。

58李明德著《知识产权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59 李明德:《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改革思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第200页。

6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修订),第29条。

61 详情参见http://www.lungtin.com/gb/view.php?id=117400933445。2008年10月28日访问。

62“各地知识产权局受理和结案的详细数据参看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07年专利统计年报》第207-212页。

63 参见“2007年 1-12 月全国知识产权局系统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数据”,这些统计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再2008年10于28日访问,由百度搜索获得。

64 http://www.jsip.gov.cn/NewsDetail.aspx?newsId=2146,2008年10月27日访问。由于没有得到2007年5月和6月的数据,表中也就没有显示。

65陈景川:《从司法实践看知识产权确权诉讼机制的问题及探索》,发表于“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68页。

6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明德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08年5月所作的报告《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改革方向》相关内容。

67 程永顺主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编著《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68参看闫文军:《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拒绝颁发禁令的有关问题》,发表于 “专利战略实施研讨会论文集2008”,第181页。

69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日本富士化水工业株式会社、华阳电业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http://ipr.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_sfws.php?id=20512,2008年8月2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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