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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法保障*
目次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三大社会问题

二、劳动就业的社会法保障

三、工资分配的社会法保障

四、社会风险的社会法应对

五、小结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一场重要经济的变革,同时还会引起相应的社会变革,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劳动就业问题、工资分配问题和社会风险防范问题。只有妥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才能保障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社会法作为直接回应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法律部门,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可以为以上三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保障,从而保证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社会法 保障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三大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1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也对此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中央还明确提出了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固然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包含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内容,而社会财富分配又与整个社会运行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离不开整个社会机制变迁的配合;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对经济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还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对整个社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应,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系统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尤为重要。

从社会的层面和角度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特别突出的社会问题2 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就业问题。劳动就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民生之本,是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保证劳动就业的充分。二是工资分配问题。工资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财富分配,同时也关系到劳动者及其及家属的基本生存权的保障,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妥善处理工资分配问题。三是社会风险防控问题。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变革,必然会引起相应的社会变革,带来新的社会风险,必须认真回应社会风险。这三个方面社会问题的解决,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以上各种社会问题,很有必要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从整体上来看,以上各种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之间的密切配合,但社会法的作用更加直接和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法在广义上是调整在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 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因而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从社会法的范围来看,社会法涵盖的主要领域,即劳动法、社会保障法,4 能够更加直接地回应以上三大社会问题。分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三大社会问题的社会法回应,不仅能够有利于以上问题的妥善解决,同时还可以推动社会法理论研究的深度,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拟从以上三大社会问题的社会法应对进行分析,探讨社会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作用。

二、劳动就业的社会法保障

劳动就业不仅是经济发展之本,同时也是民生之本,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劳动就业问题意义更加重大,深入研究劳动就业的社会法保障机制尤为必要。

2012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紧密结合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切实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以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人力资源为出发点,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就业质量,努力实现充分就业。"要实现以上目标,就必须充分重视社会法对劳动就业的保障作用,加强劳动就业法律制度建设。具体来讲,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劳动就业问题,社会法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法中有关就业促进、职业培训与反对就业歧视方面的立法,以扩大就业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提供有力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离不开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等各项条件,因此,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以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是经济发展方是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社会法中的《就业促进法》、《反就业歧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仅可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充分就业问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劳动就业领域中的不正当歧视现象,促进就业领域公平与公正的实现。近些年来,我国在就业促进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是随着2007年8月30日《就业促进法》的出台,政府对就业方面的促进义务有了明确规定。接下来除了要进一步充实《就业促进法》的内容之外,还要尽快通过《反就业歧视法》,以规范当前就业领域所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制定《反就业歧视法》,首先要明确界定就业歧视的概念,就业歧视范围的界定是《反就业歧视法》立法的逻辑起点。5 而学界恰恰在对于就业歧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争议,尤其是关于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和界定规则等问题,学界意见仍不统一。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不断推进,就业歧视的概念会进一步明晰,相关立法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此外,在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高校毕业生作为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力资源,其就业问题应当引起特别重视,需要在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

第二,社会法中有关劳动关系的立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平稳过渡提供必要的条件。劳动关系的和谐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公平、稳定、持续发展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社会法中的《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规范劳动就业领域中的劳动关系,不仅可以稳定劳动关系,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劳动关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劳动合同法》,6 随后国务院又在2008年9月18日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这些立法为我国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在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方面,我国的相关立法尚不健全,立法层次也有待于提高。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制定一部《集体劳动合同法》尤为必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立足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真正建立以劳资利益博弈为主要内容的"三方"协商对话机制,强化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政府职能,加强劳资争议处理中的各方联动,是实现劳资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7

第三,社会法中有关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立法,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顺利实现提供安全保障。社会法中的《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规范劳动安全卫生问题,不仅可以保障劳动者在就业领域的安全卫生问题,同时还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起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职业安全卫生问题越来越重要。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安全生产法》,这些法律与国务院发布的劳动安全卫生法规,以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劳动安全卫生的规章、标准,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劳动安全卫生法律制度体系。近些年来,我国矿难事故发生不断,有关职业病纠纷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不仅严重威胁到了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立法尤为必要。2011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职业病保护范围,加强了监管力度,理顺了监管机制,完善了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较之以前法律具有显著的进步。8 当前有关劳动安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安全生产法》的修改尤为迫切,也引起了社会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总体来看,修订《安全生产法》,主要应当从完善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强化生产经营单位责任、提高安全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细化隐患排查治理责任、统筹违法责任行为等方面着手。9

第四,社会法中有关劳动就业争议处理相关立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提供保障。社会法中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规范就业领域中的争议处理,不仅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劳资冲突的发生,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劳动争议的调解与仲裁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16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8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0年9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为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可以,就当前劳动就业领域中个别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建设来看,虽然仍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在整体框架上已经较为完整,而有关集体劳动争议的立法却很不完备。由于集体劳动争议的冲突性较强,组织程度较高,涉及面广、影响力较大,10 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我国有关劳动就业领域争议立法的重点应当放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建设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利的保障。

三、工资分配的社会法保障

收入分配作为社会财富分割的重要方式之一,不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收入分配的差距却不断扩大。11 收入分配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决定着经济社会的需求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进而决定了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和投入结构,从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12 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完善。13 在当前背景下,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尤为必要,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加快推进工资立法进程。14

工资分配的实际效果与工资分配制度密切相关。所谓工资分配制度,是指用人单位内部工资分配规则的总称,主要是对工资的构成、形式、等级和标准所作的具体规定。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其工资分配的具体制度存在较多的差异。我国当前确定工资分配制度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立法确定、集体协商确定和单位单方确定。其中,国家机关工资分配制度由相应立法予以明确规定;事业单位由于构成较为复杂,其工资分配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事业单位由立法予以规定,而部分事业单位则由用人单位单方确定;15 企业工资分配制度主要由工资集体协商确定。16

由于工资分配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因而,通过社会法来保障工资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其中,企业工资分配改革的法律保障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运用社会法来规范工资分配制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社会法对工资分配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法明确了工资分配的原则,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工资分配实践确立了基本依据。我国工资分配应遵守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劳动法》中,即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工资水平适应经济发展三项原则。17 所谓按劳分配原则,是指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支付相应的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要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所谓同工同酬原则,是指提供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领取相等的报酬。实行同工同酬,要求对所有劳动者不分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只要付出同等劳动,就要支付给同等的劳动报酬。18 所谓工资水平适应经济发展原则,是指工资水平确定的根本依据是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是指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平均收入的高低程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提供更多的可分配的社会产品,因此工资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些原则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我国工资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

第二,社会法确立了工资集体协商法律制度,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工资分配确定了形成机制。工资集体协商是指工会或职工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形式和收入水平等与资方进行平等协商,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20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表达诉求、实现权益的基本渠道,21 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22 《集体合同规定》则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相关法律法规,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工资分配形成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我国当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运行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立法进一步加强。23

第三,社会法确立了最低工资法律制度,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工资分配确定了基本底线。一方面,由于企业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压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则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与企业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现实生活中这种"强资本、弱劳力"现象的存在,导致一些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随意压低工人工资,进行工资的"探底竞赛"。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工资标准不能没有底线。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也会进一步加大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地位和优势的差距,很有必要通过最低工资立法予以规范。实际上,通过立法强行规定最低工资也是世界各国社会法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共识。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24 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工资报酬。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是国家通过立法确定的法定标准,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存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强行性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不允许用人单位通过约定的方式予以规避。我国《劳动法》同样也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25 通过最低工资方面的立法,为工资分配确定一个法律底线,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第四,社会法确立了工资支付保障法律制度,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工资分配制度的落实提供了保障。当前,工资支付问题十分突出,26 而工资支付直接关系到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我国《劳动法》对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27 原劳动部在1994年12月通过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了工资支付的项目、工资支付水平、工资支付形式、工资支付对象、工资支付时间、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内容。同时,《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还对欠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规范。此外,2007年6月29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也对工资支付保障问题作了相关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工资支付的基本规则,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工资的及时足额支付提供了保障。

四、社会风险28 的社会法应对

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状态。29 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性之外,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例如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贫穷等社会风险,不仅是社会成员个人需要面对的风险,同时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风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社会风险程度越高。30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科技的更新,不仅会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还会带来强烈的社会效应:加剧已有风险,产生新的风险。由于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制度不能有效化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的社会风险,必然需要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整体安全,从而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社会法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社会风险应对性。德国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法立法就是以当时的社会风险和危机为背景,而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法立法同样是以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为背景。社会法的这种危机应对与风险防控的特质,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保障。具体来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社会法对社会风险问题的应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法中的社会保险法相关法律法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生、老、病、死等社会风险防控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保障的功能较强,个人的生老病死等风险由家庭予以承担。而在工业社会,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社会保障功能凸现,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等家庭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通过社会保险予以应对。所谓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征税或征费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统筹互济",31 "通过国家立法形式,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生育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以政府强制实施为特点的一种保障制度。"32 这种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国家强制力防控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的转轨使得社会矛盾和风险进一步凸现,社会保险法的这种风险防控作用更加明显。我国在2010年10月28日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部法律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33 随后,2011年6月2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发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有关规定。

第二,社会法中的社会救助相关法律法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贫穷等社会风险的防控提供了法律保障。贫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贫穷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自然灾害等原因,有的是经济社会原因。所谓的社会救助,是指社会成员因受自然灾害及其他经济、社会原因而导致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由国家或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而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形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科学技术的更新增加了某些群体暂时或者长期贫困的社会风险。因此,无论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对这些贫穷社会成员提供援助。我国目前虽然尚未有统一的《社会救助法》,34 但也有相应的社会救助法律体系,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体系广泛了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农村五保户法律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律制度、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法律法规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贫穷社会风险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第三,社会法中的社会福利等相关法律法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住房危机等社会风险的防控提供了法律保障。社会福利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由政府和社会举办和出资、旨在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措施,包括政府举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城市住房事业和各种服务业以及各项福利性财政补贴。狭义的社会福利仅指由国家出资或给予税收优惠而兴办的、以低收费或免费形式向一部分需要特殊照顾的成员提供物质帮助或服务的制度。这种"社会福利"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福利",但实际上这种"福利"同样与特定的社会风险紧密相连。一方面,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同于一般商品,所涉及到的相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35 另一方面,对于住房等相对稀缺的"生活必需品",住房的供需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样社会风险的基本属性。36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这些特定的社会风险会进一步凸现,很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防控。我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廉租房保障办法》,以及正在准备制订的《住房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可以对这些社会风险予以适当调控,从而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

第四,社会法中的特殊群体37 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社会失衡等相关社会风险的防控提供了法律保障。优胜劣汰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机制也会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产生相应的社会问题。社会机制的运行需要考虑相应特殊群体的利益,以维持社会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尤其重要。由于这些群体在社会中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不对其进行特殊保护,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群体的不利地位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严重时还会造成社会的失衡与群体事件的发生。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社会特殊群体保护的相关立法。我国的《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分别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殊权益进行保护,弥补了市场经济本身的不足与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小结

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一经济问题,广泛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学者们已经从经济学和经济法的角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论述。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一场重要经济的变革,同时还会引起相应的社会变革,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劳动就业问题、工资分配问题和社会风险防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同时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只有妥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才能保障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

社会法从其产生历史和调整范围来看,都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紧密相连。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和社会风险防范同样也是社会法研究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力图以这些具体问题为切入点,从整体上概括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相关社会问题的社会法应对。一方面是希望引起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相关社会问题的重视,为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寻找相关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审视我国当前社会法制度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为我国社会法法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当然,基于文章主旨和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所有社会问题进行罗列,也未对经济发展方式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本文只是运用社会法审视我国现实问题的一种尝试,今后仍有待于对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宽和深入。

注释:

*本文为中国法学会2011年度一般项目"社会法的修改与完善研究"[项目编号:CLS(2011)C47]阶段性成果之一。

**肖京,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与社会法理论、财税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2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就业、工资分配既是重要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主旨所限,主要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

3张守文:《社会法论略》,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第9页。

4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指出,"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遵循公平和谐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通过国家和社会积极履行责任,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扶助的特殊人群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这一概念界定把社会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是对社会法范围的最新官方界定。

5张姝:《论就业歧视的狭义界定--我国就业歧视法律规制的起点》,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108-115页。

6虽然《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且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恰逢世界金融危机,可以说生不逢时、历经劫难,但从整体上看,《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仍然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7郭捷:《集体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3-24页。

8但这次立法修改也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劳动者的权利主体地位强调仍然不够。此外,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次修改并未能予以规范。

9舒建华:《〈安全生产法〉修订建议》,载《劳动保护》,2012年第1期,第78-81页。

10 以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事件"为例,这次集体劳动争议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是空前的。

11按照2002年官方统计的数据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5,而当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2005年的数据是0.47,两者都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近些年来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仍在不断上升。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12 段先盛:《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理论与实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3需要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其中初次分配制度主要是指以工资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分配制度。本文基于主旨所限,仅讨论工资分配制度问题。

14有关当前工资立法进程的分析,参见肖京、朱洵:《我国当前工资立法的困境与出路》,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72-75页。

15当前,我国事业单位也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其中事业单位工资分配问题是改革的重点之一。近期,中央再次提出要加大事业单位改革的力度。

16《劳动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17《劳动法》第46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

18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些企业存在"正式工"与"临时工"的不同身份的区分,而且二者的工资差距巨大,"同工不同酬"问题十分突出。如何通过相应的工资立法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19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工资分配中的主要问题都与以上三项原则的贯彻执行紧密相连,我国当前工资立法举步维艰,也与上述三项原则的执行有很大的关系。

20沈琴琴:《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的工资集体协商:构架与策略》,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1页。

21杨冬梅:《加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的几点思考》,载《中国工人》2011年第10期,第22页。

22《劳动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这其中包含了对工资(即劳动报酬)的集体协商问题。《劳动合同法》第51条第1款作了基本同样的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23关于我国工资协商制度完善的相关分析,参见张琳:《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完善建议》,载《陕西教育》2011年第12期,第53-55页。

24这里所讲的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25《劳动法》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26媒体报道的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债一事,充分说明了当前工资拖欠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此外,变相克扣工人工资现象也时有发生。

27《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28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意义上讲,前文所讨论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分配也属于广义社会风险的范畴,此处所讨论的社会风险是指狭义的社会风险,即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贫困等社会风险。

29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版,第4页。

30 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广泛的社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风险程度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

31潘锦棠:《社会保障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2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版,第355页。

33虽然该法律对于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规定过于笼统,也回避了一些重要问题,但它毕竟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一部重要立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宏观指导作用。

34 2008年8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目前,《社会救助法》尚在起草过程中。

35例如,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冲突,已经充分说明了医疗领域中相关问题的社会风险属性。

36例如,近年来房价的飞速上涨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以至于中央在出台"限购令"的同时,又通过建造保障性住房这种"社会福利"的方式来化解这种社会风险。

37虽然学界对社会特殊群体的具体界定有所分歧,但一般认可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为社会特殊群体。

载《经济法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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