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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间法律的道德限度
——从1884年英国海难食人案谈起

【学科分类】刑法 法理学

【关 键 词】海难食人案 法律 道德限度 普通法 海事惯例

【作者简介】李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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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彦芳


[注:近期热映的一部美国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所隐含的,正是本文所分析的这个真实案例。本文删节版曾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31日( 第373期)上。]

公元1900年,一位名叫托马斯•达德利的英国人在澳大利亚病逝,成为当地第一个死于黑死病的人。达德利生前在当地经营一家杂货店,当地人称他为“食人者汤姆”。原因在于,他是一起1884年发生在英国、却震惊全世界的海难食人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在英国官方诉讼档案记录中,该案被称为“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刑事案件,因为它确立了一项适用于整个普通法世界的先例,即危急状态无法构成对谋杀指控的合理抗辩。该案涉及在一次海难后为求生而食人的行为以及基于海事惯例而做出的辩护,它标志着在面对公众对遭遇海难者的同情时对先前惯例的极度突破,从而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引发广泛争议的著名案件。


“木犀草”号(达德利手绘草图)

案件事实

建造于1867年的英国“木犀草”号是一艘约20吨位、16米长的观光游艇。1883年,一名澳大利亚律师约翰•万特购买了该艘游艇,但只能经过24000公里的航程运往澳大利亚。1884年5月19日,“木犀草”号从南安普敦启程驶向悉尼,全体船员包括达德利(船长)、史蒂芬斯、布鲁克斯及帕克(年仅17岁,没有任何航行经验)。7月5日,“木犀草”号正顺风行驶在好望角西北方约2600公里处。当时天气并不恶劣,也不存在其他问题,但为了让船员能在夜里睡个好觉,达德利命令停航。正当整个停航操作完成时,海湾突然冲垮了防浪挡板。达德利意识到即将遭遇厄运,立刻命令降下唯一一艘救生艇。在“木犀草”号沉没后,全体船员逃上救生艇,仓促间仅带了几件航行工具及两罐萝卜,没有淡水。

巨大的海浪、凶狠的鲨鱼、食物的短缺,挑战着全体船员的生存极限。他们距离最近的陆地——圣赫勒拿或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大约1100公里。达德利将第一罐萝卜一直留到7月7日,才分给每个人。他们避免饮用海水,当时普遍认为海水是致命的。两天后,他们发现并捕获一只海龟,但在吞食海龟时喝了受到海水污染的龟血。约1.5公斤海龟肉和另外一罐萝卜,使他们又坚持了几天。因无法获取淡水,也没有任何其他液体来源,到13日,他们开始喝自己的尿。7月20日,或许是由于喝了海水,帕克开始生病,史蒂芬斯也感到不适。


“木犀草”号救生艇

根据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可能最早是在7月16日(或17日)开始讨论,是否通过抽签选出一个牺牲者,来维系其他人的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下,争论日趋激化,但问题并未解决。7月23日(或24日),帕克开始昏迷。达德利说,抽签决定以某个人的死换取其他人的生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布鲁克斯表示拒绝。当晚,达德利和史蒂芬斯再次提议认为,帕克快死了,而他们都有妻子和家庭。他们同意再等一天。第二天,仍然看不到任何获救的机会,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相互暗示应该杀死帕克。根据常识,在帕克自然死亡前杀死他,能更好地保留鲜血,以供饮用。于是,达德利开始祷告,史蒂芬斯按住帕克的双腿,达德利将折刀插入帕克的颈静脉,杀死了他。对此,布鲁克斯没有参与之前的讨论,并且声称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而达德利却坚持认为布鲁克斯当时表示了赞同。


托马斯•达德利船长

尽管对此次“谋杀”的回忆存在分歧,但帕克似乎在被杀时曾埋怨过“怎么会是我”。剩下的三个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达德利和布鲁克斯吃了绝大部分,史蒂芬斯仅吃了一点。他们最终设法找到了淡水。达德利后来描述当时的场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绝不会忘记这两个不幸的同伴盯着那可怕的食物,我们就像获得丰盛食物的疯狂狼群,对身为人父的男人而言,我们不可能有正当理由去实施那样的行为”。7月29日,他们终于获救。

谋杀控告

达德利、史蒂芬斯和布鲁克斯被德国“蒙德祖玛”号救起,至9月6日(周六),他们被送往英国康沃尔郡的法尔茅斯市。在进入海关时,依据商船运输法,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提供了(如果发生运输损失的话,就必需供述的)法律供词。三个人都很坦诚,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相信自己会受到海事惯例的保护。身为海关官员和港务警察的拉维尔蒂负责记录证词,因对达德利杀死帕克的工具表示怀疑,扣留了该把折刀并承诺返还。这些证词用电报发给英国贸易委员会和航运登记总代理。正当三位幸存者准备回家时,航运登记总代理建议,应将他们扣留在法尔茅斯;而贸易委员会却认为,仅告知英国内政部即可,不应对他们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时逢周末,内政部放假。同时,拉维尔蒂以“公海谋杀”之名向法尔茅斯市长利迪科特申请并得到了对达德利等人的逮捕令。

三个人被扣在当地警察局,直到9月8日(周一)早上见到治安官。达德利似乎确信,治安官会驳回指控,并且市长会对造成的不便表示道歉。然而,所有的治安官在谋杀案件中通常都会征询政府法务官的意见,而后者建议拉维尔蒂申请还押候审并延期。当地的一名律师哈里•蒂利代表达德利等人出庭,并要求保释,但在市长与治安官商议之后,他们仍被押回警察局。

至9月11日(周三),案卷文件送到内政部长哈考特爵士手中。当天,哈考特便与总检察长詹姆斯爵士及副检察长赫舍尔爵士进行商议。哈考特决定提起控告。当日,在治安官面前,特别是在帕克的兄弟丹尼尔(也是一名海员)在法庭上和三位被告握手之后,法尔茅斯市民们都坚定地支持三名被告。案件再次延期至9月18日,蒂利成功申请了保释,内政部向法庭指示保释是恰当的。在三人回到家中的同时,本案已被英国及各国媒体广泛报道。显而易见,公众意见支持三名被告,而哈考特却对公众情绪表示反感,决心判定被告有罪。

威廉•丹克沃茨,一名仅执业六年但却有相当海难调查经验的律师,阅读了该项指控的诉讼摘要,很快便意识到公众情绪及证据缺失造成的诸多困难。本案唯有的证人就是三名被告,他们的沉默权会阻碍任何正式的诉讼程序。此外,一份供词只能适用于供述者本人,不能及于共同被告,而证词的内容或许还不足以证明有罪。9月18日,治安官听证案件时,丹克沃茨告诉法庭,他不打算提出任何不利于布鲁克斯的证据,并要求撤销对他的指控,从而将其作为本项指控的证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布鲁克斯被说服,治安官表示同意。丹克沃茨启动对该案的指控,将那些听到这些幸存者故事的人及布鲁克斯当作证人。治安官在埃克塞特市举行的康沃尔郡与德文郡冬季巡回审判中开始对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审判。

案件审理

11月3日,在埃克塞特市,约翰•赫德尔斯顿爵士主持对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审判。皇家律师查尔斯负责指控,皇家律师科林斯负责辩护,由一个公众捐助成立的辩护基金支付辩护费用。赫德尔斯顿清楚地意识到地方陪审团的热情,或许也注意到了“尤克森”号案及对阿契尔指控的失败,决意不使本案败诉,进而解决危急状态作为辩护理由的问题。格罗夫爵士最早被列入该开庭期巡回审判的法官名录,始终在考虑是否替换赫德尔斯顿,以确保由一双“安全的手”主持审判,因为赫德尔斯顿作为法官以善于引导陪审团而闻名。


约翰•赫德尔斯顿爵士

随后,选出的陪审团进行了宣誓,陪审团成员几乎就是赫德尔斯顿此前审理的一起谋杀案中的同一群陪审员,在该案中被告被判处死刑。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申辩无罪。查尔斯开始指控,概括介绍了法律要点,并反对将危急状态作为辩护理由。他还拒绝了精神失常的辩护理由;显然,从证词及达德利的诉讼请求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其行为的性质。查尔斯没有隐瞒救生艇上可怕的生存情境,并建议最终诉请宽赦被告。

对此,赫德尔斯顿和科林斯进行了讨论,表明赫德尔斯顿依法做出裁决,并不关注辩护方提出的任何意见。实际上,赫德尔斯顿已经开始计划安排,他如何能确保一项有罪裁定,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危急状态作为辩护理由的法律问题。他要求陪审团提交一份特别裁定,只是陈述他们发现的案件事实,并不提出任何关于有罪或者其他方面的意见。接着,对这位法官而言,裁定所发现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被告有罪。尽管特别裁定以前较为常见,但自1785年以来却从未提交过,而陪审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提交一份普通裁定的权利。赫德尔斯顿决定,法律问题应由几位法官组成的法官席认定,从而赋予其权威性。因此,他打算将审判延期至陪审团提交特别裁定后进行,并重新召集法官宣布被告有罪。科林斯原本有机会在扩大的法官席面前指明适用的法律。

此项指控导致被告撰写了各种理由和证词以及一项证据,该项证据证明“木犀草”号是在英国登记的,依据英国1854年《商船运输法》第267条规定,应当由该法院负责管辖。查尔斯通过传唤各色人等找到了证据,在传唤布鲁克斯之前,那些人即已证明被告抵达了法尔茅斯。布鲁克斯提交了一份关于达德利和史蒂芬的行为以及他自己并未参与谋杀的令人信服的情况报告。在交叉询问中,科林斯并没有质疑布鲁克斯的情况报告,但却让他确认该救生艇上可怕的生存情境、布鲁克斯本人的食人行为、他们若不依赖帕克的尸体便会不避免地死亡以及对帕克会先死的看法。

尽管科林斯在陈述最后向陪审团强调了危急状态的问题,但赫德尔斯顿向陪审团提示了一个鲜明的选项:要么接受他裁决被告犯有谋杀罪的指引,要么提交一份特别裁定。在没有等候陪审团裁定的情况下,赫德尔斯顿提出了一份其提前拟定的特别裁定,他一面阅读,一面要求陪审团对每一个段落表示同意。法庭一片沉默。尽管陪审团最终设法往该份裁定中增加了一些事实,但赫德尔斯顿坚持(或许并不完全真实地)认为已经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该份裁定的最终表述是,“然而,无论是否基于整体考虑,那些囚犯过去构成并且现在也构成谋杀罪,陪审团对此一无所知,求助于法庭”。赫德尔斯顿接着又延长了被告的保释期,并将巡回审判移到他在位于伦敦的王室法院的办公室,审理日期定为11月25日。

大约在此次审判之后,在伦敦评论刊登该份特别裁定之前,赫德尔斯顿意识到他犯了一个潜在的致命性错误。在原始底稿中,他将“木犀草”号描述为一艘“英国商船”,而在庭审中却将之更读为“游艇”。此外,他将该艘救生艇描述为“一艘敞舱船”,并没有提及它是属于“木犀草”号的。他现在认识到自己遗漏了关键的裁决,而这对赋予法院对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管辖权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面对因其错误而导致的困境,赫德尔斯顿仅仅是修改了他对该份裁定的庭审记录。

11月25日,康沃尔郡和德文郡冬季巡回审判在王室法院第二法庭重新举行。总检察长詹姆斯爵士负责指控,并且立刻指出了一个存在的问题:在下级法院提交案件后,王座法院分庭的法官有权裁决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制定法仅允许王座法院分庭在下级法院定罪后行使此项权力,但在埃克塞特市并未做出有罪判决。詹姆斯指出,作为一种替代方式,可以在巡回审判中听审该案,虽然是在一个例外的审判地,只是在法官席上增加一些法官而已,如同所有高等法院法官都有权听审巡回审判的案件。赫德尔斯顿则质疑,一旦审判开始,还能否增加法官。此外,他还在寻求上级法院的确认。至此,科林斯开始怀疑赫德尔斯顿篡改了庭审记录,并要求查阅听审的法庭记录。现在,诉讼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案件被安排在12月4日,尽管依据何种权力仍不清晰,但被告已被责令赴伦敦受审。

12月2日,在一次听审中,詹姆斯撤回了其要求扩充巡回法庭的主张,并提出法庭审理应当在高等法院(王座法院分庭)举行;这就意味着仅允许两名或三名法官审理,而不是最终的五名法官。科林斯似乎没有机会质疑法院管辖或法庭人员构成问题,或许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此项指控及宽赦的允诺达成了协议。

最终判决

12月4日,王座法院分庭在首席大法官科尔里奇爵士的主持下开庭,法庭组成人员还包括格罗夫大法官、丹曼大法官、波洛克爵士及赫德尔斯顿爵士。詹姆斯、查尔斯及丹克沃茨负责指控。庭审开始时,详尽完整地阅读在埃克塞特市审判的记录。这就让科林斯发现该份特别裁定已被删改。最终得到认可和赞同的是,该份特别裁定应当恢复到由陪审团一致同意的那个版本。科林斯质疑法院管辖权的尝试遭到法官们的拒绝。科林斯接着指出,当埃克塞特陪审团没有提出一份附条件的裁定,声称陪审团会做出符合法官裁决的裁定时,该法庭没有资格提交一份裁定。尽管这令那些法官们(特别是格罗夫大法官)颇感棘手,但这一观点最终仅仅作为一个形式问题而被驳回。

詹姆斯提出,没有任何普通法上的权威能够支持下述命题,即危急状态可以成为对谋杀指控的辩护理由。法庭拒绝将圣克里斯托弗案作为本案的先例,因为它从未在案例汇编中得到正式记载。在科林斯开始提出意见之前,科尔里奇爵士指引他界定关于谋杀的要点,从而拒绝接受下述似是而非的替代主张,即危急状态可以成为一种不完全的辩护理由,通过与针对挑衅的不完全辩护进行类比,从而做出一项过失杀人的有罪判决。科林斯通过援引美国诉霍姆斯案(1842年),并探讨支持危急状态辩护理由的各种理论性和伦理性主张,进行了回应。针对科林斯提交意见的结论,法官们退庭商议。随后,他们重返法庭,科尔里奇爵士宣布,“我们[法官]全体一致的意见是,应当确认[被告]有罪,但我们会以书面方式记录我们的理由,并在下周六予以公布”。达德利和史蒂芬斯被拘禁在霍洛威监狱。

12月9日(周二),在经过某些法律技术方面的讨论后,合议庭法官们发现,无论是基于法律先例,还是基于伦理与道德,在普通法上根本没有任何针对谋杀指控的涉及危急状态的辩护理由。此外,对于什么人有资格对他人的生死做出裁决是应当遵守的原则,法官们表示怀疑。法官们主张此类原则或许正是“掩饰放纵的热情与残暴的罪行的法律外衣”,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被告身处困境。最终,法庭依法判处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死刑,但建议予以宽赦。

科林斯仍然选择申请调卷令,提出那些存在争议的管辖与法庭构成问题,但他也认识到在如此重要的案件中早已预先做出裁定,而达德利和史蒂芬斯仍然期待一项直接的赦免。迄至12月11日,仍然没有任何宣告,从表面看来,他们已被判有罪,公众意见也不利于他们。皇家特赦权的任何一次实际行使,都需要由维多利亚女王依据内政大臣的建议方得做出。


威廉•哈考特爵士

尽管内政部长哈考特本人支持废除死刑,但也恪尽职守。他认真阅读了法庭判定被告犯有谋杀罪的判决,并且担心若将判决减轻(除终身监禁之外),会使法律成为一纸具文。总检察长詹姆斯爵士认为,终身监禁的决定将无法承受公众意见的攻击。他指出,法庭拒绝了陪审团过失杀人的裁决,但是,假如裁决得以适用,那就是陪审团的裁定,而且“任何法官都不会做出超过三个月监禁的判决”。副检察长赫舍尔表示附随。12月12日,哈考特做出六个月监禁的判决。达德利和史蒂芬斯在次日被告知,但对监禁处罚仍然表示失望。达德利始终认为对他的有罪判决是不正当的。

历史背景与法律理论

在剥夺他人生命以增加自己生存机会中蕴含的道德、伦理与合法性问题,在从卡涅阿德斯木板到富勒的洞穴探险者案的思想试验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但仍然有一些真实的案件在不断检验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挑战着法律人的智识。

圣克里斯托弗案

17世纪早期,7个英国人从圣克里斯托弗出发经历了一整夜的航行,却被吹到海上,失踪了17天。在此期间,因为饥饿,他们通过抽签决定牺牲谁以使其他人获得生存。噩运落在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头上,他同意自己被杀死。他的尸体一直维持着其他人的生存,直至他们来到圣马丁岛(位于西印度群岛)。他们被遣返到圣克里斯托弗,并因被指控杀人而受审。法官赦免了他们,他们的罪行因“不可避免的危急状态”而被“洗涮干净”。尽管该案在为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辩护得到引用,但它只是在几年后一起医疗活动中作为轶闻趣事被记录下来,而不是被记录在法律案例汇编之中。

美国诉霍姆斯案

1841年,美国的“威廉•布朗”号船在撞击冰山后沉没。全体船员,包括亚历山大•霍姆斯,认为他们超负载的救生艇存在沉没的危险,并且将14或16位乘客推至船外,在冰冷的水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当他返回费城时,霍姆斯被逮捕,并被指控谋杀。大陪审团否决该项指控,而代之以过失杀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区巡回法院的法官指示陪审团,危急状态可以构成一项完全的辩护理由,但“在援引危急状态法保护之前,必须存在危急状态,凶手必须没有过错,必须对受害人不负有任何义务”。陪审团判定霍姆斯有罪,危急原则没有得到任何高级法院的检验。该案也在对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辩护中得到引用。

詹姆斯•阿契尔案

1874年8月9日,“尤克森”号运煤船失踪,詹姆斯•阿契尔与其他7位幸存者驾驶着救生艇。8月31日,阿契尔与4名幸存者获救,阿契尔承认他和奥古斯特•穆勒杀死并宰割了通过抽签选出的弗朗西斯•舒福斯。他们最终在巴达维亚路上岸,在那里,代理领事威廉•弗雷泽记录了他们诚实的宣誓证词。这些人随后航行至新加坡,带着弗雷泽的证词,并由船长亨利•艾利斯掌控。艾利斯请教新加坡司法部长托马斯•布拉德尔,但随后又致函伦敦的商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而那些人可以自由选择另一条航线。新加坡总督安德鲁•克拉克爵士命令逮捕那些人,并且,当他告知殖民办公室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保存着一份司法询问记录。指控在新加坡启动,但最终在延及程序性争执——是新加坡还是英格兰拥有最适当的司法管辖权——后被终止。


“尤克森”号运煤船

在适用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诸如英格兰以及许多前英属领地,这起案件为律师所熟知,并得到法科学生的普遍研习。迄今为止,尽管许多杀人犯在英国家喻户晓,但令人惊奇的是,这起案件却似乎并不为公众所详知。

1949年,美国法学家朗•富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虚构了一个著名的洞穴探险者案,阐释了多种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理论,其中虚构的案情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这起海难食人案中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等人的事迹。


理查德•帕克的墓碑

值得铭记的碑石

人们为了纪念本案中死去的理查德•帕克,在其出生地附近的南安普敦市东郊梨树坪教堂立起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

为了纪念理查德•帕克,17岁,在“木犀草”号游船失事,在热带舢舨上经历19天可怕灾难后,死于1884年7月25日。

他虽杀我,我仍信他。——《约伯记》

主啊,不要将此罪归于他们。——《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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