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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善斋<吕刑>汇纂叙论》自序
世间存有善心、恶念,人生自我选择,并经法律道德调控。笔者与多数人同心求善,虽时有蒙祸之虞,终而不悔。归,集中、回归。归善斋有三重含义,即汇集经学善解;《吕刑》导人向善;国学诸家合善。此外对学术善政也有所期盼。

一、汇集经学善解

本书采用汇纂叙论的方式。经典其实是历代不断推衍而成的。经学数千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感悟,各表词义,繁简不一,发挥、产生不同的影响。广阅群书,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尽可多地展现历代经学家的各种见解。汇纂,在于戒己利人,在叙论过程中,转述或详,或略,或省,理解难保准确,恐有不当,或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采用汇纂,便于查考。在明清,汇纂是经学的治学模式之一,有不少专门的汇纂书籍,汇纂的范围各有不同。今人顾颉刚、刘起釪所著《尚书校释译论》也是汇纂,只是通过对正文的注解显示。本书与其近似,但稍有区别,作为叙论引用的脚注。

另一方面,是本书经比较,鉴别,以探觅其善。此中过程冗长,枯燥、烦躁与乐趣交加。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要论》,作为上篇,包括穆王吕王之争、吕国所在歧义、改刑诸说异同。第二部分是《句解》,由于篇幅较长,依据段落分为两篇,即为中篇《古训》,包括书序、古训上、古训下、天牧;下篇《详刑》,包括详刑上、详刑中、详刑下、敬刑。中篇、下篇的篇名及其下一级标题,按《尚书》之例取名,以第一个实词命名。

《要论》各部分均有诸多分歧,“穆王吕王之争”,有春秋战国说、炎帝文明说、魏刑说、综合说;“吕国所在歧义”,有新蔡说、南阳说、山西说、山东说、江苏说。“改刑诸说异同”,有适时说、尽心说、仁爱说、衰世说、敛财说。诸说中又有所歧义。而《句解》的字、词、段、句,大多又有歧义。

“穆王吕王之争”,起因于今人对传统结论的质疑。“吕国所在歧义”,大多为古人之争,有些争议起于今人。“改刑诸说异同”及《句解》均为古人,上至战国汉魏,下至明清,主要是唐宋,尤以宋人为多,解说者官学合一,加入了自己执政、司法中的经验教训和为政的理念。宋人解说夹杂理学,带有些许神秘之感。明清大多是汇纂。晚清官、学开始分流,解经多以训诂,而《吕刑》叙述的是为政、刑罚,晚清的解说不如唐宋。今人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汇集有诸多晚清之说,刘起釪也仅从史学角度解说,本书间有采用。

何以为善,出于笔者的判断,包含了学术的感悟。善解,也许并非确实为善,仅仅是笔者以为善,他人可能会有不同见解。笔者虽非愚顽,却聪明不足,深恐思虑有所不至,非敢自善,也难以尽善,仅只希翼减少遗憾。常有此感,以为自己所论相当得体,得意未久,而继续翻阅文献,古人早已说过,并且更为适宜。重读书稿,发现原有论点有错,断句有误,而自我纠错。句解最难,首先要读懂,字词解说都要体现出来,给出如此采信的理由。语言发展演变,又是多义,常有词句百思不得其解,而后顿悟。有论者作长篇幅评论,有助于原文的理解。不少字词没有恰当的解说,只得不断地查阅文献,这是本书完稿延误时日的主要因由。

思维方法、视觉角度、经历理念的不同,是导致歧义出现的缘由。笔者判断的标准是,《吕刑》全文的宗旨、段落叙述的内容、上下文衔接是否相符。解说难以确认是初始含义,只是尽力使其接近初始含义。有不同论者,解说角度不同,均为合理,就互补,并众善合而为一。见解相同或近似的,采用行文较为贴切的解说;行文相同的,以先前者为准。

“穆王吕王之争”成文较早,并由于自身的特点,体例不同,笔者的评论夹杂在诸说之中。其余部分,体例相同。“吕国所在歧义”、“改刑诸说异同”,先以诸说分述,再作叙评总述。《句解》是每句诸段分述,再作叙评总述。一般读者可读叙评总述,学者可读分述,专门研究者可读引述汇纂。

二、《吕刑》导人向善

《吕刑》宗旨就在于使民归善。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问题。以邪恶欺诈为荣,良善诚信为耻,人们以为是道德沉沦,实际并非如此。良善诚信、邪恶欺诈并存,古今中外,盖莫如此。人心归善,而空怀善心不敢为。善恶不明,祸福不测,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为善得福,为恶得祸应是社会的尺度。

人本善良,竞相为恶,其因何在?《吕刑》在《古训》中对此作了叙述。上古民风淳朴,蚩尤开始作乱,平民仿效成为习俗。三苗国君不分轻重、有罪无罪,滥用刑罚,杀戮无辜。民众对于滥刑习以为常,人心转变为恶,奸邪良善无所分别,一同作恶,违背诚信。随后,叙述帝舜使民归善。放逐三苗国君,增修德政,定民居、厚民生、正民心,用刑中正得当。君臣敬天、敬民,百姓效仿,行德为善。帝舜的司法官杜绝威虐,拒绝贿赂。最后重申,告诫要以此为鉴,勤勉敬刑。

在《详刑》中,除了叙述具体的断狱用刑的方法外,强调择人、敬刑、度及。择人是最重要的,断狱要选择善良纯洁温和的人,而不使用花言巧语的人,才能保障用刑中正。其次是敬刑,用刑要谨慎。再其次是度及,即指忖度情罪相及,罪法相及,不诛连无辜。三者被视为用刑的大纲。此外,强调重申克己私意,告诫徇私枉法必将受到处罚,出入人罪,与犯者同罪。《吕刑》用词最多的是“中”字,是详刑要实现的目标,是德政的重要内容。

论《吕刑》者,虽对赎刑毁誉参半,但大多认同存有“恻隐怜悯”,并以善为说。天道福善,使善者有所恃,恶者无所肆,为善者得福,为恶者得罪,迁善远恶。就是说,用刑得当,善恶分明,祸福可测,民众自然向善而诚信。“刑期于无刑”,正是经学长久的话题。《吕刑》论及的问题,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吕刑》导人向善的宗旨应为司法的尺度,在现代社会,包括民事司法。有《吕刑》论者说,恶运之极,治原之开。此说甚是有理。有论西学者将当今司法的弊端简单归因于中国传统,恐在于未知国学。事实恰好相反。

三、国学诸家合善

国学复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的声音渐弱,支持的声音渐强,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国学复兴的意愿正在扩展。这是与当前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国学有各种流派,各自表述。

笔者以为,国学是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应用的学科。历史学注重过去,国学着眼当今,重在经世致用。国学一定是历史上存在的事物,而历史上存在的事物并非皆为国学。国学是实践的学科,现实之学。历史学是既往之学。

复兴国学,并非简单复兴儒学,儒学是帝王之学,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而且圣人道德只是虚幻的,独尊儒术已不可能重现。国家大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必须建立大众道德体系,而墨家是平民之学。在传统文化中,当代最容易被接受的是兼爱。利他是圣贤之心(有心难为),利己为小人之行,兼爱才是凡俗之举。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预测说“当知墨子之学当复兴”。梁启超认为“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而“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1 梁启超对六经的评论,虽有夸张之嫌,却也不无道理。唐人韩愈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只是儒学不认同兼爱。2 墨、儒、法、道各家可以互补。国学的核心结构应为民本、诚信、兼爱、法制。

西学与国学仍会有长期的争议。而事实上,论西学者也当属传统的沿袭。明人王守仁有“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诗句。3 唐人李白有“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诗句。4 “东家丘”,隋人顔之推《顔氏家训》有记载,说是“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邻近的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对于他乡异县,“延颈企踵,甚于饥渴”。鲁人称孔子为东家丘。5 可见外寻贤哲,本身就是民族性格。

梁启超称说“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梁启超主张融合中西,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对论西学者也有所评论。6 融合中西可为至论,而对论西学者的评价,虽事出有据,却稍嫌刻薄,有失宽容。笔者以为,国学的民族特色结合时代精神,兼容民主和科学。而国学可以增进民主自生能力。

笔者所指的应用国学合墨、儒、法、道各家之善,而不排斥西学。《墨子》被视为先秦诸子中唯一引用《吕刑》的著述,《吕刑》也将成为应用国学的主体。在此仅是顺题而谈,随后将有专述。

愿人心归善,善者得福。请为善者祈福。

注释: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 见《读西学书法》1896年时务报馆本。

2“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唐韩愈《读墨子》《墨子》,《钦定四库全书》本。

3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二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钦定四库全书》本。

4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卷十三《送薛九被谗去鲁》,《钦定四库全书》本。

5“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藉风声,延颈企踵,甚于饥渴,校长短,核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隋顔之推《顔氏家训》卷上《慕贤篇第七》,《钦定四库全书》本。

6“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 见《读西学书法》1896年时务报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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