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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伟大?还是汉武帝伟大?

——写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之前
试问:司马迁与汉武帝相比,谁更伟大?对于这样的问题,曾见有一些人讨论过,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司马迁更伟大。因为他撰写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名著《史记》,为当时以及后世留下了一部难得的"信史"。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影响,足以穿透几千年的中华历史,直到今天乃至未来,仍然熠熠生辉。相反,尽管汉武帝英明神武,宏谋远略,曾派人北击匈奴,"凿空"西域,不断地开疆拓土,奠定了西汉王朝的鼎盛局面;但其所为之事,无论在于制度还是文化创造上,皆难以超越其所处时代,多限于一朝一代,一时一世。尽管汉武帝作为中国古代难得的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借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功绩局限于其所在的"现世"或"当下"--尽管他执政的时间很长,而且是中国古代寿命最长的几个著名皇帝之一,但他的事功业绩很难达到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的历史穿透力。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汉武帝"功在当代",而司马迁则是"功在千秋"。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汉武帝更伟大。因为,不管怎样,汉武帝毕竟是皇帝,而司马迁只不过是一介书生,虽操"董狐直笔",却难逃"李陵狱案"之牵连,面对势力强大的皇帝,也只能忍受"腐刑"之辱。相反,汉武帝则依仗其帝王之威,内兴盐铁之利,奖农抑商,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保持社会稳定,外拒强敌,扫平漠北,构建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大业,汉武帝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帝王之一。比较而言,汉武帝所行之事更能直接地影响社会以及民众的福祉,司马迁撰写《史记》不管怎样成功,也只能是文化或学术行为,现实或当下的影响究属有限。这样一种观点,虽难免有过于强调身份和功利之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以一时一地观之,生当汉武之世,司马迁自然没有汉武帝之伟力。第三种观点,则近乎调和或者折中,认为司马迁和汉武帝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他们的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事业毕竟不同,很难作出上下高低之类的价值判断。

其实,笔者对于上述的比较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一方面,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很难作简单的比较,要想作出孰高孰低的判断也没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在历史的传承和延续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整理和书写十分必要。历史学家孟森曾经说过,史家有"传疑传信"之责,但关键在于"传信"。也曾有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是,不管历史这个"小姑娘"被人如何打扮,却总是先要有打扮的对象,才能被打扮出来。而后,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在被打扮的表象下,尽可能地探求历史这位"小姑娘"的本来面貌。因此说,史家的"传信"之责固然无比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身为史家,有责任将历史书写记录下来,留供后人阅读和了解。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谈司马迁和汉武帝?为什么又扯到史家的责任?原因在于,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或者说近现代以来--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似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我们所熟知或耳闻的"大师"级人物中,往往大多出自文史哲专业,而出自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则比较少。就拿北大为例,文史哲专业可谓"大师辈出",不胜枚举。而经济学呢?除了马寅初、赵乃抟、陈岱孙、李大钊、陈启修等人之外,诸如王建祖、朱锡龄、胡谦芝、顾孟余、秦瓒、周作仁、李浦、杨西孟、陈兆焜等等,对于今天的经济学人来说,不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他们曾经在经济学领域有过哪些作为,恐怕连人名都比较陌生吧。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经济学家中--即使像马寅初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物,也很少有被冠以"大师"的称谓。之所以如此,是出于经济学者们自身的谦虚和谨慎?还是由于专业的领域太窄,难与"大师"的称号相匹配?答案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远者且不讲,试看1949年后这六十多年,若以"事功"论,小到公司企业的经营运作,大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调整,经济学家们所创造和占有的社会财富,可能比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所创造和占有的总和还要多。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恐怕也是如此。不可否认,与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相比,经济学家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贡献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更为直接的。这就产生一个与"司马迁和汉武帝相比,谁更伟大"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相比,哪个更伟大?如果说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物很少被人记忆?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大师"会比较少?

对于第一问,与司马迁和汉武帝的问题很类似。其实,经济学家的贡献和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贡献相比,也是难分高下的。以创造和占有财富的数量为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贡献高低,显然难以服人,甚至有点荒唐。社会不仅需要经济学家们贡献才智,追求福利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更需要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守护社会的良心。彼此之间,是不可截然割裂或者孤立存在的。第二问和第三问,其实关系到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大学制度产生较晚,经济学科也是如此,至今不过百余年时间。相形之下,文、史、哲专业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传承,远比经济学要早的多;而且文、史、哲专业即使在现代中国,其专业内容与中国传统的衔接远比经济学紧密。或者可以说,文、史、哲专业(尤其在关涉中国传统学术方面)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学术传统,而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门类,所承载的历史不过百余年。以百余年与几千年相较,淘沙见金,所能筛选出的杰出人物,多少之别自然明了。不仅如此,从"专业壁垒"(即专业的排他性)来看,从事经济学专业者,自可以同时爱好文、史、哲,阅读文、史、哲之类的作品,接受文、史、哲的专业熏陶,乃至进入文、史、哲领域,有所作为;但是,从事文、史、哲专业者,却由于专业限制,往往很难进入经济学领域--尤其核心和尖端领域。别说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来讨论问题,即使面对其中大量的数据,就已经令很多人头疼了。由此可见,经济学的"专业壁垒"是比较强的。但是,从事经济学专业者,也不必沾沾自喜。要知道:历史不仅是"人民"书写的,更多地是由历史学家们书写的!由于历史是历史学家们书写的,同时由于历史学家们往往难以跨越经济学的"专业壁垒",所以,历史学家们在书写和记录历史时,往往对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的具体贡献知之甚少,也就难以下笔,有时竟"暂付阙如"了。那么,是不是可以由经济学者们来撰写本专业的历史?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核心问题,即--可能时机未到--经济学界历来缺乏对于本专业的学术清理。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或许在于:一方面,经济学的使命,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或者说,经济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当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绝非历史的问题。即便涉及历史问题,也无非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的参考之用。对于"当下"的过分强调,则有可能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缺乏历史的省思和观照,不仅会忽视所研究问题对象的历史,而且会忽视本学科的发展史。或可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世俗化,由此导致很少有人关注经济学专业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对于"经世致用"中"用"的过度强调,则很容易沦入一种功利主义,一切以经济效益、功利为标准,单纯地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不可否认,历史之学,尤其是严肃的历史之学--绝非那些世俗的戏说历史,其"变现能力"是很差的。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有人形容从事历史研究是"坐冷板凳"了。因此,从事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研究者,往往不愿从事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工作。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梳理和撰写经济学科的发展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而且显得有些迫切需要。如果始终没有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学科的发展史,长期处于"暂付阙如"的状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被人讽为"没有历史,只顾现实"。另外,从事经济学研究或者经济工作的人,如果能够了解近百年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知道前辈经济学者们的理想和贡献,了解"祖上的荣光",有助于认识目前经济学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把握将来的前进方向。何乐而不为呢?

文章刊发于《新产经》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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