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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模范 器大声宏

——写在《樊弘著作集》出版之际
 

一、出版缘起

最早知道樊弘先生的大名,大约在2003年"非典"之后。当时,我正应邀参加北大法学院百年院史的研究和写作,在翻阅关于北大校史的旧籍和档案过程中,经常可以见到樊弘先生的名字。出于一种专业的"敏感",诸如周炳琳、赵迺抟、秦瓒、周作仁等经济学家给我的印象自然也很深刻。但是,因为当时课题的主攻方向在于法学人物和历史,实无暇顾及这些经济学名家,心想:对于这些经济学人物的研究,只能留待将来再探个究竟了。那时对于樊弘先生的印象主要有两点:一、他是位著名的左派经济学教授,二、他是1949年前后很多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影响很大。除此以外,说实话,谈不上更深的了解。

有时,人生的机缘真是难料。2008年夏,我从北大法学院博士毕业,随即到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以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科发展史为研究课题。对于这样一个题目,像樊弘这样的"大人物",自然不容忽视。就这样,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我所收集的状如山积的院史资料中,关于樊弘先生个人的论文资料亦不在少数。随着阅读的积累,研究次第展开,对于樊弘先生的了解也在逐渐深入,越来越感到:樊弘先生在一些犀利的、革命斗争性较强的文字之外,单在经济学术上的贡献,实有很多被埋没的、黄金般的闪光点。若言其人生遭遇,也颇多可悲可叹之处。这个以"革命左派"著称的经济学教授,在1949年后的若干次运动中,竟也没能免于横祸,甚至被扣上"右派"、"地主"、"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帽子,饱尝了"革命的铁拳"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总之,从中国近现代经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樊弘先生是位十分值得今天的经济学人记住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际遇悲欢,鲜明地反映出百年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很遗憾,似乎长久以来--至少这二三十年间,很多人已经不太记得这位经济学前辈了!

2010年夏,久居美国的樊弘先生的公子樊平先生回访北大,包括经济学院。后经院里老师居间联系,我与樊平先生在一个炎炎的夏日午后,在蓝旗营下面的咖啡厅终于见面了。晤谈之中,彼此对于1949年前后诸多经济学人的浮沉遭遇,感慨系之,颇多看法不谋而合,更觉得很有必要将一些内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当然,关于发生在樊弘先生身上的故事,谈得最多。很明显,樊平先生是有备而来,他随即拿出了一摞他从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复制来的樊弘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摆在我的面前。既有这样一摞资料,再加上此前我所掌握的资料,正好可以编出一部《樊弘著作集》来!对于这样的想法,双方立即达成一致,重蒙樊平先生信任,将编辑著作集一事交由我全权负责。于是,《樊弘著作集》的编校整理乃至出版,便被临时加入个人博士后研究的任务当中。其后,适逢北大经济学院庆祝学科建立100周年,这部书又被指定为院庆系列出版物之一,整理出版的工作更被迅速提上日程。经过若干时日的加班加点,日以继夜的录入、编校,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二、樊弘先生其人

读者欲想了解樊弘先生(1900-1988)的人生经历,可以参看樊平先生撰写的文章《一个北大教授的精彩人生》。这是一篇很值得细读的长文,不仅在于樊平先生以充满温情和敬意的笔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描绘了樊弘先生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事业成就和济世情怀,更在于樊平先生以家人的独特视角,交代和记录了诸多历史的细节,为我们认识和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在此,谨以一个读者、编者和后学的身份,结合个人此前的两点印象(左派经济学教授和政治活动参与者),简单谈一谈我眼中的樊弘先生。

首先,樊弘先生是一名左派经济学教授。以今日视角观之,将经济学分成左派和右派(甚至还有中派),这样的分类本身实在有些荒唐。但自"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因为"政治"层面的活动往往带有派性分立的特征,尤其在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学术的派别分析、立场定位,并非绝对没有必要。稍对近代中国经济学说史有些了解的人们,大致也会知道,在中国不断引进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术知识、逐步建立自身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过程中,因为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性质、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很早就造成了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此起彼伏的复杂的竞争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关系。按照1949年后一度通行的政治分派标准,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革命的左派",则所谓"左派经济学"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相反,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非"革命的左派",亦即"非左派经济学"--这里面包罗的内容甚广,至少有三个部分:其一,"古典经济学",产生于革命的左派经济学产生以前,但最终成为左派经济学的部分知识来源;其二,"庸俗经济学",因为"革命"本身带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出于一种莫名的道德贬抑,一部分西方经济学说被冠以此名;其三,"反革命的经济学",有的与革命的左派经济学大致同时产生,有的则产生在其后面,但都以革命的经济学为敌,有时甚至公开标榜彼此的不同。在某一阶段,"反革命的经济学"又特指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因为凯恩斯最为公开地宣称要"搞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1

根据我对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的研究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政治和经济学说在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乃至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风潮。凭着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声威,以及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师生里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兴趣者不乏其人。教授中,除了以鼓吹"赤色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观"闻名的李大钊外,还有政治学教授陈启修;学生中,除了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外,还有经济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五四健将--周炳琳。自此以后,马克思经济学说便成为北大经济学课堂上的部分内容--尽管这一内容的比例有时大,有时很小。在北伐成功后,虽然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厉行党化教育,独尊"三民主义",罢黜其他政治学说(尤其共产主义学说),另一方面,北大经济系极力模仿欧美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以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为目标,在北大各社科院系中最早也最彻底地实现了英美化的教学模式,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并没有在大学教育中绝迹,而是仍留有相当的存在空间。举例来说,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在1930年代北大读书期间,就曾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研读《资本论》,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课程表里,北大经济系的主任赵迺抟教授还专门开有一门课,名为"社会主义"。及至战后复校,北大法学院的院长周炳琳图谋发展经济学系,增设课程,特别提出,"马克思学说也要开几门"。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左派经济学家樊弘被聘为北大经济系教授。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说(或左派经济学说)客观上已成为大学经济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当时左派经济学教授中,樊弘俨然就是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然而,在我们阅读和整理樊弘教授著述过程中,赫然发现,他所研究的经济学领域,不仅十分广泛,涉及了现代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如货币、就业、工资、资本、农业经济、劳动立法等等),显示了他在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的丰富成就;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高度自觉的创新意识,既博采众家之长,又勇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绝非用狭隘的"左派经济学家"所能概括得了。

从樊弘先生的著述体系来看,他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从学习和介绍西方经济学名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密尔、克拉克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开始的。他也很早就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产生兴趣,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经济学专业论文,就是1930年他在《社会科学杂志》(一卷二期)上发表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讨论》。但是,此时的樊弘先生尚未绝对服膺于马克思经济学说,而是将之视为众多经济学家中之一家--一个具有伟大思想和经济学说创见的一家。1937年,樊弘先生前往剑桥研修学习,两年的研修经历,成为他本人经济学造诣飞跃式进升的一大关键,也为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创造性的突破奠定基础。他当时以《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蓄、货币和利息的理论》为题目,企图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行对比分析,尤其对于凯恩斯的一些经济观点提出批评。而当时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可谓"如日中天",敢于提出此一题目,本身即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最终,樊弘先生经过不懈努力,深入研究,写出了这篇英文论文,并受到教授们的一致好评。随后,经导师道布(Maurice Herbert Dobb)教授推荐,该文很快在权威经济学术杂志《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并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很大反响。借用樊弘先生自己的说法(大意),该文主要的学术动机在于:一方面,指出凯恩斯一些所谓创新的经济学术观点,其实马克思早已经讲过了;另一方面,指出凯恩斯的一些观点,实存在一定的空想而不切实际的成分,并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这样一篇论文,不仅在经济学术领域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先河,更成为樊弘先生经济学术研究风格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从此以后,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系统地批判凯恩斯主义。

从樊弘先生自述的经历来看,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信奉,实源于他个人的"旧理想"被他所遇见的"新事实碰成粉碎"之后,在极度"失望和苦痛"中,经过长期的苦闷、痛苦的思考,方才获得的思想和灵魂上的救赎,3 绝不是因为受到政治上的煽惑而产生的盲从盲信。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樊弘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很大程度上,实源自他个人的学术自觉。由此反观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具有像樊弘先生这样一种学术自觉者,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绝对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的。不仅如此,我们姑且不论经济学术观点的谁是谁非,敢于将马克思和凯恩斯--西方经济学界的两位巨人--的经济学说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批评,乃至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提出修正和补充,敢于追求经济学的真理,其中蕴含了极大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抱负。尤其在当代中国,应用经济学大行其道、理论经济学被打入冷宫的学术背景下,以及在近些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大背景下,昔日樊弘先生高度的学术自觉、学术勇气,高超的学术创造力和学术奉献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

其次,我们说,樊弘先生也是一名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樊弘先生很早就很关心国家政治和现实问题,一方面原因在于,1919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虽然没有赶上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却深受北大自由和民主风气的影响,经世济民的情怀早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另一方面,在国事蜩螗、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实亦罕有知识界人士不受现实政治的影响,从而难免引发政治观点的冲突、辩论,乃至付诸实际的政治行动。在北大读书期间,樊弘先生即感于国是日非,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干事,奔走演讲,呼吁建立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深受同宿舍同学、"赤色分子"范鸿劼的影响。范鸿劼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亲密助手,并于1927年与李大钊同时被军阀处死。樊弘曾经通过范鸿劼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在范鸿劼遇难后,樊弘甘冒风险,帮助范的家属收尸安葬。而在此前后,樊弘激于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连续三天在报纸上刊登退党公告。即便如此,乃至在樊弘毕业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的思想尽管在有意无意间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他绝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行动派;相反,他的主要身份,更多地是一名学者,一名在现代经济学领域苦苦追寻和积极研究的学者。

据《苦闷与得救》一文分析,樊弘先生的思想发生重要转折,大致酝酿于其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包括担任经济系主任)时期。其后,他经过英国两年进修,归国后身处抗战大后方的重庆,通过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的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民主教授,在政治上逐渐转向激进。起初,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樊弘仍勉力进行着学术研究,在峨眉山上"赁屋读书,治微积分"。忽有一夜,"灵机"发生作用,"方才觉得支配人生行为的中心力量原来即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何须向书本上再行寻求,是即个人取得收益的方法了"。4 及至抗战胜利后,樊弘先生藉靠他这一看似简单、却来自切身体悟的哲理,已经彻底转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教授了。他坚持认为,通过抗战所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也是由他们所取得收益的方式根本决定了的,就像虎狼一样,并不能希望他们自行拔去爪牙,赐予人民民主;相反,只能通过人民起来斗争,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手段予以解决。随后我们看到,在樊弘重回北平之后,他在政治上的表现空前活跃,不仅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批评国民政府的一党独裁统治,以及政治、经济方面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如金圆券改革),还不顾个人安危,直面国民党特务威胁,积极支持民主学生运动,经常参加民主集会,慷慨陈词,抒发政见,给当时许多师生留下深刻印象,乃至当时有人将他与许德珩、袁翰青三位并称为"民主三教授"。可以说,在1946-1949年间,樊弘先生始终战斗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斗争的前线。尽管在于今天,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权更迭、党派斗争,存在着不同角度的解读,但有一点,那就是,当时像樊弘先生这样的许多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如周炳琳、赵迺抟、陈振汉),对于蒋家王朝不仅早就丧失信心,更想加速其腐朽和垮台,满怀希望地呼唤和期待一个崭新的民主新政府尽早诞生--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樊弘先生虽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但并非是经济学系,而是英语系和政治系;在其毕业后,又曾担任《国民公报》编辑,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助理研究员,以及天津法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但长期都未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及至1946年,北大法学院重整经济学系,增聘教员,樊弘先生才以著名经济学教授身份重返北大,并就此落地生根,迄于1988年逝世,前后为北大经济系的教学科研、经济学人才培养,辛勤耕耘四十二载。按其在北大经济系的资历,与当时北大经济系的几位"元老教授"周炳琳(1892-1963)、赵迺抟(1898-1986)、秦瓒(1898-1988)等人相比,固显逊色;即使与同龄人陈岱孙(1900-1997)教授相比,也绝对属于大器晚成者。但是,就在这次北上之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随着共产党政权逐渐取得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樊弘先生作为著名的左派民主教授,其所参与的政治活动空前频繁,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在政治上颇出风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5 正因为如此,1949年7月,曾经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工作18年的赵迺抟先生辞职后,樊弘先生便接替赵迺抟先生担任北大经济系的新掌门人;并于同年10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后,一时间,樊弘先生有很多身份,如全国政协经济小组副组长、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北大校务委员、北大经济系主任等等,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待遇可谓"极一时之盛"。他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献策,礼赞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参加土改、合作社等社会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他仍不懈地在经济理论的层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诸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1950年代,他撰写和发表了《论经济学上的第五纵队和右倾幼稚病》、《马克思的周期恐慌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应用价值规律的根本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樊弘先生秉持一贯的独立思考精神,根据他对《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深入研读,不仅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应该运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等重要的经济学观点;甚至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经济学说应该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尤其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通和修正。可惜的是,樊弘先生的这些很有价值的专业意见,不仅不为当时国内"主流"经济学界所认可,相反,却遭到来自诸多学者简单、粗暴和无情的批判。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樊弘先生百折不回,仍旧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并为当时缺乏正常的学术讨论气氛深感遗憾。基于樊弘先生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在接下来无数次的政治狂飙中,其悲惨的命运可想而知。1956年刚刚获得的党籍,没过几年,先是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后来随着"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反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帽子"越来越多,最终被开除党籍。与此同时,这位长期以来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批判和颠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著名经济学教授,身体和心灵上遭受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都曾未有过的创伤,饱受了"无产阶级铁拳"和钢鞭的洗礼。但是,不管怎样,樊弘先生还算是幸运的,幸运地等来了政治上的平反,并领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早春天气"。1982年,樊弘先生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本专著--《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用其家属转述的话说,樊弘先生至此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6

通观樊弘先生在1949年前后所参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他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我们不禁想起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一本书的名字--《毕竟是书生》。虽然二人在不同时期的政治选择有所不同,但综合起来看,作为充满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政治的积极参与、跟随乃至最后迷失方向、被政治捉弄的经历是多么的相似;而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无私奉献才智的热情,却又都是那样的深沉和真挚。发生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人生悲剧,一方面,固然与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呢?

三、关于本次编辑

最后,关于本次《樊弘著作集》的编辑出版,还有几句需要补充的话,写在下面:

(一)樊弘教授生前著述宏富,规模庞大。目前所能掌握者,著作、译作不下十余种,论文百数十篇。现收入本著作集者,包括独著8种(含论文集1种),论文65篇。部分文章因为底本清晰度较差,难以识别,兼以出版任务较紧,只能暂时割爱。因以"著作集"为名,并不敢以"全集"名之。另附长文一篇,《揭发和批判樊弘同志的反马列主义思想》。该文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纯为保存经济学术史料起见,相信会有助于今人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和了解樊弘先生。

(二)全书大致分为著作和论文两类,均以时间先后为序。再根据内容大致比例,析为上、下两卷。编校中,尽量遵依原文及其行文风格,不敢妄改。对于旧译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一律不做更动。相应名词对照,敬请读者参照相关专业工具书。对于文中错讹之校订、补正,依照现代通例进行,不另生体例。

(三)感谢北大经济学院两任院领导对本著作集的编校出版提供支持。尤其感谢我的两位博士后合作导师张友仁教授、王曙光教授的鼓励和关心。特别感谢樊弘教授家属樊平先生的极大信任和支持!

(四)本著作集卷帙浩繁,全部由我一人独立完成,错讹诚所难免。谨此希望读者诸君海涵原谅,更请不吝赐教。

2012年愚人节,写于京西寄庐

(附注:《樊弘著作集》,樊弘著,孙家红编,上、下二卷,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5月正式出版。)

注释:

1参见樊弘:《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第一部分,间引自哈罗德:《凯恩斯传》,1951年版,第452页。

2孙家红:《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3参见樊弘:《两条路》,代序,《苦闷与得救》,上海观察社,1948年。

4樊弘:《两条路》,代序,《苦闷与得救》,上海观察社,1948年。

5因此,在《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一书的第四章中,我特别使用了"迅速崛起"一语形容此种现象。

6参见樊平:《一个北大教授的精彩人生--忆我的父亲樊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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