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俄国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以社会、国家及社会舆论的视角
摘要 : 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和社会与国家相互作用作为主线,阐释了俄国早期市民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及俄国社会从管理客体转变成管理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社会与国家沟通主要渠道的社会舆论界在俄国早期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每一次冲突与调和,国家暴力与革命者暴力的每一次角逐,舆论界总会向独立迈近一步。俄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进行的,君主——社会现代化的创始人和长期以来的领导者最终也以垮台而告终。最终,由于俄国最后两位皇帝的缺点以及舆论界忍耐力、睿智和远见的缺乏导致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革命的泥潭湮没了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现代化取得的诸多成就。

关键词:俄罗斯 市民社会 社会舆论 国家体制

在俄国社会发展史上,市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文明化的、世俗的、与私人和独立经济以及民主相联系的社会存在,其产生和发展一直是同“社会管理”对“国家管理”的排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剧变以来,市场化和民主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市民社会”成为了转型时期俄罗斯知识界的新话语。当代的俄罗斯知识界开始了严肃的理论反思:即从关注政治权威转型转向关注社会建构转型,从关注政治上层建筑转向关注社会力量。某种意义上讲,这表现了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开始以理性的思考和稳重的选择替代浪漫激进的思考和急功近利的选择。此一层面反思的关键意义在于,俄罗斯学界欲求摆脱精英式路径的束缚,转入对社会力量的关注;欲求放弃一步到位达到民主政治的幻想,转而严肃地探究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结构性基础的渐进道路。

随着当代俄罗斯政治上向“法治国家”和经济上的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尤其近几年俄罗斯实施的大刀阔斧的国家结构性改革,逐步解除政治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过度干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敏锐地把握住了经济市场化的政治意义得以在俄罗斯再度流行。这一反思甚至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法治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直接的国际社会政治背景。

作为一种策略设计的市民社会在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俄国(或称帝俄)时期(17世纪末—20世纪初);苏俄时期(20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当代学界(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很少从发生学去溯源,在研究俄罗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多以转型时期作为考察的时间段。其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帝俄时期还是苏俄时期,强大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以及拥有无限权力的俄国官僚阶层根本不可能为社会自治提供得以发展的温床。国家机构实力的过分被夸大往往是学者们把苏联的某些观念搬到了革命前俄国的结果,这种传统的观点恰恰与事实不符。本文试图以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作为考察对象,从俄国国家管理体制强化到弱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俄国社会与国家相互作用两个方面来阐释俄国早期市民社会产生的社会学基础,从而进一步理清俄国社会是如果从“管理客体”向“管理主体”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俄国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社会管理”对“国家管理”的排挤

作为与国家构成对立的平衡机制的社会,无论在各国都曾经有过被强大有力和无所不在的国家行政力量吞噬过的历史。早期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传统社会模式下国家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以及某一社会共同体中强制性等级制度关系与其他关系(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血缘的等等)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的调整。就这种改革已经实施的内容(如:分权制、官僚构成成分的变化)来看,早期俄国国家的部分权力已经还给了社会。

(一)俄国早期的分权制 在俄国的国家管理体系中,皇帝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一直处于国家管理的核心地位。皇帝是国家管理的核心人物,其权力和特权非常广泛。从18世纪初到1906年,皇帝是拥有立法权的唯一主体,就连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司法权和赦免权也归其所有。皇帝还被认为是东正教的最高保护者和监督者(在1797年的即位诏书中,皇帝甚至被称作教会的首脑),拥有很大的宗教权,并通过正教公会来行使这一权力。1906年俄国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后,皇帝在立法方面的特权才受到限制,新法律须经两院——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最终由皇帝批准。在议会活动终止和休会期间,皇帝有权提出立法动议,由他提出的法律除了须经大臣会议讨论和通过后,还需要得到议会批准方能以最高命令的方式颁布。

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俄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几乎随着每一位新皇帝的执政而改变(如:波雅尔杜马 、参政院;最高秘密会议;国务会议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国家管理机构的发展史上,参政院(1711~1917年)和国务会议(1810年-1906年)一直是最重要的国家机构之一。参政院是最高司法机构,而且履行检察机关的职能。在《法律汇编》中参政院被确定为国家的管理、行政和司法机构,俄国所有的国家机构(除按专门的法律从参政院所属的机构中被取消的10个机构外)都要听命于参政院。1810年,由皇帝任命的达官显贵们组成了带有官僚性质的立法咨询机构——国务会议,所有法律呈交皇帝批准之前,须经国务会议进行讨论。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俄国的国家管理开始以法律、规则和章程为基础,但正是从1810年开始,在皇帝的授意下,国务会议有权决定国家管理机构和社会自治机构方面的事务,包括这些机构的组织结构、人员编制、经费、职能及其行使职能的法律基础。因此在《法律汇编》中,国务会议被确定为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法律咨询机构和监督机构。

1906年,俄国出现了具有立法职能的议会,它由两院组成——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其议员由土地所有者、城市和农民三个选民团选举产生,工人被列入城市选民团。立法权由议会和皇帝共同行使。此外,议会还有讨论预算权和国家管理的最高监督权,但政府成员要由皇帝任命并对其负责。

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俄国国家机构体系不断完善,这方面的重要改革主要是在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进行的。[1]国家机构体系的根本完善是在18世纪初、19世纪和20世纪。在彼得一世时期,国家机构的活动已经被纳入法律框架内,各机构本身具有专门的职能。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随着专门负责国家法律问题的机构——国务会议的建立,俄国实行了分权制原则。从这时起,国家机构体系的运行非常规范,各机构职能明确:立法权,确切的说是立法咨询权属于国务会议;行政权属于各部;监督权归参政院;司法权归法院。最高政权则负责联合和协调所有的权力分支机构。另外,由于1864年司法改革和1906年议会建立,俄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最终实现分离,国家各机构的活动被纳入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框架内。

(二)国家管理权的削弱与社会管理的兴起 俄国国家管理权的削弱主要体现在吸收社会上代表参与地方政府的管理。

1700年至1708年,俄国政府对地方事务的管理由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来共同完成的,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没有明确确定彼此的相互关系,各市、县设有统一的机构来履行行政、司法和警察职能。从1708年至1722年,这一时期,从贵族和市民中选出代表来辅佐各省、州、市的最高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这些代表共同组成了集体领导的地方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城市和农村事务,政府官员和选出的代表同在一些机构中工作。1722年开始,俄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完全是官僚式的,没有任何当地居民的代表参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75年,这之后直至1860年,在各省、市主要由省长领导下的省管理机构来负责政府的行政管理。为了管理社会救济和国民教育事务还成立了社会救济衙门,其成员由贵族、市民和农民中选举出来的人组成。在各县一级设有政府机构,其成员只从贵族中选举产生;1860之后,社会救济衙门被撤销,其职能转归新成立的社会自治机构——城市杜马。城市和乡村的警察机构联合成立统一的县警察局,由省长任命的、地方贵族出身的县警察局长负责管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革命前。

整个帝俄时期,在地方管理体制中,贵族、市民和农民的自治机构表面上或形式上受地方行政当局的监督,实际上是独立运作的。地方的经济、财政和行政职能均处于自治机构的管辖之下。

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叶,政府的管理更多地被纳入到法律和明确规则的框架内,并且要遵守官僚的纪律。1721年成立的委员会和18世纪的一些国家管理机构议事采取多数票原则,形式主义无论是好是坏,至少它限制了官吏的独断专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即18世纪的后30年时间里,俄国的官僚们还处在以各种方式(其中也包括报刊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下。[2]19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实行地方自治和城市杜马以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活动,都受到了来自社会和社会自治机构的监督。[3]从1906年开始,政府官僚们还受到了国家杜马的监督。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人口增加相比,官吏数量的增加是国家机构及其在管理中的作用增强的标志;相反,官僚数量的相对缩减,则是官吏参与国家管理的力量受到削弱的标志。在1857~1897年间,在俄国,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和自治机构体制的发展,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国家对公民控制程度都有所减弱。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新的城市自治,最高政权想缩小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能,把中央政府机构从大量的不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使官吏的相对数量(即每千名居民中官吏的数量)减少了,而社会自治的范围则相应增加。社会自治机构中选举产生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比官僚人数增加得更快。1880年在34个省的地方自治机构中,约有职员5.2万人。在乡或村社一级的农民自治机构(米尔自治机构)约为18万人。在1880~1881年俄罗斯参政院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地方自治机构、司法机构和一少部分城市杜马比政府机构更好地发挥了自身的职能作用。[4]到1880年初,俄国社会自治机构严重地排挤了政府机构,从而在至少34个地方省份的管理中占据首要位置,甚至引起了政府人士的不满。19世纪80年代初,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日常生活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社会自身,而不是国家。[5]

18世纪,俄国上层官僚们和各省行政机构的上层人物85%~100%都是贵族后裔的代表。到了18世纪中叶,在品的官吏中有一半属于非贵族出身,到19世纪末,这一数字上升到69%。官吏来源于居民中的各个阶层,如农民、教徒、士兵、商人、小市民以及平民知识分子等。

20世纪初,俄罗斯国内、国外的私人资本比国有资本的发展要快得多[6]当时的一些人也注意到了伴随着大改革所产生的社会管理排挤官僚式管理这一进程[7]。俄国的大官吏、监狱长、曾是著名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Е.П.卡尔诺维奇(Е.П.Карнович)在19世纪80年代曾写到:“最近所有的改革(他指的是1860~1870年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官僚们的权力及其对社会利益的影响力……开始对行政部门和居民之间的权力和利益进行划分是应该的,并且,这种划分已经明显地区分了官僚和社会机构的职权范围。”[8]按亚历山大三世的传记作者B.B.纳扎列夫斯基(B.B.Назаревский)的观点,皇帝认为:大改革发展了自治机构,降低了政府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因为社会机构总是试图摆脱来自政府官吏的监督和控制。[9]1898~1899年,С.Ю.维特曾准备了两份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维特确认自治机构力量的增强是由于政府管理造成的,他还证明,自治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俄国立宪政体的确立和专制制度的削弱,就像在西方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10]

二.俄国社会舆论界:从现代化的“奠基者”到现代化的“掘墓人”

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的现代化,是在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专制制度是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先导。在构筑理想的俄罗斯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只能是“真正的君主制”)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强调的是东正教,另一部分人强调的是专制制度,第三部分人强调的则是人民的作用。尽管这些人的思想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君主是上帝的仆人,是人民的东正教信仰、精神和理想的领袖。人们因为拥护上帝放弃了权利,而上帝则指派君主为最高权力的代表,因此,在“真正的君主政体中”,最高政权的独断专行,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11]

(一)俄国早期舆论界的兴起

17世纪至20世纪初,最高政权制定决策时,除了要考虑官僚和军队的意见外,还要寻求俄国的舆论界的建议和帮助。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桥梁和纽带的俄国舆论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成分构成有所不同,对政权的影响力大小也不尽一样。最初的舆论界的社会成分非常稳定,他们主要是由贵族、神职人员和上层工商业居民构成的。因为当时国家居民大部分是农民,而进入舆论界的农民毕竟是有限的。早期俄国舆论界按其构成成分可分为中产阶级(贵族、神职人员和上层工商业居民)和平民阶层(农民和城市下层居民)。

(1)中产阶级与国家 中产阶级在国家政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市民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该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凭借自己获得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对现政府形成有力的冲击。其政治意识觉醒而开始拥有自治的经验,有利于中产阶级形成自治的习惯并培养自信与自尊的政治态度;其壮大和发展使个人的价值观获得空前的提升,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和价值的多元化。

俄国中产阶级对国家的重大事件以及迫切的现实问题的看法,经常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可以帮助最高政权找到达成妥协的办法。俄国时期最高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与社会利益之间联系得非常紧密。18世纪至20世纪初,考虑到所有阶层的利益,俄国最高政权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大体上实行的是妥协政策,它扮演着社会的领袖和现代化的领路人的角色。我们可以把这种政策看作是最高政权与中产阶级妥协对话的结果,看作是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合力。

17世纪俄国受中产阶级人士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8%,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这一比例约2.5%~4%,1870~1892年为10%,1893~1905年为7%,1906~1917年则达到16%。中产阶级在俄罗斯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彼得一世的改革,抑或伊丽莎白(1741~1761年)的国家治理、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社会改革以及其后来的继任者所推行法制改革无不顾及到社会中产阶级所秉持的态度和意见。甚至俄国君主制的命运也因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 及他之后的继任者尼古拉二世拒绝与中产阶级人士的建设性对话,从而导致了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的爆发而归于终结。

(2)平民阶层与国家17世纪至20世纪初,尽管在俄国平民阶层中,包括农民、小市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工人及其他所有非特权阶层的人在内,识字的现象还不太普遍,但他们还是了解了国内发生的大事和立法的变化情况,并在自己的圈子内讨论这些事情。对关系到自身的现实问题,平民阶层还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舆论。这些社会舆论通过控告、呈文、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一些舆论调查人员等途径反映给政府。在大量的暴动发生时(如:18~19世纪,像普加乔夫起义),政府也有足够的可能去了解老百姓都在想些什么。

平民阶层社会舆论的形成、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方式与中产阶级阶层的有所不同。平民阶层社会舆论并不像受中产阶级阶层那样靠书刊杂志,而是靠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成的。在信徒那里,信息则是通过一些有共同信仰的人有组织地传播的。而在农民、小市民和工人中间,社会舆论是通过士兵、神职人员、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厂工人、朝圣者、乞丐以及因职业需要经常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如采购商、货郎、商人、牧羊人、纤夫等)来悄悄地传播的。乞丐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12]

18~19世纪,平民阶层尤其是农民是不问政治的。自发性和富于情感性是平民阶层社会舆论的典型特征。平民阶层自发或有意识地形成的社会舆论不像中产阶级阶层的社会舆论那样会分成很多派别,这是因为个人主义还没有植根于平民阶层中间。平民阶层社会舆论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当事情超出了民众的现实利益范围,他们对此的反应都是漠不关心的。在平民阶层所处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舆论常常在几代人中保持着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被习俗、标准和传统固定下来。对农奴制、税民兵役制、地主、地方官吏和外国人的否定评价以及对皇帝、东正教、村社和习惯法的肯定评价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很少会受时间及宣传鼓动的影响。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民众文化程度提高、实行了普遍兵役制、农民外出打短工现象的增多、陪审法庭、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以及激进分子积极的政治活动等原因,使知识和舆论的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一些与俄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外来新思想借助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据统计,这些读物有500万~1500万名读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也对农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3]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平民阶层的政治观念及其政治实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民开始完全接受了不仅要在村社、而且要在乡里进行乡村政权选举的思想观念。在1907~1914年,受舆论宣传的影响,平民阶层开始逐渐对尼古拉二世表示失望。随着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尤其是在尼古拉二世本人成为军队统帅之后,[14]军队仍然没有改变失败的命运,君主无所不能的思维模式在广大民众那里开始逐渐破灭,并由个别君主转向对整个君主制度。

(二)社会舆论: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整合的基点

从彼得一世开始实现欧化政策时起,最高政权及其政府始终在探寻一条能令舆论界大部分人满意的政治上的妥协路线。在缺乏公开性和不可能去公开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与舆论界的对话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5]

在17世纪,与舆论界沟通主要渠道或许是呈文和缙绅会议。在18世纪上半叶,最高政权与社会的沟通主要通过贵族来进行。这些贵族既在国家任职,同时又是地主和当地居民。从19世纪50年代下半叶起,即从亚历山大二世继位时起,报刊成为反映社会舆论的首要手段。正是在这个时候,社会舆论成为一个通俗的概念,成为反映社会诉求的主要渠道。

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社会舆论开始对国家的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报刊的作用增强了。[16]政府不仅密切关注社会舆论的变化,而且自身也开始积极利用报刊(包括自己办报)来影响社会舆论。皇帝和他的政府逐渐对报刊形成了强烈的依赖。首先,他们需要有关当前局势和社会舆论的信息,需要新的思想;其次,他们需要社会的信任和支持。[17]无论是对贵族还是对地方官僚们来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都比手枪更可怕。[18]

与别的国家一样,在俄国,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与其说取决于该群体人数的多寡,不如说取决于它的凝聚力,取决于它的领导者是否有能力动员自己的成员为自身利益去斗争。与政权对社会舆论界的关注一样,社会舆论界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影响权力当局。

总的说来,20世纪初叶以前,平民阶层还远没有积极地为自己的利益去斗争,他们多半是最高政权与舆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斗争的旁观者,而且,还往往站在专制制度一边。但是,认为平民阶层的舆论根本就没有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也是错误的。在1905~1907年革命中,当农民和工人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确切地说,当社会主义的政党在人民那里获得了支持时,虽然最高政权按惯例仍把中产阶级阶层和自由派政党看作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民众舆论的作用显然增强了。

在18世纪末以前,最高政权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还算融洽,但随着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尽管恶化的过程不是直线式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的原因是基于国家权力之争。由于大改革后社会自治运动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政府行政部门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社会对政府行政部门活动的监督有所加强。政府人士担心丧失自己在国家管理中的优势地位;社会希望皇帝和政府能够按均等原则和实际的力量对比来与自己分享权力。中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难以调和,严重妨碍了舆论界人士与国家之间达成一致。参与冲突的双方都相信,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基于信奉绝对真理和过于理想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解决对抗双方关系的最好方式不是妥协前提下的条约,而是把其中的一方从游戏中消灭掉。[19]

三.俄国社会的嬗变:从”管理客体”向”管理主体”的转换

从国家的权力、特权和责任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所研究的这段时间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由于国家自身职能的扩大,国家的权力、特权和义务在增加。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至1917年。由于授予了地方社会自治机构部分权力,并且从1906年开始又赋予议会一定的权力,所以在这一时期,国家的权力、特权和义务有所减少。随着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与社会自治机构职能的变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1861年以前,政府行政机构的力量在增强,大改革之后有所削弱,这一点在官僚与军队相对数量的变化中得到了反映。相应地,17世纪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处于平衡状态,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双方力量对比有利于国家,从19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双方是脆弱的平衡关系,1881~1905年,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而且,在确立了立宪君主政体后,社会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具有绝对的优势。

官方政权对社会及舆论界人士对最高政权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概括地说,在17世纪末以前,最高政权把舆论界人士看成助手、谋士和奴仆,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50年代末,社会是管理的客体和被监护的对象,而舆论界人士就像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最高政权在19世纪60年代至1895年把舆论界人士看作小伙伴,在1895~1905年看作对手和权力的竞争者,从1906年开始则看成了自己的掘墓人。19世纪80年代以前,舆论界人士通常还能接受最高政权赋予自己的角色,尽管在1825年前后他们之间开始疏远,在1848年前后这种疏远变成了敌视,并且,这种敌视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舆论界开始寻求同最高政权的平等伙伴关系,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后,舆论界开始把专制制度当作自己最凶恶的敌人。自1906年同皇帝进行了权力划分以后,舆论界把确立对国家的完全统治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并于1917年2月达到了这一目的。

从彼得一世到其继承者,再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都不存在公民社会的因素。由此看来,伴随着知识分子以及社会舆论的产生,可以说,俄国早期市民社会的产生不早于1770~1800年。В.Г.别林斯基( В.Г.Белинский)将市民社会的产生同1812年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1812年自始至终都在使俄国震撼着”,它不仅“带来了对外政策上的伟大与辉煌……而且,在公民意识及其形成方面也取得了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作为社会舆论发端的公开性的诞生”[20]。从那时起,俄国社会改革思想的宣传开始转向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还很少,但他们已经成为推动最高政权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西方社会舆论的支持,自叶卡捷琳娜二世起,随着俄国外债的增加,俄国最高政权不得不优先考虑西欧社会舆论的反应,这种依赖性使舆论界能够推动最高政权实行代议制机关。

早在18世纪末,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在俄国贵族中间就出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评家。右派批评家们奠定了保守社会思想与运动的基础,左派批评家们奠定了自由思想的基础,而激进分子则为革命奠定了基础。[21]保守分子(他们与反动派毫无共同之处)希望人们参与国家决策,希望社会与皇帝通过消除现存制度的一些不良方面而互相亲近;[22]自由分子希望专制制度能和平演变为君主立宪;[23]激进分子则倾向于建立民主共和国。[24]当时,也存在着一些极右的势力,他们的目的是保存君主专制。1917年前,上述所有派别在俄国都存在。自由分子、激进分子和极右势力拥有广泛的支持,他们代表了广大的社会和组织,其中包括十二月党人、西方派、民粹派、立宪派、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黑帮分子。

20世纪初,俄国存在着许多市民社会的要素。大量自愿形成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妇女组织,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舆论界人士以及为国家政权所认同的社会舆论,1905年后,还包括自由刊物、政党等。当时,俄国基本形成了保证社会思想、愿望和要求由社会向权力机构传达的机制,以及对权力机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立法机构和报界。但是,社会未能及时协调这种机制,以避免其武力解决与国家之间的冲突。[25]

从18世纪初到1917年10月,俄罗斯国家走过了一条从君主专制政体到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道路,而社会则由国家管理的客体变为主体。这意味着舆论界将自己的社会界限从特权社会群体扩大到了全体人民,人民从非公民社会回到了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但是,1917年,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并没有达到国家完全处于舆论界的监督之下的阶段:即对社会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由于国家和社会善于通过和平途径相互妥协达成协议,所以,二者的发展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26]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农民工人阶层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的对自身利益诉求与皇权传统的同盟者(10.7万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通过相互妥协的方式进行对话,上述情况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刚愎自用的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自由主义党派本应该利用其执掌立法权的机会,为政府在与杜马合作创造有力的条件,但其固执地试图迫使最高政权会作出新的让步(要求各部门对杜马负责,要求通过立宪民主党的农业纲领等等),从而激怒了尼古拉二世解散了国家杜马,随着俄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被解散,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断,扼杀了俄罗斯社会为在俄国确立立宪君主制所做出的所有努力。从此,自由派分子也在杜马中失去了话语权。

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进行,君主——社会现代化的创始人和长期以来的领导者最终也以垮台而告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以我个人观点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推行的欧化政策造成了俄罗斯社会文化的不对称性,这种文化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分化(舆论界分化为自由分子、激进分子、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社会分化造成俄罗斯社会越来越缺乏整体性。而作为最高政权不能找到平衡或控制各阶层的政策。此外,俄国为社会的根本动荡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俄罗斯一战的失败,沉重的战争负担超出了人民的忍耐力和控制力,摧毁了俄罗斯社会民众对君主制的抱有的最后一线希望,成为了加速这场政治革命进程的导火索。农民对土地需要,工人对工厂需要,而其他人要求结束战争渴求远远超过了人民对西欧式民主的渴望。中产阶层已经失去对民众的控制,民众在极端的社会党人的鼓动下,也倾向于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当权者所看到的已不再是让俄国平静的、理智的社会,而是‘轻易地’将国家引向革命的人民。尽管俄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也和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奉一样都是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基督教信条,以纯粹和肤浅的方式控制了民众的所有意识,1917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把人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并推翻了临时政府。

伴随着饥饿和贫穷的迅速加剧以及当时财富和财产分化的积聚,共产主义的胜利已经无法避免。于是,它来临了。”[27]

当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夺取政权,满足了人民的要求以后,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并镇压了所有的政治对手,包括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君主主义者以及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全家。革命的泥潭湮没了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社会为探索现代化所取得的诸多成就,这也是俄国过分急于求成而付出的代价。

--------------------------------------------------------------------------------

[1]参见 维尔尼克斯基. Г. В:《17世纪到20世纪初行政机关的发展》。《.18-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国家权利史概论(帝国时期)》.布拉格.1924年,第11-102页 ;果利果夫.И. Б:《16-18世纪俄罗斯的国家机关》;格利巴夫斯基.В. М:《国家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伊宾法诺夫А. Н:《国家行政系统》。莫斯科 1908年;伊洛什金Н. П:1)《俄罗斯改革前国家的历史》.莫斯科.1983年 . 2)《农奴制及其政治制度》.莫斯科. 1981年 ; 扎奇夫斯基.П. А :《19世纪俄罗斯专业制度下的政府机关》 莫斯科. 1978年 ;拉特金. В.Н:《俄罗斯权利历史教科书》第278-426页 ; 列阿奇耶夫. А.К:《俄罗斯国家管理体系的构成》. 莫斯科 .1961年 ;萨维奇Г. Г:《新国家阶层》.圣彼得堡 .1907年; .森拉米特尼科夫.Б.И:《俄罗斯国家政权历史文献及概貌》. 莫斯科. 1913年;契尔诺夫.А.В:《18世纪俄罗斯国家机关:(法律材料)参考资料》.莫斯科.1960年 ;阿伊赫里曼.О. О:《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概述》.基辅. 1890年。

[2] 参见米留科夫П.Н《俄罗斯文化史概论》第三卷《民族主义和欧化主义》。莫斯科,1995年,第337页;利哈切夫Д.С.等主编《俄罗斯文学史》,第一卷,第572-574页;切尔奴哈В.Г.《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媒体关系中国家政治》列宁格勒,1989年,第6-22页。

[3] 参见舒米洛夫М.М.《19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权》。莫斯科,1991年,第185-189页。

[4] 参见 布利诺夫И.А.:《政府参议院的200年历史(1711年-1911年)》,《60年代改革后的参议院与地方机关的关系》。圣彼得堡,1911年,第四卷,第208-209页。

[5] 参见 古瓦列夫斯基В.И主编:《19世纪末的俄罗斯》第777,787页。

[6] 参见 拉维列切夫В.Я.:《20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生活对皇权主义的干扰》;布士卡列娃И.М.:《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与大资本》。莫斯科,1981年,第66-97页。

[7] 参见 布利诺夫И.А.:《省长:历史法律概况》圣彼得堡,1905年,第355-356页。

[8] 参见 卡里诺维奇Е.П.:《过去与当代的俄罗斯官员》圣彼得堡,1897年,第113-114页。

[9] 参见 纳扎列夫斯基В.В.:《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的沙皇制》,.莫斯科1910年,第31-37页。

[10] 参见 阿纳尼奇Б.В.主编:《权利和改革:从专制到苏联俄罗斯》,圣彼得堡,1996年,第430-435页。

[11]参见 基哈尔Л. А:《君主立宪国家体制》。圣彼得堡,1992年,第94-101页,247-254页。

[12]参见 格洛梅卡 M..M:《俄罗斯的农村世界》。莫斯科,1991年,第122-166页。

[13]参见 普鲁卡维.А.С:《在培训和教育领域人们的需求与知识分子的责任》.圣彼得堡,1895年,第215-216页;《1883年俄罗斯的新闻汇编》.圣彼得堡,1886年,第44-45页;《莫斯科新闻统计汇编》.莫斯科,1884年,第9卷,第150页;Brooks J.,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1861-1917.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178-210.

[14] HubertusF.J. ,For Tsar and Fatherland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Frank St.P. , SteinbergM.D.(eds.),Culture in Flux;Lower Class Valves,Practices,and Resistanc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1-146.

[15] Riasanovsky N.V.,A Parting of the Ways:Government and Educated Public in Russia 1801-1855.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6.pp.291-297.

[16]参见 扎哈洛夫Л. Г:《1856-186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与农奴制废除:》。莫斯科,1984年,第27页。

[17]参见 艾捷利曼. Н. Я:《反对专制制度的赫尔岑:俄国18-19世纪绝密政治史与自由出版物》,莫斯科,1973年,第9-23页; 349-356页。

[18]参见 阿罗索恩М .И,列谢尔С.А.:《文学界与文学社》。列宁格勒,1929年,第15-83页;普罗德斯基Н.Л:《苏联历史》(第四卷),莫斯科,1967年,第591-595页;菲利普别尼卡И. В:《19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斯科文学社的社会思想生活》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1991年。

[19] 不希望走向和解以及缔造黑白分明的和平也许是俄国人的一种心理特点,俄国人把和平看成是充满敌意和罪孽的和平。参见:卡西亚诺娃《俄罗斯民族主义性格》。莫斯科,1994年,第337-351页。Shimkin D.V.,Sanjuan p.,”Culture and Wild View:A Method of Analysis Applied to Rural Russ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3.vol.5.pp.329-348.

[20]参见 米柳科夫П. Н.《俄罗斯文化历史纲要》,莫斯科,1995年,第3卷, 第337页;《别林斯基В. Г.文集》,莫斯科,1995年,第7卷,第446-447页。里哈契夫Д. С, 马卡加涅卡Г. П主编《俄罗斯文学史》第1卷.第572-573页;吉姆别尔А《.俄罗斯公民社会》,第260-263页.

[21]参见 鲍古齐尔斯基В. 《从过去俄罗斯生活社会看: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运动》.圣彼得堡,1905年;杜德基尼斯卡亚Е. А《.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主义者》,莫斯科,1996年。 列维Ш. М.《俄罗斯社会思想史纲要: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列宁格勒,1974年;米柳科夫П. Н:.1)《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2)《俄罗斯文化历史纲要》(第3卷);列维Ш. М主编:《В. И.列宁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想》。列宁格勒,1969年;斯拉德格维奇Н.Г《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思想史纲要(第一次革命时期社会流派斗争)》。列宁格勒,1962年;查姆塔里А.Н:1)《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历史文献中的历史流派斗争》。列宁格勒,1986年; 参姆巴耶夫Н. И《斯拉夫主义》;《19世纪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想史》。莫斯科,1986;神什卡Л.Э.《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社会运动》。莫斯科,1920年。

[22]参见 维斯特塔Л:《资产阶级与革命前俄罗斯的社会性》载《苏联史》,1992年第1期,第192-200页;《保守主义研究》比尔姆.1994-1997年.1-4期; 萨马林Ю. Ф,德米特里夫Ф. М:《保守主义革命》;西尼奇娜Н. В:《第三罗马:思想根源和进化》。莫斯科,1997年;奇马米洛夫Л. А:《君主制》; 赫米科夫 Д:《专制制度》。莫斯科 ,1903年。

[23]参见 安德列夫Д. А:《俄罗斯自由主义和国家杜马(英美历史学的观点)》载于《莫斯科学报》(1995年)历史卷,第2期,第16-23页;卡卡列夫斯基А. В:《19世纪-20世纪俄罗斯自由主义历史概论》,圣彼得堡,1996年;列阿托维奇В. В:《(1762-1914)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历史》。莫斯,1995年;比鲁莫夫Н. М:《全国自由主义运动:20世纪初社会进步的根源》2《全国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在20世纪初社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洛尔马伊尔Г:《自由主义危机》。莫斯科,1996年; 夏茨拉К. Ф:《1905-1907革命前夕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组织、纲领、战术》。莫斯科,1985年.

[24]参见 奇林诺夫Е. А:《19世纪俄罗斯极端主义概况:40-60年代历史哲学思想》。新西伯利亚,1991年;伯金И. К,普林马克Е. Г,哈洛斯В.Г:《俄罗斯革命的传统:1783-1883年》,莫斯科,1986年。

[25]Bralzer H.D.(ed.),Russia′s Missing Middle Class:The Profession in Russian History.Armonk,NY:M.E.Sharpe,1996.p.23:Bradley J.,Russia′s Parliament of Pblic Opinicn:Associations,Assebly,and the Autocracy,1906-1914\\Taranovski Tb.(ed.),Reform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Progress or Cycle.Cmabridge er al.:Woodra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12-236.

[26]Eisenstadt.S.N.,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LaPalombara(ed.),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96-107.

[27]参见 萨拉林П.А:《饥饿与社会意识形态》。 莫斯科 ,1990年,第398-399页。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