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权利: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两种最为普遍的社会文化模式。法律以及权利在两种模式中的作用和目的有很大差别。在集体主义模式下,社会团体或组织享有对个人的优先权,个人从属于集体,法主要用于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法的社会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诸如宗教、习惯等手段来实现。而在个人主义模式下,道德准则以发展个人为目的,强调社会组织对个体权利给予保障,法首先用以保护社会每个独立成员的利益。这里,着重以法律和权利在俄罗斯的发展,来说明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在西方社会之外的扩展处境。

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立法者们都将颁布新的法令作为法制革的主要方式,并不约而同地把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西欧式的法作为立法模式。尽管亚历山大一世曾强调“新的或移植他国法的做法弊大于利”,但按照学者的说法,十月革命前“在向俄罗斯土壤中移植外国法的模式时,有时就是简单的照搬”。20世纪末的法制改革,与其说在立法技术采用了比较法的方法,不如说只是简单的对国外法进行翻译。俄罗斯对西方法律传统吸收的最突出例证在于人权和自由价值的确立。

作为西方法制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人权和自由价值观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政治观念之中,最初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当今,在人权与自由观被《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确立下来的同时,人权和自由的“区域化”观点也在各国得到了广泛的立法认可。很多国家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国情与西欧社会混为一谈,拒绝接受为人权和自由所设定的统一模式,并试图修正西方关于“个人价值优先”的经典理论,代之以多元的人权和自由价值评判标准。在俄罗斯,存在着类似趋势。尽管俄罗斯也批准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它相关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国际公约,但其原则及精神在俄罗斯的实现有特定的“俄罗斯标准”。无论国外的还是俄罗斯本国的研究者,甚至包括俄官方人士,都指出俄罗斯人权保护领域正遭受着制度性破坏。欧洲国会议员定期发表关于俄罗斯违反欧洲人权标准的报告,一些国际组织甚至还详尽地将俄罗斯人权状态恶化的情况通报全球。

虽然俄罗斯在立法层面已接受西方人权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但西方关于权利的理解在俄罗斯国内常遭到批评。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改革”时期,也有人提出,西方的人权法律观与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不相适应。现在,仍有一些批评者将西方人权价值视为“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人类大杂烩式价值观的简单架构”。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但很多作者也将这一时期与“短暂的激情、专横和放荡”联系在一起。人权和自由之价值观之所以很难在俄罗斯找到生存的土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种价值观与俄罗斯长期的专制传统和社会文化特性不相适应。相对于人权和自由价值观诞生地西欧而言,俄罗斯完全属于异类的文化模式,特别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影响从来没有触及俄罗斯。可以说,在俄罗斯根本就不存在西方式的人权和自由实现的历史和文化前提。不仅如此,人权和自由观念产生之初就对俄罗斯传统道德价值观形成了冲击,而这些道德价值观恰是俄罗斯特有文化的基石,试图在俄罗斯本土“复制”西方式的人权和自由价值观,本身就构成了对俄罗斯社会的危害。

此外,西方人权和自由还受到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批评。首要的是西方的某些权利在实践上过于激进,不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教会甚至将某些做法看作严重的“精神疾病”。当然,东正教教会的一些观点也同样遭到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的报告的驳斥。2006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倡导人们接受《第十届世界俄罗斯人民总教会关于人的权利与尊严的宣言》。这一宣言反对某些国家利用人权之名,行扩张其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经济利益之实。东正教教会甚至号召多元的世界观、文化、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全世界大融合。

无论是基于个人主义理性,抑或集体主义理念所创制的法律,在俄罗斯都没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近年来,个人主义行为模式在俄罗斯法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并不能因此断言相似的生活方式已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接受和认可。同时,那种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根植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大多数俄罗斯人的个体心理其实是以二者道德的契合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共生现象既存在社会公共意识之中,也存在于个人主义意识之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历史不同阶段对俄罗斯社会的道德标准有着不同影响作用,但都共同参与了俄罗斯社会意识和法制核心价值的形成,俄罗斯的社会意识以及俄罗斯法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也总是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徘徊。

*刘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副研究员,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法律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