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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背景下的中国核安全立法
摘 要: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的日益耗竭,以及人类对新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刺激了世界各国对核能利用的渴求。与常规能源相比,核能具有高度浓集、清洁、经济的优点,但其安全问题却始终是人们心头的隐忧,人为的疏漏与不可抗力都可能引发核泄漏并对环境及人群造成巨大的损坏。中国作为核能利用大国,较之其他核大国相比,在核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着核安全基本法缺位、核设施监管不通畅、核材料及物质处理缺乏规范等问题,亟须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加强核安全立法,以保证我国核能利用的安全。

关键词:核安全 核能利用 能源危机 核安全立法

当今时代,由于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日益匮乏和环境压力的增加,核能作为人类的新能源备受世界各国的普遍青睐,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利用。如今,核能的开发与利用已遍及发电、医疗、食品、农业、国防等领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核发电领域,根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最新统计: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核能发电一直同步增长,始终保持占总发电量16%左右的份额[1]。其中2007年全世界核能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5%;法国2006年核能发电量占总发电量77%,核能发电比例居世界第一[2]。以上事实说明,核能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方面正在发传统不可再生能源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核能的广泛利用在带给人类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具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安全隐患,可能会加剧核能源危机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风险。

一、能源安全与中国的核安全立法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安全与否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中,除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能源外,在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中,核电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由于核安全事故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的不断叠加,包括核能在内的能源安全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核能源安全问题及其立法的迫切性

核能有巨大的能量和破坏力,一旦利用不当或被非法利用,极有可能对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破坏可能是跨界的,因此可能引发地区性乃至国际性的生存安全问题。核放射性污染、核事故、核武器三大风险是核能利用面临的主要安全隐患。1986年4月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造成近20万平方公里污染,320万人因此受到核辐射损害,时至今日,“核恐怖”阴云仍然在乌克兰人心中挥之不去;2011年3月,日本发生强烈地震,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造成大面积污染。核泄漏事故因其严重性警醒着各国在核能利用方面保持高度警惕。在当今世界各国核能利用飞速发展的情势下,防止核事故对人类及自然环境产生毁灭性的风险是核能利用安全亟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2011年10月31日,人类步入70亿人口的大关。未来的地球能否承载不断增加的人口对能源的需求,人类尚未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能源需求角度看,在风能、太阳能这些替代能源发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似乎核能利用已经成为或必将成为未来人类解决能源危机的无奈选择。核能利用的双重效应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在使人类摆脱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的能源困境的同时,又使人类担负着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环境风险。目前,由于还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能够安全有效、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办法,此外,也由于近些年核事故的频发,一些人权斗士及环保人士纷纷反对核能利用和开发,甚至一些国家也卷入其中。2002年德国通过《核能禁止法》宣布放弃核能,并将于2022年前彻底放弃核能发电。德国成为首个不再使用核能的主要工业国家;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核电站爆炸和放射物泄漏事故引发了欧盟关于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是否可以不依靠核能来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的讨论;瑞典早在1980年通过全民公决方式决定将于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使用核能源[3]。无论是“疑核派”还是“护核派”,不可规避的难题是人类对于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不可再生能源日益枯竭的矛盾。如何通过严格的核安全立法来解决能源需求与核能安全之间矛盾,是世界各国核能源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核安全立法的基本架构与中国的核安全立法

鉴于核能利用上存在的巨大风险和隐患,对核能利用的立法应该以保障核能安全利用为主要目标。从这一维度看,有关核能立法称之为核安全立法一点不为过。核安全利用的全过程涉及到铀矿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核燃料完整循环、放射性废物处置、放射性物质运输、核技术应用、市场准入、事故应急、核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诸多环节,因此,核安全立法通常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核武器(包括使用、禁止核武器、核恐怖及试验等方面的立法及国际条约);核能源及材料(包括核能源开采、使用、标准化及材料使用安全等方面立法);核电及其他核设施(涉及建造、开发、安全利用及核事故等方面立法);放射性废物(有关处理、运输及管理责任等方面立法);核损害责任(规定营运人的核损害责任问题等方面立法)。

当前,各国的涉及核安全的立法应由两部分法律规范构成: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内法。 为了保障核安全,国际社会缔结了多种国际条约对涉及核能安全利用进行规制。世界各国通过这些国际条约和协定初步实现了核安全领域的信息共享与实践经验的相互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核安全立法的进程。在核能安全的国内法方面,各国建立了以核能安全利用基本法、有关核能安全法利用的专门性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同时辅以其他涉及核能安全利用法律规范(如刑法、环境与资源法、行政法、民法、劳动合同法等),为补充的内国核安全立法体系。

目前我国核安全立法,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法律规范构成:有关核安全的法律、核能利用行政法规、核能利用部门规章(各部委)、核立法性指导性文件(导则)、有关核利用的国际条约以及涉及核能利用的地方性法规。

2003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我国核安全领域的基本法(暂且这么认为),该法对于放射性污染防治、保障核能安全利用以及其他核立法具有重要的规制及指导作用。此外,作为保护环境基本法的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其他部门法(如:《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刑法》、《安全生产法》等)都包含了保障放射性物质安全使用的规定。尚未出台的《能源法》征求意见草案也有涉及到核能利用的相关条款;有关核安全利用的行政法规主要有:《核材料管理条例》(1987年)、《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年)和《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年)、《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05年)、《国家核应急预案》(2006年)、《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2007年)等;核能利用部门规章主要包括:《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1986年)、《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1987年)、《核材料管制条例实施细则》(1990年)、《放射性环境管理办法》(1990年)、《核电厂设计安全规定》(1991年)、《核电厂厂址选择安全规定》(1991年)、《核电厂运行安全规定》(1991年)、《核电厂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规定》(1991年)、《民用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规定》(1993年)、《民用核承压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规定》(1993年)、、《研究堆运行安全规定》(1995年)、《放射性废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1997年)、《核出口管制条例》(1997年)、《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年)、《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2004年)、《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年)等等;有关核立法性指导文件主要有:《核事故辐射应急时对公众防护的干预原则和水平》 (1991年)、《核电厂安全运行管理》 (1990年)、《核设施的安全监督》(1995年)等等70多项导则,此外还有180多个技术文件。中国核能利用的地方性法规是与国家核安全立法相适应,同时兼顾到地方具体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目前,广东省、河北省、浙江省及天津市都出台了相关的立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广东省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条例》(1997年)、《河北省放射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01年)、2003年施行的《浙江省核电厂辐射环境保护条例》、《天津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2004年)等等。

此外,中国加入了有关核能安全利用的国际条约与双边协定,主要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1997年维也纳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等等。此外,中国还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士、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签订了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参加和缔结国际条约和协定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核安全立法的重要国际法律渊源之一,有关核安全国际条约中的原则、制度、先进的理念与立法技术推动了中国核安全立法的发展进程。

二、中国核安全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自80年代开始利用核能发电以来,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迅速,而放射源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当前在核能安全方面中国面临着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退役核设施遗留的放射性物质无害化处理及运行核设施的安全隐患问题;分散放射源的管制与清理问题;放射性矿源开采中对放射性废渣的监管与污染治理问题;对其他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监管问题。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不完全统计,我国1954年至今共发生各类辐射事故1500多起,平均每年发生事故30余起[4],虽然由于核事故的破坏作用有限没有造成较大的国际影响,但也足以使我们警醒并审慎待之。

造成上述核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科学规范的核安全立法体系。我国不但在核安全立法的某些领域尚处空白,在核安全设施的监管和核材料处理等方面的立法与许多国家如美、日、德、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尽管近些年中国在核安全立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核安全立法的系统化、体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立法上尚未确立核能利用及核安全在我国能源需求结构中以及生态安全战略中应有地位。从我国根本法及综合性基本法中尚未对核能的发展利用及核能安全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显然已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将对核能等新能开发和安全利用视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这一国际潮流的需要。为此,在更高的立法位阶层面上突出核能安全的重要地位,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够更加有利于防范因核安全隐患导致的生态灾难,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生命健康权等权利。

其次,我国核安全基本法存在着空白。我国有关核安全立法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核安全的基本法《原子能法》迟迟未能出台,致使核安全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原子能法》的作用在于通过系统而全面的规定构筑一个完善的核能利用法律体系,从而确立核安全的保障性的标准,因此一些国家很早就制定了原子能基本法,如:日本(1955年)、英国(1946年)、印度(1948年)、韩国(1958年)。现在世界上的30多个核电国家没有原子能立法的寥寥无几。即使一些没有核电厂、只有供研究用反应堆的国家,如: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很早就预先制定了原子能法。另外,我国也缺乏专门的综合性核安全立法,如《核安全法》。当前施行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仅仅是从管理层面对核安全问题进行调整,在技术方面缺少对核安全领域新技术利用的法律规制。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制定上述法律的必要,但是对我国而言,当前核安全法律体系及核安全保障制度的欠缺迫切需要这两部法律进行弥合。此外,我国核能利用的配套性法律法规也不完整,不能覆盖涉及核安全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对核安全管理所涉及的不同部门的职责、市场准人的资质要求、放射性废物管理、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管理、核损害责任等没有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5]。如::《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规定:“运输放射性物质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放射性污染。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是该规定至今仍未出台。上述立法的欠缺使核安全立法体系难以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良性运转的统一体。

第三,当前涉及核安全立法的部分法律法规的内容亟待修订。需修改的内容一部分是不能满足核能安全利用的需要,如:部分法律法规内容之间重叠、交叉等问题;另一部分是原则性过强,缺乏可操作性,或是没有相关配套性规定。同时,有的立法在立法目的方面对核安全保障不明确,如:《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没有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与国际立法的趋势存在偏差。此外,我国核立法还普遍存在对公众参与缺乏保障性规定的问题,这导致了核能利用方面透明度不够,不利于民间监督作用的发挥,进而可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最后,核安全文化在核安全法律规范中的缺乏彰显。核安全文化是在总结国际核事故基础上提出的一项核安全管理理念和社会认知,它与核能的利用相依相伴,它体现了国际社会及民众对核安全问题的关注及核安全观的培育,很多国际法律规范和许多国家内国核安全立法都体现了核安全的价值诉求。核安全文化与核安全立法相辅相成:安全文化对核安全立法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核安全立法的作用则是以法律形式确立核安全文化标准、促进核安全文化的发展、抵制和预防核安全文化的负面效应。从各国核安全实践来看,要想真正实现核安全立法目的,必须在国家领域内奠定核安全的文化基础,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制定核安全文化的一系列规范。我国核安全立法在树立核安全文化方面还存在许多疏漏, 我国核安全立法在塑造公民核安全理念和意识方面十分欠缺:缺乏系统而完善培训与宣传;缺乏体系化的教育制度;缺乏鼓励公民提高核安全的机制。核安全文化的普及在我国由于缺乏立法上的有效保障,使得核安全观念很难深入社会和人心,这对于我国国家核安全战略观的确立及公民核安全意识的培养都是十分不利的。

三、中国核安全立法的基本任务和展望

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随着对核能利用需求的日益增长,客观上必须要求建立起保障核能安全利用的法律监管机制和规范措施。在吸取核泄漏事故国家惨痛教训同时,我国还必须系统地解决窒碍核能安全利用方面存在的诸多体制问题,科学合理地构建起着眼于未来中国核能利用安全的法律规范体系。

(一)中国核安全立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我国在未来核安全立法方面,在注重体系化、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同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核安全制度建构问题。有关核安全制度方面,在立法上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1)核安全的监管部门繁多,缺少统一的监管机关和程序。如:对核设施安全的许可由国家环保总局的核安全局主管;对放射装置的许可则由卫生、公安部门管理;对贮存、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的许可却是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不利于核安全的保障;2)放射性废物管理制度存在多方面缺陷。如:没有规定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应采取的措施;放射性废物越境转移时在具体防治措施方面未作相应制度性规定;在放射性废物管理中忽视了公众的权益问题,没有相关规定;3)核安全立法中缺少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如明确公民在维护核安全方面的权利、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及奖励性规定。核安全的保障是一个需要群策群力的社会性问题,民众的监督和参与会降低核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避免引发巨大的公共安全事故。

规范核电项目问题。目前,我国的核电发展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核电立法却存在很多的疏漏。首先,在核电项目环评方面,我国环评制度自身存在规划环评缺位、公众参与程度低的结构性缺陷,致使核电项目缺乏足够的保障。而日本的核电站建设从审批到立项、到建设,几乎都有公众参与的环节[6];其次,在核电建设及监管过程中,存在环境质量标准缺失的问题,一部分应当测定的指标因立法中对标准未作规定而被忽视,这些公众不知情的事项给核电监管及安全留下了隐患。例如,我国核电标准没有关于抵御海啸能力的规定。此外,我国核电立法还存在开发利用的法律责任制度滞后、立法缺乏独立性、奖罚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核损害责任问题。目前,我国在核损害责任方面的专门立法处于空白状态,追究核损害责任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及《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概括性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对责任推定原则、赔偿范围及数额、诉讼时效及管辖的规定不明确或不适用于追究核损害责任。国务院在1986年发布了《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但是此法规性文件存在可操作性差、诉讼时效短、赔偿数额小以及未规定境外核损害问题等多种缺陷。在实践中,要使侵权者承担相应的核损害责任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在确定核损害赔偿数额方面,目前规定较为明确的是国务院2007年下发的《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依此文件,核电站的营运人对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的最高赔偿可达3亿元人民币;应赔总额超过规定最高赔偿额的,国家可提供最高限额为8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补偿。

涉核保险问题。核保险直接涉及对核损害的救济问题,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目前,我国1999年成立的核保险共同体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核共体成员公司从成立初期的5家至2009年发展到19家,承保能力增加了8倍[7]。依据政府的相关立法性文件,大亚湾、秦山二期核电站已经投保了第三方核责任险。从外国核保险制度的经验来看,我国保险立法应在扩大核保险受保范围、确立强制性保险、提取巨灾责任准备金、核电站风险检查制度标准化方面做出切实可行的规定,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核损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二)未来中国核安全立法的基本架构

我国2007年10月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将核电发展战略由“适度发展”变为“积极发展”,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的5%以上。可见,核能利用在我国呈积极发展的态势。尽管国际社会时发因核泄漏事故所引发的环境风险问题,但这没有影响和延缓我国利用核能的决心和脚步,然而,我国应当重视从立法层面和制度层面解决核能的广泛利用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抓紧制定核能基本法《原子能法》以弥核安全立法的缺失

原子能法是核能立法的基本法,是有核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美国早就在1946年就制定了原子能法,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也相继颁布了原子能法。《原子能法》的缺位使我国不能构筑起完善而有效的核安全法律体系,这始终是我国核安全立法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原子能法》立法工作在2011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已完成了原子能法的立法研究课题,原子能法起草研究小组正在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完善原子能法草案,最终将于2011年底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即将制定的《原子能法》应对如下领域进行明确的规范:铀矿地质的勘察和采冶、核材料的管制、核设施的管理、核技术应用的管理、放射性废物的管理、核安全的管理、核应急的管理、核损害赔偿的管理以及核进出口管理等内容。除此之外,对于备受关注的核损害赔偿问题应在在原子能立法中有细化规定且具有可操作性。

众所周知,核能产业链过长,迫切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划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确定企业在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责任,铀资源、厂址、环境、后处理、废物处置等问题都应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原子能法无疑能够发挥这一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子能法的出台,将使核安全立法的覆盖领域更加全面。我国政府也将借原子能法颁布之机,逐步解决现行法规混乱分散、交叉及缺口(实现法规配套)等问题,旧法规中的一些过时、不合理以及与国际法抵触的条款,也会根据新法及现实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调整,如通过核保险立法改革解决涉核安全保险覆盖不足的问题;完善核损害的法律责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核安全立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都将有所提高。

2.完善核安全监管制度

伴随核能利用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核安全监管问题凸显。但是目前我国核安全的法律法规不能全面涵盖涉及核能利用的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核安全监管的缺漏。我国应尽快制定《核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核安全监管的主体、程序及责任、核安全事故的信息公开等等内容。但是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我国应按照“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8],建立独立性的、权威性的核安全监督管理机构,解决现存的多头管理问题。

除此之外,核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增加核问题的透明度,如:实行信息公开制,及时、客观地向公众提供核信息;实施行业内公开、运行经验分享的行业政策;;2)建立全国性的核安全监测及预警系统,及时检测环境目标、反馈数据及安全隐患。目前,我国正力争到2020年,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实现与国际完全接轨,全面掌握区域内辐射环境的动态水平及其变化[9];3)利用互联网建立核信息通报、信息反馈及和核安全监督的社会监督网络平台,使公民足不出户即可了解与自身权益相关的核信息、举报核安全隐患或提出建议;4)强化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严格执行辐射防护安全监督员制度,依靠政府直管部门的力量对核安全进行监管是当前中国保障核安全的主要手段。

3.确立公民参与制度

核安全事关全民福祉,拥有环境权的所有公民对决定自身安危的重大事件都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知悉、参与、维护是公民行使环境权的完整过程,他们相互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 [10]。外国核安全立法的实践经验显示,允许公众广泛参与核立法论证、环评听证及核能民用等活动,对于促进核能安全和保障公共权益具有积极的作用,而我国核立法在此方面则十分欠缺。当前,我国核能立法应完善下述方面公众参与制度:1)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如:核电建设的立项与否;2)核安全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如:立法征求社会组织、专家和公众意见;3)核安全监督的公民参与机制,如:提出建议、意见或进行举报。以上参与制度可以通过召开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建立专家网络、构建交流平台等多种形式进行,凡是涉及公众环境权益,以及媒体和民众关心的核问题,都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充分利用民众的学识及社会影响力,以各种形式推动核能的安全利用。

4.核安全国民教育与管理人才培养

核安全意识淡薄是在我国社会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涉及核安全的法律颁布很长时间但知之者甚少,核安全文化的国民教育和普及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时期。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核安全的意识深入人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民众参与核安全实践的热情。在此方面不妨借鉴一下法国的做法,如:由核电厂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责对附近公众进行核安全和辐射防护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和指导在紧急情况下报警、隐蔽、撤离、服用抗辐射预防药物等应急防护知识;由核电厂营运单位宣传核安全与核事故应急的辩证关系,使公众消除核恐慌,理智而有效地应对核事故应。作为核能利用的大国,我国应通过立法或制定相关政策强化核能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全民的核能安全意识,如:将核能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纳入国家教育规划,提高学生的核能安全意识水平;发挥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宣传优势,持之以恒的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核安全意识水平,避免一旦发生核安全事故所发生的社会恐慌。

管理人才是核能安全利用的人力保障基础。目前我国通过实行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加强了核安全技术后援单位人才培养和引进,据2006年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已有约1300人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11]。但是这仍然难以满足我国核安全监管的需要,从人均负责的工作量来看,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政府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培训与教育制度,为保障核安全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如:在高等教育中广泛设立核安全专业。此外,还可以通过立法设立人才基金,为有计划地将优秀人才送往核能发达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学习、培养技术骨干和高级人才提供财政保障;同时也可以有效的财政倾斜、积极的扶持政策以及良好工作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的研究和管理工作。

5.加强核安全国际合作

伴随着核技术与核能利用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将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中介的国际核安全合作中来。我国与其他国家涉及核安全、核技术的多边交流合作也必将会日益增多。中国作为核大国,今后将会更积极的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的多边行动中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我们应当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平台,同时结合本国国情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了国际、国外的核安全的立法经验,不仅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核安全立法效率,还可以尽早的消除核安全隐患,规避先污染后治理的险途,以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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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Nuclear Power in the World Today[EB/OL]. http:www.world-nuclesr.org/info/inf0l.html.

[2]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World Nuclear Power Reactors 2006-08 and Uranium Requirements[EB/OL]. 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eactors.html

[3] 参见《新能源安全及现状安全机制立法研究》,来源:http://www.cio360.net/h/1797/310548-11227.html

[4] 参见文章《我国每年发生辐射事故30余起》,载《中国消费者报》2004年/04月/30日/第B02版。

[5] 参见花明,陈润羊:《我国核安全法律体系研究》,载《核安全》2009年第l期。

[6] 参见《我国核电建设技术领先立法滞后 无法可依令人担忧》,http://www.china-nea.cn/html/2011-04/18404.html

[7] 参见《中国核保险共同体成立10周年 跃升国际领先地位》,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0/59941/9973589.html

[8] 参见《中国核安全监管基本法缺位》,《济南时报》2011年3月17日。

[9] 郭文生:《建立完善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络》,载《中国环境报》2007年/3月/30日/第001版。

[10] 李奇伟:《略论我国环境知情权》,《巢湖学院学报》2004 年第1期。

[11] 宗建树,徐琦:《维护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中国环境报》200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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