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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经济与“商学”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刺激/反应”理论。其大意为:假设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停滞(或超稳定)状态的传统社会。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受到西方新兴势力的刺激或冲击,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原动力,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理论或解释模式,是在西方中心论和简单机械的社会进化论交互影响下的产物,虽然未必符合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情况,却长期被人接受。后经刘广京教授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证明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近代史的动力也不尽是由外力而来,“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追求,以及商人买办的反应,都是不能忽略的背景”,从而对费正清的“刺激/反应”理论做出修正,部分改变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刻板认识。

在刘广京教授的权威分析和论证过程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基点: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追求,和商人买办的反应。刘广京教授指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所谓经世运动,自强变法运动不仅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而且是对原有经世思想的发展。显然,这里面的“经世”,往往就是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等词语的简称。为求行文简便,姑且以“经世济民”笼统称之。

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所指出的,“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如下细节:首先是“经世”,它的意思是落实儒家伦常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建立一种与之相符的、整合社会各层次的秩序;“济民”则指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解决百姓生计。(《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293)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经世济民的思想和传统由来已久。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中,“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尤为发达,完全可以媲美、乃至超越古代的希腊。

长期以来,有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从语义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对“经济”(Economy)一词的语源问题进行追踪。大致认为,自1905年开始,汉语的“经济”方成为英文“Economy”较为固定的对译之词;但是,此时并不可能将其他一些对译词(如富国养民策、理财学、计学、资生学等)完全排除。我们甚至看到,1918年在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仍然在用“计学”代指“经济学”。这也说明,“经济”一词很难摆脱它在汉语语境下的原本含义,要想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深切地感受到,或者坚持认为,与“Economy”对译的“经济”一词还是与传统的“经世”、“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词语之间有很大的融通性;不能说现代的“经济”之学(Economics)就不再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经世)之学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有所务。其中:(1)士居四民之首。依照儒家经典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的天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的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学,历来为士大夫们所追求。(2)商居最末。司马迁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主要就是指商贸之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重利轻义”,更道出了一般民众对于商人复杂的反感,抑或嫉妒之情。二者相较,“士”自然是等而上之,“商”则是等而下之。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和心理作用下,经世济民、解民于倒悬的重任也就落在士大夫的肩上,不可能寄希望于商人。或者说,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类的“经济”之事,非士大夫们莫属,而与商人没多大关系。但是,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恰恰发现,在因应列强的诸般对策中,商战的口号不仅提出较早;用刘广京教授的话说,“商人买办的反应”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背景”。这样一个发现,实与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性认识存在吊诡。昔日为士大夫们所不看重的商业和商人,反倒成了今日“求强求富”过程中有效的工具和手段。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曾经横亘在士商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藉由解决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时之间,似乎被抹平了。

不论是政府、士大夫、商人,还是买办,欲行商战,必先发展商业;欲发展商业,必需要有商学。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除了经学、史学、文学等为士大夫们所看重,因而成为堂皇的“学问”外,其余皆属支流末技。商人已居“四民之末”,又何有“学问”可言?中国古代的商学,想必是一片空白的了。其实,事情往往又没那么绝对。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活动不仅出现较早,有时还相当活跃。远者且不谈,明清时期的几大商帮(晋商、徽商、淮商)所演出的历史活剧,就足够丰富精彩的了。在商业活动中,商业知识、商业技巧日积月累,渐成规模,或口耳相传,或被编订成书,得以记录传播。笔者手中就收藏有若干此类书籍的刻本或抄本,有的记载各地的水陆行程、风土物产或市场行情,有的指导人们如何撰写商业应用文、如何记录和核算账目等。这些内容虽然比不上可通“庙堂”之高的“经济”(经世济民)之学,但无疑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容忽视。

我们还应看到,近代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国内市场,更主要的或无法回避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挟着洋货,不断在中国市场上抢滩登陆。中国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地被带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或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欲行商战,欲兴经济,必须要灌注新的内容、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手段。

总之,在我们回顾中国近百年经济学科发展历史时,只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有一个深刻认知,才能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将是一个漫长的逐步进升的过程。

(《新产经》,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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