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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随笔八:未决犯会见亲属权探析
子因涉嫌犯罪被逮捕,老母想去见见儿子,却被看守所拒之门外;丈夫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妻子想去见见丈夫,却也没办法——未决犯无权会见亲属,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长期以来其合理性从未被怀疑过。但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向权利社会演进,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多地倡导人文关怀,这一做法的不合理性也日渐凸显出来: 
    
    首先,它与我国《监狱法》的精神不协调。我国《监狱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这是文明治监的表现。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连已经被定罪的犯人都有此权利,那为什么还没有被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反倒无此权利呢?从逻辑上说不通。
    
    其次,它违背人道主义原则。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从被拘留、逮捕到一审审判,其羁押期限可达4个半月之久;如果有法定延长情形的,其羁押期限更是可能长达20多个月;这还不算,还有特别重大复杂案件所适用的合法长期羁押以及办案机关违法办案所造成的超期羁押。总之,被羁押人一般都要在羁押场所度过一段不短且难熬的日子。从羁押之初的突然与亲人离别,到往后的漫漫长夜,被羁押人思念父母妻儿、父母妻儿牵挂被羁押人,乃人之常情。从无罪推定和司法人道主义来讲,犯罪嫌疑人被剥夺的只能是为侦破案件所必须剥夺的那部分权利,其他权利则应尽可能地予以保障。以此观之,犯罪嫌疑人与亲属的会见并不属于非剥夺不可的权利,因此,这样的剥夺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再次,未决犯有权会见亲属,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1955年,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大会就在其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规定:“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该规则还在序言中指出:这里的“囚犯”,包括未经审讯或已经判罪的各类囚犯。
    
    最后,对于中国籍的犯罪嫌疑人不允许会见亲属,而对外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则允许,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在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间,经公安机关批准,外国籍犯罪嫌疑人可以与其近亲属、监护人会见,与外界通信。”这种内外有别的司法政策,对于广大中国籍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是一种不平等的司法待遇。
    
    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未决犯可否会见亲属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因而事实上将其取舍权交给了实际部门。而实际部门又往往从有利自身办案的角度,担心一旦赋予犯罪嫌疑人会见亲属的权利,会导致通风报信等情况,影响案件的侦破工作。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和适当的监控办法,会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会见时,可安排看守人员在场进行监督,对谈话内容予以适当限制,等等。在这方面,律师的提前介入可以作为一个例证,1996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准备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时,公安机关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但实践证明,通过加强管理,不但没有出现当初所担忧的情况,反而在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案件质量、赢得国际声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个国家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态度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折射出这个国家文明的发达程度。综观人类历史,一部刑法史就是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刑事法制目前正在由过去的偏重社会保护机能转向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并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尽快明确赋予未决犯的会见亲属权,给其本人和被其牵连的亲属必要的人道关怀,乃题中应有之意。至于赋予途径,笔者认为,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合颁布一个解释性文件即可,并不需要对刑事诉讼法条文进行改动,因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作“有利被告”的解释,是合理的,也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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