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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释论》新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9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通过后不久,承蒙读者厚爱,自初版出版以来多次重印并修订再版。此次即将付梓的是本书的第三版。与初版和修订本不同的是,第三版根据201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以及近年来我国国家赔偿法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全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重点论述和分析了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内容及其立法精神,对如何把握国家赔偿法修改的要点以及国家赔偿法修改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国家赔偿法是集中体现国家民主法治性质、在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法律之一。国家赔偿法不决定一个国家有无国家赔偿的实践,而决定一个国家有无制度性的国家赔偿,而制度性的国家赔偿意味着国家赔偿不再是国家对其臣民一种恩赐,而质变为人民对国家的权利。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封建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的国家,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1982年现行宪法将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权确定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之后,我国国家赔偿立法迄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宪法颁布到1994年国家赔偿法制定。这一阶段国家没有专门的国家赔偿法,有关国家赔偿的法律规定以1986年民法通则第121条和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9章为代表分散规定在为数不多的几部法律之中,与此同时,随着行政诉讼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民事诉讼并行的诉讼类型,国家赔偿(当时主要是国家行政赔偿)也完成了从依附于民事责任到独立责任形式的转变。第二阶段从1994年国家赔偿法制定至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在这一阶段,我国制定了专门的国家赔偿法典,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国家赔偿的类型、范围、方式、标准以及程序等内容,奠定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规范与框架体系。国家赔偿包含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以刑事赔偿为主)两大类型、以违法原则为归责原则、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适用不同的赔偿程序以及国家赔偿标准适当低于民事赔偿等,成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主要特点。第三阶段以2010年12月1日新的国家赔偿法开始实施为起点。新的国家赔偿法修正了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表述方式,扩大了国家赔偿的范围,提高了国家赔偿的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国家赔偿的程序。显然,新的国家赔偿法对公民、组织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将提供更好的保护。

本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使国家赔偿法的条文由原有的35条增加到42条,在原有的35条中,除12条保持原样外,其余23条受到不同程度的修订,并新增7个条文,修改率高达74.5%。尽管如此,国家赔偿法在1994年确定的基本思路、立法框架与主要规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主要是对原有制度予以完善和补充,而不是对其进行重大革新。即便这样,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也前后经历了4次审议,耗时长达5年之久,可见国家赔偿立法的敏感、复杂与不易。

众所周知,1994年制定的国家赔偿法以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对这一立法思路的质疑和非议自国家赔偿法起草时起就没有停息过。新的国家赔偿法删除了原国家赔偿法第2条中用以表述和体现归责原则的“违法”两字,这是否意味着国家赔偿法不再以“违法原则”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仔细对比和研究国家赔偿法修改前后的规定可以发现两点:一是即使在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中,其规范赔偿范围的具体条文在采行“违法原则”时并非一以贯之,存在5项例外,其中行政赔偿1项,刑事赔偿4项;二是国家赔偿法经修改后,其“违法原则”的例外情形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其中行政赔偿原有的1项例外被取消,全部实行“违法原则”;刑事赔偿原有的4项例外也减少了1项,总共减少2项。这就是说,违法原则实际上不仅被取消、被削弱,而且还得到一定的加强。

国家赔偿法的结构体系在修改后没有变化,人们期待的国家司法赔偿程序“诉讼化”改革也没有发生。但是,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还是取得了若干重要进展:

第一,将“殴打等暴力行为”扩大为“殴打、虐待等行为”;“教唆他人”修改扩大为“教唆、放纵他人”;

第二,取消了国家赔偿的确认前置程序,从而消除了公民、组织请求国家赔偿特别是司法赔偿时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程序性障碍;

第三,完善了国家赔偿程序,加强了对赔偿请求人知情权、陈述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保障。在司法赔偿程序中针对法院赔偿委员会赔偿决定新设立的类似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力监督机制对于保障司法赔偿程序的公正性具有积极意义。而国家赔偿举证责任的明确化则有利于提高国家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第四,提高了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特别是开放了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总之,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带来一系列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可以预见,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及其施行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兴起新一轮国家赔偿制度研究热潮。

约在15年前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开拓者之一、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皮纯协教授带领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一批学生编撰了本书。当年在人民大学求学时,先生的治学态度、做人做事的风格和风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由于身体原因,近年来先生已不能在行政法学研究的一线工作。受先生委托,我们完成了本书第三版的修订。在本书新版即将出版之际,衷心祝愿先生早日恢复健康!

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的熊晓敏女士,是她促成了本书的再版。特别感谢赵宏编辑,没有她付出的艰辛努力,本书新版的顺利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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