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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修辞:变迁着的公民身份及其表述方式
【摘要】:公民是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并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一个政治的人,宪法直接与公民关联;在近代西方,通过让渡和保留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一个自然的人成为一个法律的人并在法律之下组织政治生活,权利成为公民与宪法的纽带;屈辱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要将臣民构建为公民需以国民为介,与人民相对,以责任和道德为落点,这段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中,公民的表达词汇与叙述结构的变迁映现出了中国宪法的特质。

【关键词】:公民 宪法 修辞 权利 责任

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这种概念变化的形式即是"修辞"。宪法作为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其修辞往往与那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基于此,对宪法的思考可以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宪法的本体,即宪法概念在被不同定义时隐藏在这些变化中的不变的所指--公民;二是宪法的修辞,即在不同时空语境下,公民身份的不同存在与表述方式。公民与宪法是通过"公共生活"而关联的,公民是参与公共生活的主体,而宪法就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和规则,包括对公共生活的规范和对这种公共生活方式的正当性的论证。

指涉人的概念有很多,如自然人、臣民、国民、人民、公民等,这组概念对应不同的国家理念,体现了对人的生活状态的不同描述,暗含着政治共同体1 与个人的不同关系,以及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不同权力结构。公民概念由"公"和"民"组成。"民"是人的集合或是指某一类人,"公"描述的是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公"与"民"的结合指的是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参与共同体政治生活的个人。

公民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被定义为雅典城邦的成员。亚里士多德对公民的表述依赖于对公共与私人、城邦与家庭、人及其行动与事物的严格划分,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公民,他必须首先是一家之主,能统治家中的事物和其他人,以使他能自由地投身于城邦,并同与其平等的人一起加入到城邦中的统治和被统治活动中。2 政制(politeia)也即今人称之为"宪法"的东西,就是这种统治与被统治活动的别名。这段简单的表述暗含了成为公民所需要的基本品性和能力:独立自主、自由和平等。虽然随着文明的演进,这些基本理念的涵义有所变迁,并且不同时空场境下的具体的公民身份还被附加了其它各自不同的德性和技艺,但是自主、自由、平等是成为公民的基本前提的理念还是得到了一脉地传承。

个人首先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从苏格拉底开始,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下,哲学从自然主义转向了理性主义。这个理性主义哲学发端于惊异(wonder)"我"的存在,强调人的理性,要求认识自身。人与自然不再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相反,该理论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因为人是有灵魂的、理性的,所以相对于自然来说,人是独立的。

对独立的人的价值的发现,是公民形成的逻辑起点。因为,公民是在独立的个人形成的政治统一体中,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框架下,参与政治统一体公共生活的个人。

参与共同体政治生活的人还应该是一个"自主"的人,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统治自己。公民是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这样的民主政制是宪法的原生涵义。

独立自主的个人是自由而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的,尽管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可以多角度、多层次。自由可以是公民身份的前提,也可以理解为获得公民身份的目的或结果,甚至也能将公民身份视为自由本身的呈现;自由可以是积极地、无阻碍地参与,也可以是消极地不依从、无干涉。"公民身份是平等的表述"3 ,但是平等的范围是变动的,可窄可宽;平等的理解可以是包含差异性的实质平等,也可以是形式上的一律平等。

如果我们用简短的、印象主义的方式进行审视的话,那么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不同理解,从古至今有积极的公民和消极的公民两种存在方式,与此对应,也就有共和主义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民主宪政两种宪政模式。

"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的政治和伦理生活的精準提炼。它首先表达的是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在希腊城邦中,人都是独立自足的,皆值其所值,不过,与城邦截然区别的个人,又在共有共享中构成了城邦。个人觉得自己是整体生活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并确信自己的社会价值,因此就不必费心去想他独特的"自身",不会去想象某种分立的个人生活或分立的个人权利。"我们决不能认为哪个公民只属于他自己,他们全都属于国家。"4 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作为最小单位的自立的个人问题,参与城邦的共同生活就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5 由此,从人与自然的混沌不分到人与城邦的合和一体,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人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城邦的生活中。

城邦(polis)是一个基于共同的"正义感"的道德共同体,这种共同的"正义"或称之为"善",是以共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伦理为基础的,因此维系公民间联系的不是亲情、地域或血浓于水这类人性自然温情,而是对共同目标的选择和承诺。6 由此,城邦存在的目的便是促进并实现这种共同的"善"。 共同的"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共同利益,奠定了公共生活的基础。在公共生活中,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中,个人被叠加了城邦成员的身份资格以及相应的公共责任,转换成了城邦的公民。

公民(polite)一词由城邦一词衍化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 ,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 因此,亚里士多德将公民定义为:"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7 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更描述了参与公共生活的状态或是表达了对参与的要求。因为,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观察,在古希腊的语境下,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责任,无论是从城邦还是个人的角度,它都是一种必须和自然。因此,公民应当是政治共同体的积极成员,他的积极参与本身既是自我完善的重要部分,又是对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一种贡献,具有超越具体功利目的的道德意义。8

积极的公民观即公民共和主义,其特征在于,强调政治参与对参与者本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在这种观点看来,城邦重于个人,政治生活高于家庭、邻里和职业生活中纯粹私人的乐趣,因而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9 这种公民观所理解的自由和平等都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绝对的。公民身份就是自由本身的呈现,自由是在社会中"过一个人喜欢过的生活"的权利,同时是政治上多数人的统治。10 平等亦是范围被严格限制了的政治上的平等,公民一起作出决策,在那里每个决策者都尊重其他人的权威,所有参加者都服从他们已作出的决策。这些以能力和德性为支撑的公民,自主、自由、平等地参与城邦生活,既无需为自己保留什么,也没有为城邦奉献什么,因为个人与城邦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

宪法(politeia)指的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事实上的城邦,包括决定城邦特有本质的无数特征,包括城邦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现代狭义的政府事务。宪法还包括对作为实存事实的城邦生活方式的哲学解释,其哲学之维就体现在,城邦被预设为"善的"、"好的"或"完美的"。同时,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和伦理范畴的宪法,体现了一种生活规划,并决定了对好公民的特有定义,因而对公民德性有构成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宪法指代的就是公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这在希腊政治典籍中有无数的例证。11

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宪政模式是以直接民主、积极公民、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政治生活高于私人生活、城邦重于个人等等标示的。其中,城邦(polis)、公民(polite)和宪法(politeia)是同时发生、三位一体的概念,其关联性从这三个词汇的希腊文词根即能窥见一斑。它们分别从公民身份(citizenship identity)、公民德性(civic virtues)以及结构与制度(constitution and institution)三个方面呈现政治生活。在一体三面的城邦生活中,积极的公民与宪法是同构的,无需任何中介直接关联。不过,我们需要谨记的是,古希腊的宪法(politeia)仅仅是政治性和伦理性的。

古希腊的宪法,经由罗马法传统,发展为近现代的宪法,公民的存在方式的转换需要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是从天生的政治动物转向天生的占有人,二是公民身份范围的扩大。完成这一转换要借助的一个核心范畴就是"权利"。权利同时存在于道德和法律的层面,法律的权利又包括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不同层面和内容的权利呈现出公民存在方式的变化,宪法就是通过权利的确认体系和保障机制来规范公民的政治生活。

亚里士多德时期后约5个世纪,罗马法理学家盖尤斯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方式,即通过划分人、行动和事物(res),完成了人从天生的政治动物向天生就是一个事物的所有者或占有人的转变。12 并且,对事物的占有被上升为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权利又将占有人构造成了一个法律的人,这是盖尤斯的洞识,因为我们的确都生活在一个事物的世界中。问题是,占有人,一个在与事物的关系上定义的人,这样的人如何与其他的同样也应该得到尊重的占有人相遇、互动,如何从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演进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政治的生活?直到15世纪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家才在理论上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案:赋予权利以道德意义,以道德的权利同时构建法律的和政治的生活。

人在成为公民前天然地就已经存在,因此他具有自然的和私人的存在与人性:所有者的人性。同时,人被视为"天赋人权"的承担者,经由保留和让渡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从自然的人进入公民社会。当他进入政治并成为公民时,他并没有把上述同事物与人的关系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家庭中并抛之脑后,相反地,他带着这些关系一起进入政治,并将这些关系作为他的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这即是说,人将自己定义为所有者,然后他才宣称是一个公民,进而建立起一个同事物与人的关系的世界。13 由此,标示公民身份的不再是直接的参与公共生活,而是保有宪法(社会契约)确认的权利,并通过制定法律和服从法律成为一个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

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关系的理解。相较于政治参与,人们更加眷恋于丰富的私人生活。政治参与被看作私人生活的手段,它只是对于保证政府去尊重并支持公民追求这些个人消遣与感情的自由来说才是必要的。因此,与希腊城邦中公民与共同体利益一致性的预设不同,近代的政治生活预设了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对立,并强调个人利益的优越性。由此,自由的涵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抛开物质世界的绝对的、积极参与的自由,而是对其占有物保有不受国家任意干涉的自由。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规定了一个消极的公民观。参与不再是一个道德自足的行动,因为消极的公民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占有人,然后才进入政治生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有"所有者的人性"。 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证了消极公民观的正当性,并认为即使没有品性特别好的公民,也可以通过制约与平衡而使自由民主保持稳定。因此,宪法的注意力从公民德性和公民能力转向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权力结构以及保障权利的制度与程序设计。

近代宪法得以展开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公民范围的不断扩大。如前所述,公民是自由而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公民的范围取决于对平等的理解。一方面,在政治上,基于"生而平等"的道德共识,现代公民身份是开放而普适的,公民身份逐步向奴隶、黑人、工人、妇女和其他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延伸,以至最终人人在国家中都拥有公民的身份,被预设为享有消极的政治自由,除非因为过错而遭受惩罚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出于对自由主义批判和修正,平等还获得了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涵义,这是一个积极的层面,要求国家为公民提供排除"物"的阻碍的资源和地位。前者的关键词是"解放",后者是"福利"。虽然后者在发展趋向上被归约为社会主义,不过无论无何其对公民、宪法和权利的理解在根本上还是遵循着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路。

屈辱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要将臣民构建为公民需以国民为介,与人民相对,以责任和道德为落点,这段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中,表达公民的词汇与叙述结构的变迁映现出中国宪法的特质。

如果将公民和宪法严格限定为"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规则,那么中国的公民和宪法的发生只能缘起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因为传统中国在家国一体的王朝统治下,在各正其位的帝王与百姓之间是无法规划出"公共领域"的。14 当民族主义国家的构建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目标时,民族主义代表统一的意识或身份认同,重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个过程就是以新民、新道德为桥梁的,从臣民向国民的转化。

国民一词由"国"和"民"组成,有三层涵义:一是国民是属于国家的人,二是预设了个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三是设定了国家利益的优越性。这在表面看来非常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即便希腊城邦追求的是帝国,而民族中国的目的是富强。不同在于,城邦被认为是理想的道德生活,而民族中国要的却是现实的主权,本质性的差异就在这里产生了:共享的城邦生活的主题是"参与",救亡图存的民族中国生活的主题是"奉献"。国民被完整地呈现给国家不是因为这本身是符合本性的,因而是好的、善的生活,而是因为国家需要。这种殉道式的献身召唤并依赖于独特的国民道德和国民能力。

近代知识分子重构国民道德的努力,始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是构建国民新道德的哲学背景。当时的进化风潮,就是首先倡导国民要自新和新人。我们只须看看时人立论作文的标题,就可以窥知这一倾向。如马君武的《创造文明之国民论》、《论中国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论公德》,梁启超的《新民说》等等都是。新民所应具备的道德包括善群、增进公德、知晓权利与义务、脱去奴隶性、富有自尊与自治意识、尚武或进取冒险等等诸多内容。至于新民的目标,则是为了国家的安富尊荣,15 为了国家甚至直接召唤国民的牺牲精神,所谓"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以爱一国可也"。16 并且,所有的新民道德都是围绕着爱国、立国、强国、富国来要求和论证的。

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本位思想决定了近代中国的"自由"和"权利"的主体首先是国家。"自由"原为中国古典词,有任意、随意、自恣、自专等内涵。尽管作为西方政治和哲学术语的自由概念得到了严复、胡适等人的准确理解和推介,但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的自由所具有的放任性始终是中国接受个人自由主义的障碍。加之国家本位的需求,对合群、善群品德的偏爱,个人自由要么被放弃,要么为国家自由所吸纳。两代革命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分别以"一盘散沙"的比喻和《反对自由主义》的社论表明了心机,至于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大都基于国家富强的焦灼感,怀着急迫的心情从"小己自由"转向了"国群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的共和主义民主宪政模式。

"权利"这个词在政治述语和士大夫议论中频频出现是在甲午战争前后。也就是说,西方自主性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是和中国国家主权受到侵害联系在一起的。与西方相比,1890年代的中国士大夫对权利的理解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国家独立自主出发认识权利的意义,因此权利的主体是国家和群体;二是强调国家要获得自主性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将权力等同于权利。17 权利在这里更加类似于一个"主权"概念。当权利的主体从国家延伸到个人,便需要厘清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主张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无关,并以此反对个人权利的代表性言论是张之洞的《劝学篇》,认为"人人有自主之权"是对西方思想的误解,会颠覆儒家伦常。但是,主流的进步人士抱持"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的道理,把争个人权利当作国家独立自主的动力。权利成为人奋发有力努力争取的目标,背后存在着强有力的意志指向。因此,当时中国士大夫所认同的自由不可能是消极自由,背负着责任的权利亦或多或少被等同于某种新道德。18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性概念,产生在民族中国的构建最终诉诸于革命时。国民是普适的身份认同,但是革命却发生在阶级之间,于是便有必要把阶级视做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某个阶级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19 于是,人民取代了国民,实质上人民就是阶级性的国民,尽管不同时期人民所包含的阶级性内容不同。人民除了被附加了阶级性以及基于阶级性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意义外,人民几乎承续了国民所有的道德内涵。

"公民"最初在中国的使用是在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其第4条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1933年2月至3月中国工农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显著的阶级性背景不可避免地要投射到对公民和宪法的理解上,该条文"工人、农民、红色战士……"的公民身份表述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这里虽然使用了"公民"概念,但是其实质"所指"仍是作为阶级性国民的人民概念,因此,这里的概念转换所具有的仅是形式上的意义。直到新中国最终稳固建立后,1954年宪法中的"公民"概念方算正名,它一方面指一国的国民身份,于是"国民"的概念被公民取代从宪法性文件中消失了;另一方面公民是政治权利的享有者,也是义务的承担者。人民的概念仍在政治的、阶级的层面,与公民概念并行不悖,同时在宪法文本中使用。这种使用方式一直延续到现行的1982年宪法。

在臣民经由新民、国民、人民最终转向公民的整个过程中,反对民族压迫是首要任务和中心课题,公民被赋予了道德的、政治的、阶级的和社会经济的多重涵义,但是,公民始终没有成为盖尤斯意义上的"占有人"和"法律(权利)人"。 而且,较之于希腊城邦,民族中国的国家本位思想得到了更为夸张的论证、阐发和坚持。

公民未能实现"从政治人向法律人的转向",宪法也只能停留在政治上;公民是国家本位的,宪法也只能如此。因此,民国和建国初期,通常宪法被理解为"维持国家组织的基本法"、"一个政治社会根据立国主义去规定人民与政府分工合作治理国家的最高法律"、"治国的总章程"等等,宪法的侧重点不是制约国家权力,而是政府如何更好、更有效率地发挥其统治能力。20 公民和宪法虽然也借助于"权利"来表达和沟通,但是这里所理解的权利是道德的,以义务为前提的,它不是针对国家的,相反,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也是为了国家而被赋予的,因此连接公民和宪法的与其说是权利,还不如说是道德和责任。这里也可以窥见中国宪法的法律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彰显的一个原因。

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开始于"救亡图存"的背景和主题下,处于非和平的应急状态中,其对个人与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性的预设以及对国家本位的强调和坚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的浅显道理是国人都能明白和认同的。正是基于对"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的时空语境的共识,以德性和责任为落点的积极公民观和共和主义的宪政模式得到了人们的心理认同,也因此获得了合法性。21

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政治平稳期,并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中国宪政的语境发生了从"强国"到"富民"的巨大转变,即在个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预设不变的前提下,从国家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与个人并重,并且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和促进个人的发展。人本思想包括"公共"与"私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公共的方面,人本思想的表述是"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首先,它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一致性,秉持了共和主义的宪政模式和公民道德;其次,对公民的要求从"奉献"转向"共享",公民身份不再意味着单纯的责任,它同时也是在国家中分享政治、社会、经济资源的资格。在私人方面,人本思想体现为"尊重和保护人权"。市场经济体制部分地改变了财产占有方式,公民也开始作为"占有人"而存在。如在第三节中所述,占有人的"所有者的人性"是通过法律权利表述的,由此中国公民的存在方式逐步从责任(义务)向权利回归。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提升了中国的权利价值理念,对自由、平等也将注入了消极的、法律的理解方式。

可见,当代中国公民的存在方式是由公共和私人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地构建的:既有积极的、道德的一面,又有消极的、法律的一面;既在国家中共享资源,又要防范国家的任意干涉;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这种双重的、复合式的公民身份是由确认财产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制度决定和表现的,同时,公民的存在方式在积极与消极、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倾斜、变化,也是通过公私财产的比例变化来调整和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制度被认为在根本上是政治的,这是对中国现行宪法在总纲中,一个表现宪法政治性的重要位置上,从第6条到第18条用了足足十三个条文详细地规定经济制度的一个合理解释,也是对历次修宪中多处调整经济制度的一种解读。

注释:

1在本文中,国家、政治共同体和城邦是等同的概念,不一致的使用这些概念只是为了遵从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习惯表达。

2参见J.G.A.波考克:《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3爱德华·希尔斯著:《市民社会的美德》,载 [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邓正来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7,a28-9。转引自《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第36页。

5参见陈弘毅著,周叶谦译:《权利的兴起:对几种文明的比较研究》,载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6徐贲:《阿伦特公民观述评》, 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2737。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0页。

8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其《论人类行为》一书中,分析了人类两种不同的行为:一种是为了达成某些特定目的的行为,即所谓的计量性行为(prudential practice),而另一种则只是满足、实践某种道德规范的行为,即所谓的道德性行为(moral practice)。共领域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即属于后一种。

9参见威尔·吉姆利卡:《公民的回归》,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页。

10《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第17页。这里的权利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抗国家的工具,而仅仅是一种事实状态。

11参见[美]C.H.麦基文著:《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12 参见J.G.A.波考克:《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3J.G.A.波考克:《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第48页。

14 参见王人博:《有关"宪法是什么"的迷思》,载《律师文摘》2006年第三辑。

15《近代语词"进步"生成史及其话语特征》,http://pzw1265.brains.bnu.edu.cn/pzw/200406/jinbu.htm。

16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页。

17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二期 ,1999年12月;张耀曾:《说权利》,载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8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

19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0 参见王德志:《宪法概念在中国的起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8页。

21按照中国传统,"天子"的政权合法性是由"天"提供的,而根据"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天民相通的转换,政权合法性便依赖于"民意"。民意的古典表达是民心向背,现代则被称为"认同"。西方的政治哲学为合法性添加了多个层面的涵义,但是"认同"始终是一个关键的合法性指标。举如,[法]让-马克·夸克在《合法性与政治》中译本的序言的开篇给合法性下的定义是:"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这些条件主要与认同,价值观及同一性和法律有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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