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杨泗洪、邓世昌与马关条约

——兼论“台湾民主国”

提要

本文旨在从法律史的角度论述《马关条约》对评价台湾乙末抗战及乙末战争中抗日人物的意义和作用,并以此文纪念台湾乙末抗战115周年。

对于甲午战争和台湾乙末战争中殉难将士的历史评价,应从法律(尤其是法律史)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说明,而关键问题在于《马关条约》。本文认为,正如邓世昌在甲午海战殉难将士中得到特别推崇一样,在台湾乙末抗战众多的殉难将士中,杨泗洪有理由得到特别的推崇。

而正由于《马关条约》,当日的清政府和民众与今日的政府和民众对甲午战争和台湾乙末战争中殉难将士的评价,会有所不同。当日,清军奉政府政令抗日,甲午死难将士获得了表彰和抚恤;而留守台湾的清军,违抗清政府内撤的政令,乙末死难将士未能获得表彰和抚恤,即使有意表彰和抚恤,也碍于《马关条约》而未能如愿。从法律意义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甲午死难将士是负有守土职责而殉国;台湾乙末死难将士不负有守土职责,而是出于民族气概,反对割让台湾,壮烈殉国。而就今日而言,《马关条约》已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台湾乙末死难将士的功勋必须得到追认,并且其评价应高于甲午死难将士。邓世昌和杨泗洪分别为甲午战争和台湾乙末战争中有突出功勋的死难将领,其历史评价也应遵从这一原则。即使杨泗洪的评价不能高于邓世昌,也应同等对待。

同时,对于台湾民主国也应根据当时的历史现状和今日的法律角度予以评价。台湾民主国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民众及留守台湾的清朝文武官兵利用国际法的规定,自主抗日保台,在自身之力显然不足的情况下,作为求内助,结外援,企盼回归中国的应急措施而设立的临时组织机构。在这一机构领导下,为反对割台而战的众多殉难将士中,杨泗洪的功勋最为显著。

目次

一、杨泗洪与邓世昌的主要功迹比较

二、台湾乙末抗战人物比较

三、台湾民主国的性质

甲午战争失败的结局是签署《马关条约》,而《马关条约》又引发了台湾的乙末战争。邓世昌是甲午战争中众多历史人物中的一员,杨泗洪则是乙末战争中众多历史人物中的一员。他们同样壮烈殉国,却由于《马关条约》的关系,其结局完全不同。同时对杨泗洪的评价还涉及台湾民主国的问题。

一、杨泗洪与邓世昌的主要功迹比较

戚其章教授所著的《甲午战争史》1 是目前研究甲午战争最为主要的权威著作。在该书中分别在甲午海战和乙末台湾战争中提到邓世昌和杨泗洪。本文以此为基础进行比较。戚著在第三章中日陆海决战中提及邓世昌。按戚著的论述,甲午海战分为几个阶段,在第二阶段重点介绍了邓世昌。海战第一阶段,定远号首炮,双方进行激烈的炮战,北洋舰队超勇、扬威两艘弱舰中弹起火,或沉或毁。而北洋舰队也重创敌舰比睿、赤城,使其无力再战而逃出战列。在海战的第二阶段中,北洋舰队致远、经远二舰沉没,济远、广甲二舰逃离,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而日方有九舰,已居于绝对优势。邓世昌是第二阶段沉没二舰中致远号的管带。经远号的管带则是林永升。二人均有副将衔,邓世昌为北洋海军中军中营副将;林永升为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戚著对邓世昌和林永升都做了重点介绍。激战中,旗舰定远号中炮起火,继续受到猛烈攻击,处于危急之中,镇远号上前掩护,致远号驶出定远之前迎敌,定远号得以扑灭火灾,转危为安,致远号却因此而受重伤,中弹累累。正好日方主力舰吉野在致远前方,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向吉野直冲而上,誓与同沉。因受到敌舰集中炮击沉没,功败垂成。邓世昌谢绝相救,没入波涛之中。济远、广甲二舰随之逃离,经远受到日方四舰的联合攻击,林永升中弹身亡,经远号沉没。2 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最终失败。邓世昌的主要功绩在于怒撞日舰吉野,与舰共存亡,并由此在众多的殉国海军将士中得到特别的推崇。

戚著在第七章日本割占台湾与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提及杨泗洪。台湾乙末战争分为台北沦陷、新竹争夺战、台湾府抗战和台南府保卫战。对杨泗洪的介绍在台南府保卫战黑旗军反攻台中部分。彰化陷落之后,台湾知府黎景蒿带数百人内渡厦门。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仍决定坚守台湾,命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5营,节制黑旗军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军。

按戚著的记述,杨泗洪,江苏宿迁人,早年投效湘军,积功累升游击。刘铭传出任台湾首任巡抚,杨泗洪以营官随行。法军侵台,在沪尾一役,率部挫敌,得到刘铭传赏识,名声大著,又累功获保记名简放提督,奏署台湾镇总兵。关于杨泗洪在刘永福军中的任职,记述不一,通常的说法是以副将出任协统。戚著采用吴桐林《今生自述》的说法,刘铭传因故离任,接任者邵友濂尽废前任之政,裁撤防军,杨泗洪被降为营官。及日军侵台,杨泗洪决心守土不去,文案吴桐林力举杨泗洪可当大任,而杨泗洪欲报知遇之恩。

杨泗洪率领黑旗军和义军北上御敌。1895年8月30日,日军在攻陷云林之后,前锋已抵达嘉义大莆林。9月3日,杨泗洪包围大莆林,歼灭日军骑兵通信队和运输队,将日军近卫骑兵大队和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围困三日。9月6日,黑旗军和义军对大莆林发起总攻,经激战,被困日军向北突围。杨泗洪率军追击,见有日将殿后,欲生擒之,脚部中弹,裹伤督战,继续追击,又腹部中弹,至8日而逝。日军突围后,北撤至北斗镇。大莆林之役震惊日军,各处日军多退,台中的云林县收复。此后两军对峙近一月。10月上旬,日军继续南侵,全台最终沦陷。杨泗洪每战必先,刘永福曾诫其自重,杨泗洪则以鼓励士气为答。刘永福痛失勇将,于野外招魂哭奠。3

从戚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就杨泗洪和邓世昌约略做一比较。邓世昌是海战,杨泗洪是陆战,这一区别本身意义不大。邓世昌是致远号的管带,带有副将衔;杨泗洪奉命节制黑旗军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军,其身份表述不一,实际上似乎高于邓世昌,在此无需细述。而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邓世昌和杨泗洪均在战斗中追击敌人。其结果却有所不同:致远号中炮沉没,功败垂成,邓世昌谢绝相救,与舰同沉。杨泗洪身先士卒,勇擒敌将,中弹殉难,日军突围北撤,大莆林之役大捷,云林县收复。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甲午海战在1894年,台湾乙末战争在1895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区别并不重要,就甲午海战和台湾乙末战争而言,却十分重大。而使之具有重大区别的因素是《马关条约》。在《马关条约》之前,作为清朝海军将领,邓世昌负有守海之责。在《马关条约》之后,朝廷弃让台湾,作为清军将领,从法律的意义上,杨泗洪并无守土之责。在台清廷文武官员纷纷离台内渡,杨泗洪却守土不去。正如连横《台湾通史》所记刘永福幕僚吴彭年之言:"吾与台事毫无责守,区区寸心,实不忍以海疆重地拱手让人。"4 杨泗洪是反对割让台湾而殉难的。

同时,在对杨泗洪作出评价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杨泗洪的"每战必先",对提高士气,取得大莆林大捷之间的关系。杨泗洪奉命节制黑旗军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军,本不应"每战必先",刘永福的劝诫也就是这一缘故。而在许多有关台湾乙末战争的著述中,大多会提到当时台湾抗日团体中的不和或内讧、官员和富绅内渡、严重缺乏粮饷,并把这些因素作为导致台湾乙末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士气低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故杨泗洪说:"我如驱饥羊,搏饱虎。"为此他认为,"利在速战,机在勇决。"在他看来,"我苟不先,士气少沮,无能为也。"5 杨泗洪身先士卒,激发了士气。戚著为说明战况之激烈,引述了日方记载,日军士兵携带的子弹都已打光,因兵力不足,涩谷中佐、千田少佐等军官不得不从事搬运弹药。当天日兵发射的子弹平均为每人360发。正是杨泗洪的行动,使原来不甚高昂的士气得以激励,从而取得大莆林战役的胜利。

经过比较,邓世昌和杨泗洪在甲午海战和台湾乙末战争中的功绩及其与《马关条约》的关系就显得相当的明了:邓世昌和杨泗洪均为一般的清军将领,分别参与甲午海战和台湾乙末战争的对日作战。邓世昌负有守护海疆之责,在海战中,为解救起火的旗舰,指挥致远号向前迎敌,受重伤之后,"决计陷阵冲锋,毁敌一舰,以挫其锐",6 惜功败垂成,义不求生,与舰同沉。杨泗洪不负有守土之责,出于民族气概,反对割让台湾,在清政府文武官员及富绅纷纷离台内渡的情况下,守土不去,为鼓励士气,作为前敌总指挥,身先士卒,追击日军,中弹殉难。

二、 台湾乙末抗战人物比较

台湾乙末抗战亦有众多的殉国将士,杨泗洪是否应得到特别的推崇呢?这就需要对台湾乙末抗战人物比较分析。在此仍以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的记述为据,台湾乙末抗战,在第七章日本割占台湾与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7 台湾乙末抗战实际上是清军和义军联合抗日体制,义军为了守乡土,清军则是守国土。戚著对于台湾乙末战争按照地理位置进行分段。本文从台湾乙末抗战人物比较的角度,为叙述方便,认为以主帅的变更进行分段更为合理。

《马关条约》第二款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让与日本。清廷饬令李经方前往台湾交割,在清廷饬令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后,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及将领大都奉命离台。台湾在籍官员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共议,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民主总统,设立"台湾民主国",任命新的官职,自主抗日。由于唐景崧拒绝刘永福协防全台军务,台北很快失守。5月25日唐景崧出任民主总统,5月29日日军登陆澳底,6月4日夜,唐景崧逃出台北,6月6日内渡厦门。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期间,清军曾激烈抵抗,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日军占领台北后,总兵余清胜率部投敌,丘逢甲所率义军退往台中。不久,丘逢甲亦转展离台内渡。栋军首领林朝栋亦内渡。这是台湾乙末抗战的第一阶段。

日军继续南侵,吴汤兴率领由新竹、苗栗两县义军组成的新苗军进行阻击,6月22日,日军攻陷新竹。此前新竹知县王国瑞及提督首茂林2营已弃城内渡。而新竹以北义军蜂起,反攻新竹,袭击日军,逼使日军延缓南侵。主要的义军有胡嘉猷、苏力、汪国辉三支。台湾民主国任命的台湾知府黎景嵩以为恢复有望,便召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招募土客各勇,组成新楚军,由副将杨载云任统领。新楚军和新苗军配合作战。戚著认为,当时新竹日军仅1000余人,处于新楚军、新苗军和新竹以北各庄义军包围之中,由于台湾知府黎景嵩未能与驻扎台南的刘永福联合,请其全面主持作战事宜,遗失了收复新竹和转变战局的时机。抗日联军三次进攻新竹失败。在此期间,义军首领胡嘉猷、苏力失利后内渡,汪国辉被执就义,姜绍祖中枪阵亡。随后,新竹日军出击,而抗日联军却出现内讧。苗栗知县李烇与新苗军就筹饷之事发生纠纷,黎景嵩无法解决,双方求助于刘永福,刘永福派兵北上,以吴彭年为统领,副将李维义副之。这是黑旗军首次参战。吴彭年原为县丞,为刘永福召为幕僚,而李维义身为副将,不甘其下,处处与之作对。黎景嵩乘机诱之为新楚军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戚著认为黎景嵩之举造成严重后果。8月10日日军进攻新楚军大本营头份,新楚军、新苗军数面受敌,拼死抵抗。李维义大营被破,李维义出逃,诸军随退,惟杨载云力战,奋勇殿后,身中数统而毙。日军占领头份,南侵苗栗,吴彭年率部力战,黑旗军管带袁锡清、帮带林鸿贵阵亡,苗栗失守。苗栗知县李烇带印内渡福州。8月23日因李维义不战弃营而逃,大甲溪失守。刘永福令吴彭年死守,8月27日黑旗军援军自台南抵彰化。8月28日日军进攻八卦山,黑旗军李士柄、沈福山先后阵亡,随后,新苗军首领吴汤兴中弹阵亡。徐骧率余部20人突围而出。日军登上八卦山,正在督战的吴彭年亲率黑旗七星队300人夺山,身中数弹,犹奋力向前,终不支仆地殉国。王德标力战,身被数创。而彰化知县罗树勋弃城内渡,知府黎景嵩亦携李维义奔台南,彰化陷落。李维义自彰化逃回后,仍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刘永福发给粮饷,令其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往。而李维义到达后,却席卷银两,变卖枪支,同黎景嵩带数百人内渡厦门,台南知府钟满亦内渡厦门。这是台湾乙末抗战的第二阶段。

杨泗洪的大莆林之役已见前述。10月初,日军出彰化,黑旗军和义军节节抗击,黑旗军都司萧三发和义军首领黄帮荣阵亡,9日日军占领嘉义。在抗击南进日军的途中,10月11日义军首领林碧玉阵亡于沟仔头;10月19日义军首领徐骧阵亡于曾文溪;黑旗军总兵柏正材随之阵亡,王德标下落不明。曾文溪是黑旗军的最后一战。由于清廷严旨禁止运粮械济台,刘永福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无效,台南外援既断,粮饷告謦。10月19日夜,刘永福率其子成良及部将、幕僚数人内渡厦门。义军首领林义成、简精华突围而出,继续抗日。10月21日日军进入台南府,全台沦陷。这是台湾乙末抗战的第三阶段。

以上是戚著叙述的台湾乙末战争的简要过程,本文将据此作分析比较。台湾乙末抗战人物,指的是,驻台文武官员大都奉命离台内渡(据陈汉光《台湾抗日史》所载,全台湾道府县等官多纳印而去者约150人,提督杨歧珍、总兵万国本各率所部返厦门)8 及部分富绅内渡之后,留守台湾参与抗战的文武官兵及台湾本地的义军。首先,概括一下主帅的情况。总体上说,先后三任主帅均最终离台内渡,即使刘永福最初曾有进入内山坚持抗战的念头,但在最后却改变主意,未能兑现与台湾共存亡的誓言。同样,台湾民主国的倡导者丘逢甲、林朝栋等人也未能兑现其与台湾共存亡的誓言,在台北失陷后,甚至没有选择退守台中,而是迅即内渡大陆。在抗战的各个阶段,均有文武官员以各种方式率部或单独离台内渡。而杨泗洪等众多将士在乙末抗战中先后殉难。据有关记载,也有一些清军官兵进入内山坚持抗战。

义军首领有多种情形,失利后内渡的有胡嘉猷、苏力;被执就义有汪国辉;阵亡的有姜绍祖、吴汤兴、徐骧、黄帮荣、林碧玉;突围而出,继续抗日有林义成、简精华。义军起兵的情形也各不相同。按戚著描述,吴汤兴悲愤不愿委倭,誓与"倭儿"一战。徐骧号召乡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而简精华在日军占据大莆林时,宰猪羊,清道路迎接。日军抵达后,责令献妇女200人,简精华不应,日军首领押解简精华至其家,搜得妇女60余人,纵兵淫污,精华家人奸辱有酷,简精华怒而起兵。

在戚著中重点介绍的义军首领中,以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的功绩最为突出。而清军将领中则以杨泗洪、吴彭年、杨载云的功绩最为突出。杨载云以副将为新楚军统领,新楚军为在台湾本地招募的土客兵勇。杨载云在日军进攻八卦山时撤退殿后阵亡。吴彭年以县丞出任刘永福幕僚,是黑旗军出兵北援时的统领,在日军攻占八卦山,回救夺山时阵亡。杨泗洪则在彰化陷落后,奉命北上迎敌,节制前敌黑旗军及各路义军,在大莆林之役中追击日军时阵亡。该役取得大捷,收复云林县。相比之下,三人中,杨泗洪显得更为突出。杨泗洪在台湾乙末战争中的功绩类同于甲午海战时的邓世昌,而吴彭年、杨载云则稍列其次。因此在台湾乙末抗战众多的殉难将士中,杨泗洪有理由得到特别的推崇。

本文在此想重申的是,对于台湾乙末抗战人物的的评价,必须考虑《马关条约》的因素。对于清军而言,在甲午海战中,临阵脱逃,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临阵退缩,济远号管带方百谦军前正法,广甲号管带吴敬荣革职留任。9 而驻台文武各员内渡则是奉旨,即使弃城而逃也无罪责。由于《马关条约》,清朝文武官兵已无守土之责。而义军起兵,或为守乡自卫,或为反抗暴虐。为此,从法律史的视角,对于台湾乙末战争中清军死难将士,其历史评价自应高于甲午之战的清军死难将士,同时也应高于台湾义军将士。

三、台湾民主国的性质

戚其章教授在其另一本书《走近甲午》中对台湾民主国有长篇幅的论述。本文认同戚著的观点,只是觉得其论证的角度和表述方式尚有改进和完善的余地。先看戚著的论证。戚著认为台湾民主国存在的时间应从5月15日设立算起到1895月10月21日台南沦陷为止,并从下列几个方面论证台湾民主国的性质:⑴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民反割台运动的产物,从它的酝酿到产生自始至终是围绕保台的主题进行的。⑵台湾民主国是自立而非独立。提出的理由是:其一,台湾民主国的文献只有自立,从无独立的提法。其二,自立与独立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台湾人民自主只是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台湾人民的自主并非分裂,而是为保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统一;台湾民主国的国号"永清"及蓝地黄虎旗表示隶属、臣服于清朝;在台湾民主国存在期间,它与苏、浙、闽、粤诸省大吏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大陆各省也曾给予各方面的支持。⑶台湾民主国实际上并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台湾民主国,其民主本意只是民为自主,而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改官制主要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或改一下衙门的名称,或对外变一下官员的名称,对内文武各员仍称原有官衔。暂任台湾民主国总统,是避免台民抗日牵涉中国;暂改国旗是以防"为倭人借口";民主国总统之印是专为交涉各国之用。戚著赞同范文澜的说法,台湾民主国总统实际上仍是满清巡抚。台湾民主国没有制定宪法;台湾民主国的议院(包括前期的台北议院和后期的台南议院)只是一个筹饷机构,并不具备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性质。戚著的结论是,台湾民主国既不是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国家,也不是另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一种抗日保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应变措施。戚著在论述过程中,引证了大量的史料。同时戚著还论述了台湾民主国在台湾乙末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10

本文认为对台湾民主国也必须从法律史的角度加以认识,并从《马关条约》入手探讨。从台湾民主国设立的缘由、使命和策略以及存继期间的抗日活动几个方面进行论证,也许更为合适。

1、台湾民主国设立的缘由

戚其章教授在《甲午战争史》中援引许多史料,论述了台湾民主国设立的过程。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30日中日双方签定《停战条约》,惟独台湾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台湾群情激愤,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奏反映台湾民众的失望愤懑之情。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前工部主事丘逢甲等上书抗议,表示誓死守御。总理衙门电复唐景崧,交割台湾,限两个月,余限20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全台官绅开始反割台运动。唐景崧鉴于台湾绅民强烈反对割台,迭奏电恳,两月达20余次。清廷以和议已有成说,置而不答。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开始酝酿自主保台之议,以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认为全台的人民土地自立有余。但当时一些官绅幻想依靠欧洲各国以保住台湾。张之洞力主远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国力助。在求英国遭到拒绝后,转求法国,法国虽有此意,却由于德国的坚决反对无法实现。清廷害怕重开衅端,电令唐景崧到京陛见,饬令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于是,台湾绅民重申前议,确定自立民主之策,遂铸"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金印一颗,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推举唐景崧为民主总统。11 台湾民主国设立的缘由,实际上就是,在《马关条约》之后,清廷因惧怕重开衅端,拒绝台湾民众反对割台的要求,台湾民众利用国际法的规定,自主保台抗日。

关于台湾民主国设立的缘由,戚其章教授在《走近甲午》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12 另有刘玉明、戚俊杰著《辩证看"甲午"》、13 林国章著《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4 及陈汉光著《台湾抗日史》15 可以参阅。

2、台湾民主国设立的使命和策略

台湾民主国的设立源于《马关条约》,而其使命和策略的确定也必然与《马关条约》相关。台湾民主国的使命和策略主要反映在台湾民主国设立后的《全台绅民致中外文告》。16 该文告首先表明设立台湾民主国的缘由,其后确定了自己的使命:"查全台前后二千余里,生灵千万,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战之士,一呼百万。又有防军四万人,岂甘俯首事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上述行文中,"事平之后,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是该文告最为关键的一句,确定了台湾民主国的使命。显然,台湾民主国的使命只是抗日保台,在其使命完成之后是否继续存在,由中国决定处理。也就是说,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是有时间限定的。文告的立场,相对于第一次致清廷电文有所改变:"台湾士民,义不服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所谓"永戴圣清"有附属国的含义。而"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则是否继续存在取决于中国。

文告制定的策略有三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日本。文告表示,如果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强,台民亦愿顾大局,给予利益;若以干戈从事,台民只有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其二是针对中国豪杰及海外各国,希望能"慨然相助"。对各国有两项措施:文告表示,如肯认台湾自主,公同卫助,所有台湾金矿煤矿,以及可垦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与开辟,均沾利益。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台湾所有利益报之。后一项措施是以公法为依据的,让地为绅士不允,其约遂废,海邦有案可援。"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在文告中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话。对中国豪杰亦有两项措施:文告表示,所望奇才异能,奋袂东渡,佐创世界,共立勋名。同时,文告还表示,当时饷银军械尽可支持,将来不得不借资内地,即将在上海、广州、及南洋一带埠头开设公司,广筹集款,期望以义愤之伦慨为倾助。其三则是专门针对闽粤人在外洋者。文告表示,台民皆籍闽粤,均望垂念乡谊,富者挟赀渡台,台能庇之,决不欺凌;贫者歇业渡台,既可谋生,兼同洩忿。

文告所确定的台湾民主国的使命,显然是最终使台湾归还中国,"事平"指的就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策略上设想以重利结交外援,利用国际法的规定,促使各国或承认台湾自主,以阻止日本侵占台湾;或废除条约,使台湾归还中国。同时,设想采取相关措施促使中国内地豪杰及闽粤人在外洋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保台抗日。

3、台湾民主国存继期间的抗日活动

台湾民主国存继期间抗日的主要活动在前文已予论述。在台湾民主国的存继期间,全部的活动是组织抗日,或反过来说,在台湾民主国的存继期间,所有的抗日活动,几乎都是台湾民主国组织的,即使义军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也都纳入联合抗战的体系。尽管台湾最终沦陷,台湾民主国败亡,但还是取得许多或大或小的作战胜利,侵台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泗洪指挥的大莆林战役,是在台湾民主国的领导下,取得的最主要的作战胜利。

按戚著记述,唐景崧内渡后台南绅民公议,推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并铸总统银印,刘永福辞而不受。戚著援引的一段史料非常重要:6月29日夜,台南文武百余人并集,设坛盟约:"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即各友邦,许为辅助,何况我辈,敢不维持?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份内之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约款后书时间为光绪年号。而所谓"即各友邦,许为辅助",指的是6月21日由上海转到两江总督张之洞来电,内容为:"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个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既至也!"6月30日,以救兵将至布告,"万众欢声如雷"。

在此阶段,立场和策略已有明显变化。虽然仍称"改省为国,民为自主",坚持结交外援的策略,却已不是事平之后请命中国作何处理,而是称"仍隶清朝"。因此,将"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作为份内之事,而万死不辞。

戚著认为,此时南侵日军正被阻于新竹,进退维谷,处境困难,而刘永福坐镇台南,是其心腹之患,企图劝降,被刘永福驳回。在此之前,形势一度对抗日力量非常有利,但是,由于台湾知府黎景嵩不肯与刘永福合作,错过了收复新竹的大好时机。17 刘永福分别有复日本驻台湾总督桦山、致有地司令长官、致近卫师团长、致高岛副总督等人的书函,均署名"帮办全台防务记名提督军门署福建台湾总镇府刘永福"(或加上大清国钦差,大清国钦命,或大清国),并使用光绪年号。18 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将士,是以大清之臣的身份,为国守土而战。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确定,台湾民主国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民众及留守台湾的清朝文武官兵利用国际法的规定,自主抗日保台,在自身之力显然不足的情况下,作为求内助,接外援,企盼回归中国的应急措施而设立的临时组织机构。

参考文献:

1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2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30-137页。

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482-485页。

4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六,列传八。

5《清记名提督署台湾镇总兵官殉难杨公神道碑》,《中日战争》(12)第452页。

6池仲祐:《邓壮节公事略》,《中日战争》(12),第397页。

7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437-498页。

8陈汉光《台湾抗日史》第033页,(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0年版。

9 《甲午战争史》第135、136页。

10戚其章《走近甲午》第499-51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1《甲午战争史》第438-444页。

12戚其章《走近甲午》第八章抗日保台运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3刘玉明、戚俊杰《辩证看"甲午"》,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

14林国章《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第129-142页,(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

15陈汉光《台湾抗日史》第026-032页,(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0年版。

16陈汉光《台湾抗日史》第035、036页附文。

17《甲午战争史》第480-481页。

18《中日战争》(12)第236、239、240、241页。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