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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孙家埠之迷彰显的魏晋法律文化

孙家埠纪行一

题记:因就“环鄱阳湖法律文化生态”做国情调研,首赴鄱阳湖上游,将对长水村跟踪调研,并以其中孙家埠自然村为重点,故作孙家埠纪行,对调研的结果及发现的问题,陆续分析研究。

“桃花源”孙家埠之迷彰显的魏晋法律文化
尤韶华 彭金水 王全杏

提要

《桃花源记》描述一群穿着东晋服饰的村民避乱居住于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之中。

东吴皇位继承制的紊乱,使孙休(第三任皇帝)之子遇追杀而避居山谷;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使陶渊明愤而辞官,饱览山川,或许曾入此临近之地,见有东吴遗民避居其中,因而作《桃花源记》。但无确证,迷局待解。《桃花源记》反映了在世族门阀制度之下,不被认可的名门之后的矛盾心态。

本文着意于法律文化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联系。

一家之言,贻笑方家。

目次

一、遇追杀孙氏避居山谷

二、愤门阀陶氏作记桃源

之所以将孙家埠与“桃花源”联系在一起,一是其所在村落的山势地貌酷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二是孙氏避居山谷的情节也酷似桃花源。同时,孙氏避居山谷起因于东吴紊乱的皇位继承制;陶氏作记桃源则起因于魏晋盛行的门阀制度。陶渊明是否深入其地,见有东吴遗民避居其中,形成村落,隐去真实所在,而托言武陵,这是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迷局,既难以证其实,亦难证其非,本文仅只提出问题,迷局则留待有心之士,而着重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探讨法律文化对地方文化形成的影响,即,探索和发掘地方法律文化。

一、遇追杀孙氏避居山谷

孙家为何在山谷开埠,孙家埠的居住者,自称孙权后裔,并以宗谱为证。真实情况如何呢?

1、 宗谱的记述

孙家埠保存的宗谱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修版。卷首有“东吴孙氏宗谱源流世系”, 从第一世至六十九世。孙权的祖父孙钟列第一世,以其为始祖。其描述是:隐居武宁县东长乐乡,以种瓜为业,常以瓜给行人湿口,故而此处今名瓜湿口。并记述了孙钟经三仙人指示择地葬母。墓地被后人称之为“吴王峰”。后迁严州(今属是杭州)桐庐,又遇仙葬祖乌石山。又居富春(今富阳)钱塘,娶刘氏,生孙坚、孙静。夫妇同葬富春。第二至第四世自然是孙坚、孙策和孙权、孙权诸子。重点记述的是孙权的第六子孙休,称其娶朱夫人,生子一孙覃。孙休于太平三年(258年)受兄禅,即帝位,在位六年。孙休崩,传位孙和之子孙皓,谥景帝。孙皓封孙休之子孙覃为豫章王。第五世就是孙覃。称其娶王氏,生子一,孙湾。“卒奉国葬建昌县黄荆洞,名曰象简朝天”。第六世即为孙湾,“访祖迹,至瓜圃,见麓环秀”,遂携家终隐祭祀。此后诸世排列不予赘述。

《孙氏重修宗谱序》简述其族的起源及修谱的范围和缘由:“孙仲谋创东吴五十二年帝业,其发祥之地,即武宁瓜源也。”孙钟居瓜源之口,种瓜赐食,感格三仙,示其吉地葬母,名为啸天龙,即今之吴王峰。传四世至孙覃携其子孙湾由富春寻访祖迹,复回瓜源,遂家于乌牛岗,卒葬于朝天简,亦仙所示之吉壤。”其后,孙氏诸世皆有外迁,散处各郡各省,各修各谱,无从查考。至六十七世,又分为四支,一支至湖北,一支至江西靖安。两支在武宁,其中一支“世守瓜源,不忘祖”。一支迁长墅源车坑里及金盆架二处。因时局不稳,不仅湖北难行,靖安亦不易,遂瓜源与长墅源合修。《孙氏宗谱》卷二至卷六,即为瓜源与长墅源孙氏的世系表。其中长墅源孙氏列至九十六世。“长墅”,武宁话与“长水”同音,何时“长墅”简化成“长水”未曾查考。

该谱卷首附有此前修谱诸序,[1]孙氏起源的说法基本相同。而清乾隆元年(1736年)翰林院庶吉士李凤翥《东吴孙氏三修族谱序》则有所不同。“若夫武邑瓜源为豫章王覃苗裔。覃,休之子也。覃子湾览山川名胜,至瓜源,爱其地而家之”。

宗谱的记述带有明显的演义成分。就孙氏宗谱所记,第一问题是孙钟种瓜之事。至少有五个地方传说孙钟种瓜遇仙,即浙江富春、江苏丹阳、盐城、溧水和江西武宁。丹阳说者,引元元至《镇江志》、清乾隆《镇江府志》、清光绪《丹阳县志》、民国《丹阳县志补遗》,在丹阳县西十里或十五里白鹤山有孙钟灌瓜井、孙钟墓。盐城说者引清康熙《淮安府志》、乾隆《盐城县志》的孙钟井。武宁说者则引明嘉靖《武宁县志》、清同治《武宁县志》记载的县东五十里吴王峰。溧水说者引明万历《溧水县志》思鹤乡“银杏王”。富春说者举唐徐坚《初学记》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或唐许蒿《建康实录》引南朝梁沈约《宋书•符瑞志》,及清光绪《富阳县志》和《富春龙门孙氏宗谱》。

以上诸说,以浙江富春为最早。遇仙葬母,或葬父,或自葬,本为神话,是志怪小说的虚构人物,随着时代的推移,情节不断增加。既然可以在富春遇仙,那么在武宁,或其它地方遇仙也未尝不可。至于隐居种瓜之说,无可查考,只是传说,当然也还可以继续讲述。恐说者与听者皆未必当真。诸说当可并存,各自表述。也许某日有人闲来无事,说孙钟在某沙漠隐居之类。而如孙坚之父,确称孙钟,则无疑是富春人。武宁《孙氏宗谱》在孙钟葬母后,有迁徙富春生子之说,与之衔接。既然,孙钟种瓜遇仙葬母,难以凭信,那么“孙覃携其子孙湾由富春寻访祖迹,复回瓜源”也失去依据。这也许是清乾隆元年(1736年)曾在康熙时主持纂修《大清一统志》的翰林院庶吉士李凤翥所以说“覃子湾览山川名胜,至瓜源,爱其地而家之”的缘故。

2、避居的可能

然而,覃子湾是否“览山川名胜,至瓜源”呢?《孙氏宗谱》关于孙权诸子的顺序及孙休之子的记述与正史有出入, 隐去孙休三子,加上一代,必有其故。这显然是一种有意的行为,与孙氏的来源有极大的关系。

按《孙氏宗谱》孙权诸子的顺序:孙登,长子;孙亮,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休,六子;孙奋,七子。而按《三国志•吴书》孙权诸子的顺序: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孙休、孙亮。[2]主要区别在于将七子孙亮列为二子,五子孙改为七子。六子孙休则保持不变。《孙氏宗谱》记孙休“受兄禅即帝位”。改动的意义就在于此,按《三国志•吴书》所载的废弟立兄,[3]就变成了以兄禅弟。而恰恰是东吴的皇位继承制的紊乱,造成了孙休后裔的结局。

综合前文《孙氏宗谱》所述,孙休娶朱夫人,生子一孙覃,被孙皓封为豫章王。孙覃携其子孙湾由富春寻访祖迹,复回瓜源,家于乌牛岗,卒奉国葬建昌县(今江西永修)黄荆洞,名曰象简朝天。而按《三国志•吴书》,孙休有四子。元兴元年(264年)十月孙皓“封休太子(雨单)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陈王”。 甘露元年(265年)七月,孙皓“逼杀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丧,众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吴小城,寻复追杀大者二人。”[4]按《资治通鉴》,晋泰始元年(265年)“七月,吴主逼杀景皇后,迁景帝四子于吴;寻又杀其长者二人。”[5]

在遇追杀的情况下,“卒奉国葬”几乎是不可能的。“卒奉国葬建昌县黄荆洞”,更可能是孙权次子建昌侯孙虑。按《三国志•吴书》,孙虑于吴黄武七年(228年)被封建昌(今永修)侯,年十六;黄龙二年(230年)为镇军大将军;嘉禾元年(232年)卒,年二十,“无子,国除”。[6]

就正史所记,孙氏避居比较接近真实的,有三种可能。其一是孙休太子豫章王(雨单)逃脱追杀;其二是孙休的三子、四子为预防可能继续发生的追杀(这只是一种可能,也许会有某地孙氏宗谱称自己为孙休三子、四子后裔);其三是与孙休之子无关的其他孙氏托言为之。无论是那种可能,皆出于孙氏后裔在荣耀与悲凉之间的选择。

私修宗谱,兴于北宋,其后各代逐渐盛行。而修谱者或多或少有所附会,或寻找一个荣耀的先祖,或为先祖编作荣耀的身份或经历,以掩饰某种被认为不合适记述的事实。孙家埠《孙氏宗谱》恐也不能例外。各种附会亦皆有所用意:孙钟种瓜意在使孙湾能“寻访祖迹”。隐去孙休其余三子,则豫章王的身份最为荣耀,也最为合适。汝南王、梁王、陈王在江西隐居似乎与身份不合。附会建昌侯之墓,则为显示“卒奉国葬”。改动孙权诸子顺序的用意则如前文所述。

而疑惑之处在于“覃子湾”。孙休太子(雨單),“(雨單)音如湖水湾澳之湾”。[7]显然衍出一代。李凤翥作为翰林院庶吉士,康熙时主修过《大清一统志》,并曾任国子监祭酒,当为饱学之士,为何也称“覃子湾”呢?或许也是出于掩饰的用意,以隐晦的方式,即保留了隐居者的身份,又隐去逃亡的处境。而一路由“吴小城”奔波而来,也算是“览山川名胜”;“至瓜源”,终因“爱其地而家之”,找到了合适的避居场所。

孙皓之所以“逼杀景后朱氏”,“又送休四子於吴小城,寻复追杀大者二人”,完全出于防范。这与东吴紊乱的皇位继承制相关。《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孙权说:“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陵迟,衰微。注者裴松之却不以为然:“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若权不废和,皓为世嫡,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於昏虐,不在於废黜也。设使亮保国祚,休不早死,则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则吴不亡矣。”[8]皇位继承制的紊乱是否导致忘国不予置评。本文仅对东吴皇位继承制的概况稍加述评。东吴皇位继承制的紊乱,导致了皇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引起觊觎和防范,出现残酷的宫廷争斗,孙氏皇室家族因此而自相残杀。

按《三国志》,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孙登为王太子。吴黄龙元年(229年) 四月,孙权即皇帝位,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赤乌四年(242年)五月,太子孙登卒,[9]年三十三。[10]五年(243年)正月,立孙和为太子,八月,立孙霸为鲁王,[11]孙和时年十九。[12]赤乌十三年(250年) 八月废太子孙和,鲁王孙霸赐死。[13]这源于全公主(孙权长女孙鲁班,大司马全琮之妻)的陷害和鲁王孙霸争宠。先是全公主陷害。孙和之母王夫人,“宠次步氏”,[14]孙和 “少以母王有宠见爱”,[15]而孙霸同母所生,受到的宠爱与孙和无异。“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 。大臣认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并未采纳,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 [16]孙权将立王夫人为皇后,而全公主 “素憎” 王夫人,“稍稍谮毁”。[17]孙权曾卧病,孙和“祠祭于庙”, 孙和妃子的叔父张休在附近居住,邀孙和前往家中。全公主派人跟踪,向孙权谗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并说王夫人见孙权卧病,有“喜色”。孙权因此发怒,王夫人“忧死”。结果是孙和“宠稍损,惧于废黜”。此后,鲁王孙霸“觊觎滋甚”。[18]“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或“宗事太子”,或“附鲁王”。[19]前者“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后者“谮愬日兴”。孙权“沈吟者历年”。[20]因“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孙权以“ 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为由,“有改嗣之规”。[21]孙权因“春秋高”,而孙亮最小,“故尤留意”,[22]欲废孙和而立孙亮,大臣“固谏不止”,甚者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而孙权大怒,“竟徙和于故鄣(今浙江安吉),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23]同时孙霸赐死,共附孙霸者亦遭诛杀。[24]而后孙权卧病,“意颇感寤”,欲召回孙和重立为太子,因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25]赤乌十三年(250年)十一月,立孙亮为太子。太元二年(252年)正月,立故太子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子孙休为琅邪王,居虎林。孙权死于该年四月,时年七十一。[26]太子孙亮即位。[27]大将军诸葛恪“秉政”。诸葛恪为孙和张妃之舅。诸葛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传言欲迎立孙和。[28]建兴二年(253年)十月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诸葛恪於殿堂,[29]夺孙和玺绶,“徙” 孙和于“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孙和张妃,“亦自杀,举邦伤焉”。[30]因大将军孙綝专权,太平三年(258年)九月孙亮与全公主等“谋诛”孙綝,事败,孙綝废黜孙亮为会稽王,时年十六,迁全公主于豫章(今江西南昌),迎立孙休。[31]永安元年(258年)十月,孙休封孙和长子孙皓为乌程侯。[32]“群臣奏立皇后、太子”,孙休以“嗣子之位,非所急”为由“不许”。[33]十二月孙休以 “逆谋”, 诛杀孙綝。永安三年(260年)会稽郡谣传会稽王孙亮当还为“天子”,而孙亮宫人告孙亮“使巫祷祠,有恶言,有司以闻”。 孙休废黜孙亮为侯官侯,“遣之国”;孙亮自杀,卫送者皆“伏罪”。[34]永安五年(262年)八月立长子孙(雨單)为太子。[35]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孙休卧病,口不能言,用手书传唤丞相濮阳兴,令子(雨單)出拜,“把兴臂,而指(雨單)以讬之。”[36]死时年三十,谥曰景皇帝。当时蜀初亡,“交阯携叛”,而国内震惧,“贪得长君”。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说服孙休朱太后,以孙和之子孙皓为嗣,拥立即位,时年二十三。孙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元兴元年(264年)十一月,孙皓因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 “窃悔”,将其诛杀。甘露元年(265年)七月,孙皓逼杀景后朱氏,送孙休四子于吴小城,随后又追杀“大者二人”。建衡元年(269年)正月,立长子孙瑾为太子。[37]建衡二年(270年),孙皓因左夫人王氏卒,“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民间传言孙皓已死,章安侯孙奋与上虞侯孙奉“当有立者”。孙奋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疑其或然”,扫除坟茔。此事为孙皓所闻,车裂张俊,夷三族,诛孙奋及其五子,国除。[38]天纪四年(280年)三月孙皓降晋,吴亡。四月封归命侯。五年(281年),孙皓死于洛阳,年四十二。[39] 

《三国志》注者裴松之评论说,孙权“既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并认为“和既正位,嫡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犹将义不党庶”,因而指斥“阿附”鲁王孙霸的大臣。[40]裴松之是表明对皇位继承制的观点。皇位继承制实际上是历代相承的一种原则,更反映为一种法律文化,而非成文的法律制度。预立太子制是皇位世袭制的核心。《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载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成为预立太子的法则,被称为“春秋大义”。因此皇位继承制是“长子继承制”,并主要是“嫡长子继承制”。故孙权长子孙登有“欲立太子,宜先立后”之说。[41]在论及皇位继承时,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也常常被引用。晋献公宠爱骊姬,杀世子申生,而立骊姬之子奚齐。韩非子就认为“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42]关于皇位继承制研究成果众多,此处不予赘述。本文想说明的是,孙权因宠而立,造成了皇位继续制的紊乱。在这一过程中,东吴的大臣已“数陈嫡庶之义”,并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之事,孙权却未能采纳。孙权的长女全公主,参与了孙氏家族争斗的许多事件,而她正是利用了孙权的弱点。孙权可谓重蹈晋献公覆辙,给其家族留下了重大隐患。

孙亮年幼即位,地位不稳。因防范大将军诸葛恪迎立孙和,参与废孙和的武卫将军孙峻杀诸葛恪,并赐死孙和。孙亮因孙綝专权,与全公主合谋诛杀,反而被废。孙和、孙亮、孙奋之死均与民间传闻有关。孙休托孤,丞相濮阳兴却另立孙皓。孙皓为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之立,一方面违反嫡长子继承制,另一方面,也给废太子孙(雨单)留下隐患。出于防范,孙(雨单)受到追杀。其实,这一切似乎均起因于孙权。孙和是孙权三子,而长子孙登、次子孙虑已死,孙和为大。孙和并非正常死亡,如果太子不废,也就无孙亮、孙休即位之事。而在孙皓按嫡长子继承制正常即位后,也不会因继承问题,危及孙休之后。

二、愤门阀陶氏作记桃源

前文探讨了孙家埠的形成与东吴法律文化的历史渊源,而这一部分则叙述“桃花源”的出现与魏晋法律文化的关系,以及孙家埠与桃花源可能存在的历史连接。桃花源是陶渊明描绘的理想社会。

1、愤门阀而辞官

陶渊明的研究论著颇丰。有众多的论者将陶氏辞官与盛行于魏晋的门阀制度相联系,对此本文表示认同,并予论证。同样,有关门阀制度的研究也是成果累累,本文在此仅作综合概述,而对研究者的争议,不予置评。实际上九品中正制度是史学的常识。

官宦之家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称“阀”,右称“阅”,用以张贴功状,后人将世代为官者称为门阀世族,或阀阅、士族。门阀之制起于东汉,盛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没落。门阀制度发展是魏的选拔人才制度九品中正制,两晋南北朝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古代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前有两汉察举制,后有隋唐科举制。东汉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意在拉拢士族。次年魏文帝曹丕篡汉即位,建立魏国,两晋南北朝有所沿革。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主要内容为:各郡设中正,各州设大中正,多由现任中央官员的本地人兼任,大多是九品中的二品。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州郡中正由司徒府任命,并设有“访问”作为属员。中正对候选人进行评议,其标准为家世﹑道德﹑才能。家世指候选人的父祖官爵和族望(即家族的声望)。中正据此对候选人作出高下的评价,称为“品”,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二品以上为高品(上品),三品以下为卑品(下品)。因一品少有人能获取,故以二品为最高品。  评议结果经司徒府复核批准,送吏部备选。评定的品第与任官的起点与升迁相关。中正官既由州郡著姓士族垄断,划分九品时,只按家世,不顾德才,其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陶渊明的辞官是否与九品中正制有关呢?根据《宋书》所载,应该是其中原因之一。陶渊明《晋书》、《宋书》均有传。《宋书》作者为梁朝的沈约,《晋书》则为唐代的房玄龄等著。《晋书》抄自《宋书》,而有所增减。按《宋书》,“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43]《晋书》有“祖茂,武昌太守。”[44]《晋书》、《宋书》皆在《隐逸传》,以谈其文学及隐逸事为多,辞官之事甚为简略。《宋书》载,因“亲老家贫”, 陶渊明被“起为州祭酒”,然而“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其后“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却因此“抱羸疾”,即衰弱生病,故而“复为镇军、建威参军”。《宋书》对陶渊明出任彭泽令所记稍详:陶渊明“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45]《晋书》记辞彭泽令,则有“素简贵,不私事上官”。 解印在“义熙二年(406年)”。[46]弦歌与三径,均使用典故。对此有诸多学者论及,弦歌,语出《论语·阳货》,子游为武城宰,以弦歌教民,后人因以此为出任邑令之典。东汉王莽时,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乡隐居,于院中辟三径,后人因以三径代称住宅庭院。三径之资,喻筹集隐居住所费用。督邮,各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起于汉制:“郡监县有五部,部有督邮掾,以察诸县也”[47]。

陶渊明的家世,当然应从其曾祖陶侃说起。《晋书》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其父陶丹,为吴扬武将军。 而陶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曾拜访陶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音bì,剪下的头发),以易酒肴,乐饮极欢”。因范逵所荐,庐江太守张夔召为督邮,“领枞(音cōng)阳令(今属安徽)”。因“有能名”,晋升为主簿。后经张夔“察举”为孝廉,而至洛阳,数次求见司空张华。张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 陶侃“每往神无忤色”。 后张华“与语,异之”,荐为郎中。伏波将军孙秀因“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而“以侃寒宦,召为舍人”。陶侃曾拜访同乡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与同乘”。而吏部郎温雅对杨晫说:“奈何与小人共载?”。(吏部)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举荐陶侃,而“人或非之”。黄庆后为吏部令史,推举陶侃“补武冈令(今属湖南省)”。又因与太守吕岳“有嫌”弃官,而为郡小中正。西晋末年战乱,陶侃因战功累致升迁,终至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死时年七十六,追赠大司马。[48]按《晋书》记载,武官的顺序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49]陶侃大司马之职只是追赠,而非实任。

按《三国志》,西晋伏波将军孙秀原为东吴宗室,即孙权四弟孙匡之孙,曾为前将军、夏口(今汉口)督。因孙秀“公室至亲,握兵在外”,孙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270年),孙皓派遣楼下都尉何定率五千人“至夏口猎”。 在此以前,民间皆传言孙秀“当见图”。而何定“远猎”,孙秀“遂惊”,夜携妻子及五百亲兵降晋。晋授孙秀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50]西晋平吴之后,降为伏波将军,开府如故。[51]仪同三司,原为汉官名。及魏又加“开府”之名,称“开府仪同三司”。[52]开府,即高级官员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陶侃出任的是伏波将军府的僚属。

综上所述,即使陶渊明曾祖陶侃也属出身寒微。其父为虽为东吴扬武将军,但只是中级武将,况且吴早已亡。而陶侃由于“早孤贫”,只能“为县吏”,经推荐,被召为郡督邮,领枞阳令,升为主簿。后被举荐为孝廉,前往洛阳求职。历经波折,成为侯选郎中,被东吴降将伏波将军孙秀召为僚属。虽有才干而被赏识,却屡遭世族轻贱。后被荐补武冈令,又因与太守不和辞官。只是西晋末年的战乱,才使陶侃累功晋升。

陶渊明的早期经历与其曾祖陶侃类似。虽其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其父已不见于正史,至陶渊明时,已是“亲老家贫”。陶渊明被“起为州祭酒”,其“起家官品”高于曾祖陶侃的“县吏”。“州祭酒”有争议,本文不置评。此职与镇军、建威参军同为自选“僚职”。“彭泽令”也是州郡自选官,同于陶侃的“枞阳令”。陶侃后来的“武冈令”则是由吏部派遣。陶渊明则没有陶侃到洛阳求职的经历,也没有陶侃征战的经历。

《宋书》说,陶渊明“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际”。而“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53]薄官,俸薄官卑。洁,分清。此句是说,陶渊明少年时虽然官职低微,却并没有去分辨取舍的界限。也就是说,还是愿意出任官职的。而在取代东晋建立的南朝宋,陶渊明却以曾祖“晋世宰辅”为由,不肯再复任官职。这是因为“耻复屈身后代”。其实在东晋末年,陶渊明任官与辞官,与其曾祖陶侃均有关系,并正因此造成了陶渊明的矛盾心态。作为陶侃之后,使陶渊明初起的官职即为州的僚属。同时,也是因为作为陶侃之后,致使陶渊明“素简贵,不私事上官”。且看《宋书》所载辞官的理由:“不堪吏职”,“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本来,督邮作为郡守的派遣官员,督察属县,县令“束带见之”并无不妥。关键在于“乡里小人”四个字。自为“宰辅”之后,本来就不满于作为州僚属的卑微。而郡督邮,官卑权大,大多出身更为寒微,在“宰辅”之后陶渊明眼里,自然是“乡里小人”,而要“束带见之”,照实让人难受,故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在实施九品中正制的情况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寒门只有依靠军功才能得到较多的升迁机会。然而,即使累积军功,本人快速升迁,并最终成为“宰辅”,也难为世族所接纳,依然被视为寒门,“族望不显”,对后代任官,虽起一定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这就是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陶渊明在《与子书》中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54]“才拙”,自然是自谦。而“性刚”、“与物多忤”恐接近事实,但也只是一种表象。先祖依靠军功获得显赫的“宰辅”地位,无法形成“族望”,给自己带来期待的升迁,却要受出身低微者的管束,最终只得“解印”而去,再征“不就”。

不妨对“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作进一步的求证。陶渊明在辞去彭泽令后作有《归去来兮》。其《序》说明了出任彭泽令的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而且其程度相当严重,“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为此,“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而“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又“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并提及过去,“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55]就是说,无论过去或现在,求任官职,都是为了让家人能吃饱饭。至于辞官的理由,“质性自然”,“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虽不必视为托词,但仅可作为附带原因。既然如此贫困,也就不会随意去职,必然有使之非辞不可的原因。《命子诗》有“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56]长沙,指长沙郡公陶侃。陶渊明始终念念不忘其祖“伊勋伊德”。单就“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尽可解释为不侍权贵,但加上“向乡里小人”几个字,就显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似乎应该是:我堂堂长沙郡公之后,不能为了获取一家人的口粮而向“乡里小人”折腰。

在世族的眼里,陶渊明被视为“乡里小人”;而陶渊明又将督邮之类的官吏视为“乡里小人”。在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这一特定的法律文化环境中,自然会产生的此种现象。加上“性刚”,不肯忍辱,自然“与物多忤”,辞官是必然的选择,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应该说,陶侃和陶渊明的经历都反映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法律文化。陶侃通过征战,得封公侯,成就一代名将;而陶渊明选择辞官,饮酒吟咏,成就一代文豪。

2、览山川而作记

陶氏托言武陵郡作《桃花源记》,因武陵郡无其原型,自然引起寻找原型的冲动,并有诸多争议。讨论《桃花源记》的原型,有两个要点,一是陶氏是否喜爱游览山川;二是有无近似情节。其实,《桃花源记》本为文学,大可不必过于当真。也许有多个原型,陶氏皆进入其地,作记时,综合记述,尽可各自表述,诸说并存。孙氏避居的事实,使之多了一分贴近的感觉。

陶氏游览山川不妨从其诗文辞赋中寻找答案。《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57]说其从小就喜爱山川。而有些诗记述了陶氏所到之处:《拟古九首》其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58]《饮酒》二十首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59]《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有“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60]诗中所记,陶氏曾自行到过张掖(今属甘肃)至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东海隅(东海边,地点毋须细辩)、钱溪。而辞去彭泽令后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也对游览山川作了描绘。“或命巾车,或棹(音zhào,划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61]窈窕,幽深之意。壑,山谷。丘,泛指山。陶氏既寻幽深的山谷,又登崎岖的高山。按《晋书》,陶渊明辞官后,“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62]陶氏辞官后的生活就是饮酒、游览和吟咏,生活则由家人经营及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的救济。

《桃花源记》中的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欲穷其林”似乎不是一般渔人之举,而更像“棹孤舟”,“窈窕以寻壑”。故而见“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山有小口”自然是文学手法。渔人是否陶氏自况,姑且不论,但说其恰似山川之游,却是合适的。

陶氏游览山川已经有了答案,那么,就探讨一下情节。其一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者,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说,山谷中有村落,村民在此耕作,悠然自得。其二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63]这是说,山谷中的村民“先世避秦时乱”,来此躲避,“不复出”,而与“外人间隔”。此处只言“秦时乱”,并未明言何乱。而能“具言所闻” 汉与魏晋之事,也恐非一般渔人。

《桃花源记》所载与避居的孙氏大有近似之处。孙氏的先世避吴时乱,“来此绝境”,虽不能说“不复出”,“与外人间隔”,却已经繁衍。孙氏避乱在东吴甘露元年(265年),《桃花源记》作于晋元熙元年(419年)。160余年孙氏在此“种作”,自是“屋舍俨然”。而陶氏强调“男女衣者,悉如外人”。 秦朝(公元前221至公元前206年),与 《桃花源记》成文时相隔600余年, 服饰已有不少变化。有不少专门研究服饰史专著论及秦汉服饰以及魏晋南北朝服饰。[64]与外人“间隔”的秦时人,穿着东晋服饰确实有难度。陶氏在此是否暗示点什么,且不作过多的揣度。可以肯定的是,《桃花源记》记述的是一群东晋穿着的避居者。此点与避居的孙氏相似。

陶氏笔下的渔人似乎不够厚道。“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而渔人“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并“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随后太守“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后又有南阳刘子骥“闻之,欣然规往,未果”,不久病终。其后“遂无问津者”。此种描述自然是文学手法,却也反映了在世族门阀制度之下,陶氏作为不被认可的名门之后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陶氏向往“怡然自乐”,另一方面难以忘怀先祖长沙郡公,对现实生活难以割舍,于是也就“迷不复得路”。

结语

本文从两方面阐述了地方文化与魏晋法律文化的历史渊源。而这其间又有其历史的连接。皇位继承制是历代形成的一种法律文化规则,以嫡长子继承为其核心。东吴孙权未遵守这一法律文化规则,导致皇位继承制的紊乱,孙氏皇室争斗、防范,自相残杀。孙休之子孙(雨单)遭孙皓追杀。或孙(雨单)逃脱追杀,或其弟为防范可能的继续追杀,避居山谷。

九品中正制则是一种法律制度,而其实施的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出身寒微,难以升迁,终以征战得封郡公,但并未得到士族的认可,陶渊明仍被视为寒门。陶渊明又自视郡公之后,轻视出身更为低微的官员,耻受管束,愤而辞职。这是魏晋九品中正制法律文化的一种反映,显示了陶渊明的矛盾心态。

而历史连接在于,陶渊明辞职后,游览山川,或许偶尔进入离其家不远的孙氏避居之所,故作《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也反映了陶渊明的矛盾心态,既向往怡然自乐的生活,又难以忘怀曾祖的荣耀,对现实社会割舍不下。这种矛盾心态也是出自于九品中正制所形成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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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乾隆元年《孙氏重修支谱源流总序并诗》、乾隆元年《金盆孙氏世系引》、乾隆十九年《孙氏重修旧序》、乾隆二十年《孙氏重修家谱序》、嘉庆十三年《孙氏重修宗谱序》、道光二十八年《孙氏合修宗谱总序》。其中乾隆二十年《孙氏重修家谱序》、嘉庆十三年《孙氏重修宗谱序》有孙钟“徙迁富春生子”及“六十五世迁徙平窝坪”之说。

[2]《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吴书五•妃嫔传第五》。孙权妃嫔谢氏、徐氏(养孙登)、步夫人(生孙鲁班、孙鲁育,皆女)、王氏(生孙和、霸)、王氏(生孙休)、潘皇后(生孙亮)、仲姬 (生孙奋)。

[3] 《三国志• 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4] 《三国志• 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5]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九《晋纪一》

[6]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虑》

[7]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休》注引吴录载休诏

[8]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9]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10]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登》

[11]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12]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13]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14] 《三国志•吴书五•妃嫔传第五》

[15]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16]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注引殷基通语

[17] 《三国志•吴书五•妃嫔传第五

[18]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19]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注引殷基通语

[20]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21]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注引殷基通语

[22] 《三国志•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23]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24]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霸》

[25]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注引《吴书》

[26]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27]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亮》

[28]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29]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亮》

[30]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31] 《资治通鉴•魏纪九》、《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亮》

[32]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休》

[33]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休》注引《江表传》

[34] 《资治通鉴•魏纪九》、《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休》

[35]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休》

[36]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休》注引江表传

[37]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皓》

[38]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奋》

[39]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皓》

[40] 《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和》

[41]《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孙登》“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步氏有赐,登不敢辞,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

[42]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经五参疑。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晋骊姬杀太子申生是以晋骊姬杀太子申生。”

[43]《宋书·隐逸传·陶潜》

[44]《晋书·隐逸传·陶潜》

[45] 《宋书·隐逸传·陶潜》

[46] 《晋书·隐逸传·陶潜》

[47] 《汉书•职官志》

[48] 《晋书•陶侃传》

[49] 《晋书·职官志》

[50] 《三国志·吴书六·宗室传第六》

[51] 《三国志·吴书六·宗室传第六》注引《江表传》

[52] 《晋书•职官志》

[53] 《宋书·隐逸传·陶潜》

[54] 《宋书·隐逸传·陶潜》

[55] 《陶渊明集》卷之五《赋辞》

[56] 《宋书·隐逸传·陶潜》

[57] 《陶渊明集》卷之二《诗五言》

[58]《陶渊明集》卷之四《诗五言》

[59]《陶渊明集》卷之三《诗五言》

[60]《陶渊明集》卷之三《诗五言》

[61]《陶渊明集》卷之五《赋辞》

[62] 《晋书·隐逸传·陶潜》

[63]《陶渊明集》卷之六《记传赞述》

[64]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沙嘉孙《中国古代服饰》、赵超、熊存瑞《中国古代服饰巡》、曾慧洁《中国历代服饰图典》、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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