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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赎罪则例刍议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则例是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则例作为法律用语和立法形式始于唐、五代时期,后为宋、元、明、清各代沿相使用。就则例的性质和功能而言,清代的则例是在以《会典》为纲、例为实施细则的法律体系框架下制定的,它是国家机关活动和重大事务管理的规则,其内容以行政立法为主体,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明代及明以前各代的则例,则只是国家各项事务管理中与钱物和财政收入、支给、运作相关的法律的实施细则。明代的则例种类甚多,有赋役则例、商税则例、开中则例、捐纳则例、赎罪则例、宗藩则例、军政则例、官吏考核则例及钱法、钞法、漕运、救荒等方面的则例,其内容基本上属于行政、经济、军政管理方面的立法。与司法制度相关的则例,仅赎罪则例一种。

赎罪则例亦称赎刑则例。赎罪之制始于先秦。明代以前各朝,一般是对于依照法律应“议”、“请”、“减”者和品官及老幼笃疾、过失犯罪者适用赎刑。明代较之前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不仅通过制例特别是修订《问刑条例》,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而且颁行了大量的规范物赎或力赎具体数量的则例。赎罪则例作为赎罪之法的实施细则,为明王朝在不同时期和国情千变万化的情况下实施赎刑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明代的赎罪则例有律赎则例、例赎则例两种。这种区分是与当时赎刑制度相适应的。明王朝的赎刑有律赎、例赎之别。律赎是“律得收赎”的简称,即按《大明律》有关条款的规定赎罪。律赎的规定主要是:文武官吏犯公罪该笞者,以俸赎罪;军官犯私罪该笞者,附近收赎;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妇人和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的天文生犯徒流罪者,各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家无次丁者犯徒流罪者,自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过失杀伤人者,依律收赎;告二事以上情节有某些出入该笞者,收赎。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因“明律颇严”,基于“济法太重”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1]。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又颁行了《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以俸赎之。”[2]同年所颁《大明律》序云:“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3]这样,自洪武朝起,赎罪除律赎外,还形成了例赎制度。例赎是“例得纳赎”的简称,即依照各类例规定的赎罪条款赎罪。明代的赎罪方式,一是以役赎罪,二是以物赎罪。役赎是指罪犯向国家无偿提供劳动力,通过承担种地、运粮、运灰、运砖、运水、运炭、做工、摆站、哨嘹、发充仪从和煎盐炒铁等劳役以赎其罪。物赎是指罪犯向国家无偿缴纳一定的财物以赎其罪,其财物可是实物,亦可是货币。律赎与例赎的区别:一是律赎适用的范围是律典确认的特定对象,例赎则适用于除真犯死罪外的所有罪犯;二是“律得收赎”是赎余罪,“例得纳赎”是赎全罪;三是律赎具有长期稳定性,例的纳赎则因时权宜,经常发生变化。由于《大明律》系明太祖钦定,律赎不能更改,收赎对象又较少,明代的赎罪立法主要是制定例赎之例,赎刑范围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例赎上,司法实践中赎刑的运作也是主要依例赎之例进行的。因此,在现见的明代的赎罪则例中,以例赎则例居多,律赎则例较少。

明代律赎则例的内容,是在忠实律意和对有关律条的赎罪规定不作实质性变动的情况下,把原来的收赎铜数改为以纳钞计算,或在律赎与例赎轻重不一的情况下,对“律得收赎”如何以钞折银的数额等根据市值予以调整。《明史》曰:“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4]明太祖颁行的《大明律》规定以铜钱赎罪,后来各朝对律赎又以纳钞计算,加之钞法日坏,就需要以则例的形式,对依律收赎的钞的数量予以重新规定。如《大明律》规定:“徒一年,杖六十,赎铜钱一十二贯。”[5]明代中期实行的《老少废疾并妇人收赎则例》则变动为:“杖六十,徒一年,全赎钞一十二贯。杖六十,该钞三贯六百文。徒一年,该钞八贯四百文,每月该钞七百文,每日二十三文三分三厘。每一下,该徒六日;十下,六十日;六十下,三百六十日,即一年也。”[6]又如,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十二月,颁行了《赎罪与收赎钱钞则例》。据《明世宗实录》载:“时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原定钱钞兼收,如笞一十该钞二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一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该钞二千二五百五十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一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数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轻重递加折收。令天下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刑部议以为可,遂命行之。”[7]明代史籍中记载的赎罪则例,除极少数律赎则例外,均为例赎则例。

明代以例赎罪的规定,各朝均有更定,内容前后互异。考察明代例赎则例的变迁,其制定的起因及有关情况,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明代的例赎则例,基本上都是为解决边防、赈灾或朝廷的其他急需而制定的。明朝疆域辽阔,边防开支浩大;永乐朝时迁都北京,与物资富庶的南方相距甚远,南粮北运长年不息;加之各地自然灾异颇多,仅《明实录》所载就有数千起。为解决国库匮乏和边防、京师急需的问题,朝廷制定了各种旨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则例,罪犯例赎则例也因此屡颁。仅以宪宗成化朝为例。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初八日,针对“京仓料豆见在数少”、“刍豆之给,多折银两,军士易于使费,以致马多羸瘦,不堪骑操”的情况,颁行《在京杂犯死罪并徒流笞杖纳豆则例》,令“行内外问刑衙门,将所问罪犯杂犯死罪以下,审有力者,在京纳豆,在外纳米。”规定赎罪纳豆的数额是:“死罪:八十石。流罪:五十石。徒罪三年:三十五石;二年半:三十石;二年:二十五石;一年半:二十石;一年:十五石。杖罪一百:一十石;九十:一十石;八十:九石;七十:八石;六十:七石。笞罪五十:六石;四十:五石;三十:四石;二十:三石;一十:二石。”[8]成化二年三月,因花马池等处军士急需马草,重定《陕西纳草赎罪则例》:“杂犯死罪:一千束;三流:五百束;五徒:自四百束递减五十,止二百束。俱送右副都御史陈价定拨营分上纳。”[9]成化六年(1470年)十二月初十日,为处置顺天府救荒恤民事宜,制定《纳粟赎罪则例》,内容是:“行移刑部、都察院及巡按北直隶监察御史,除笞、杖并真犯死罪外,但系杖罪以上囚犯,在京应该运炭、运灰等项者,俱各改顺天府,定立限期,押发前去灾重缺粮州县,自备粮米上纳。在外者,就发所在官司定拨缺赈去处上纳。取获通关,连人送回原问衙门,照例发落。若是各犯不行上紧完纳,过违限期者,每十日加米一斗上纳,候来年秋收,此例停止。”并规定纳米的标准是:“斩、绞罪自备米二十石;三流并徒三年,自备米一十六石;徒二年,自备米一十三石三斗;徒一年半,自备米九石;徒一年,自备米六石五斗;杖罪,每十下,自备米四斗。”[10]成化十四年(1478年)五月,因辽东沿边旧草已尽,新草未收,命“凡有囚犯除笞罪及真犯死罪外,杂犯死罪以下俱定则例,纳草赎罪。”[11]

其二,明代的例赎之法,因不同时期朝廷的急需不一样而有变化。赎铜和运米之赎,始于洪武;纳钞和运砖、运灰、运炭,始于永乐;纳马之法,始于成化;折收银钱之制,确立于弘治;钱钞兼收之制,确立于正德。赎罪之法的每一重大变化,朝廷往往制定则例,把纳赎的细则从法律上确认下来,明令法司遵行。据史载,成祖永乐朝定有 “京仓纳米赎罪例”、“运粮赎罪例”和“斩、绞、徒、流、笞、杖赎钞例”;宣宗宣德朝定有“纳米赎罪例”、“在外罪囚赎罪例”;英宗正统朝定有“罪囚赎银例”、“罪囚无力输赎者事例”和“纳草赎罪例”;景宗景泰朝定有“输作赎罪例”、“运砖赎罪例”和“纳米豆赎罪例”;宪宗成化朝定有“纳豆赎罪例”和“罪囚纳马赎例”;孝宗弘治朝定有“折收银钱赎罪例”;武宗正德朝定有“钱钞兼收赎罪例”;世宗嘉靖朝定有“赎罪条例”;思宗崇祯朝定有“赎罪例”等。明代例的形式有条例、事例、则例、榜例等,各种例的功能也不尽相同。检《明实录》、《明史》、《大明会典》等诸书,以上所述赎罪例的内容,除个别者外,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从中可知,这些例的称谓中除标明“事例”、“条例”或“收赎”字样者外,均为例赎则例。

其三,纳赎的地点和路途远近的变更,也导致例赎则例屡颁。明代罪囚纳赎,不仅有以役赎罪与以物赎罪之分,纳赎地点也常有变化。每遇这种变化,朝廷就制定新的则例,对纳赎钱物、地点、不同刑罚纳赎的数量等予以详细规定。如景泰三年(1452年)十一月,景帝批准户部奏请,定《直隶等处罪人纳米赎罪地方则例》。规定:“保定、真定、顺德府卫所属,俱倒马关;河间、大名、广平府卫所属并顺天府霸州等州县,俱紫荆关。其则例悉如右佥都御史邹来学所奏:杂犯死罪九十石,三流并徒三年七十石,余徒四等递减十石,杖罪每一十二石,笞罪每一十一石。”[12]成化二十年(1484年),“令辽东管粮官会同抚按等官,将附近顺、永二府所属州县并永平、卢龙卫所见问罪囚,内有杂犯死罪以下,酌量地里远近,定拟则例,发山海卫仓关领粮米,送广宁前屯、广远二城仓收贮。及将辽东所属官吏人等有犯各项罪名者,亦照例于辽阳城六仓关领粮米,运送东州、叆阳、清河、碱场、马根单五堡各备用。”[13]

其四,一些例赎则例是针对赎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的情况,对原则例内容适当修正后重新颁布的。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制定的《运米则例》规定:“通州运至京仓,杂犯斩绞三百六十石,三流并杖一百、徒三年者,二百八十石;余四等递减四十石,杖每一十八石,笞每一十四石。通州运至居庸关、隆庆卫等仓,杂犯斩绞九十石,三流并杖一百、徒三年,七十石;余四等递减十石,杖每一十二石,笞每一十一石。”[14]景帝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因北直隶一些地区粮食歉收,米价上涨,修订了《在京法司并北直隶囚犯运米赎罪则例》,对原《则例》规定的赎罪纳米的石数作了调整。规定:“杂犯死罪九十石,三流并徒三年七十石,俱减二十石;杖九十、徒二年半六十石,减其十五石;杖八十、徒二年五十石,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石,杖六十、徒一年三十石,俱减其十石。杖罪每一十二石,减作一石五斗。笞罪不减。”[15]

其五,为纠正“赎罪轻重不一”的弊端,而制定有调整力赎、物赎数额及赃物估钞类例赎则例。在明代法律体系中,例赎则例为权宜之法。它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随着赎例屡颁,例赎成为赎刑的主体;随着钞法日坏,钞与银的比价愈来愈低,赎例规定的钞数愈来愈高,例赎重于律赎;例赎的方式,明初以役赎为主,以后逐渐向物赎发展,罚役也多以折工值计算。为适应赎刑制度的变化,以则例的形式规范钱钞、白银以及与各种物品的比价,就成为防止赎刑的规定畸重畸轻的重要举措。如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十二月,都御史李宾上疏曰:“法司赎罪轻重不一,刑官得以为私,宜定则例,以革其弊。”英宗采纳了李宾的意见,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定,颁布了《赎罪则例》:“守卫操备官旗将军、校尉、边军、边民犯笞、杖,妇人犯笞、杖、徒,文官、监生犯笞,俱令纳钞。若官员与有力之人,仍如前例运砖、炭等物。笞一十:运灰一千二百斤,砖七十个,碎砖二千八百斤,水和炭二百斤,石一千二百斤,纳钞二百贯。余四笞、五杖:灰各递加六百斤,砖各递加三十五个,碎砖各递加一千四百斤,水和炭各递加一百斤,石各递加六百斤,钞各递加一百贯。至杖六十,钞增为一千四百五十贯;余四杖,各递加二百贯。徒一年:运灰一万二千斤,砖六百个,碎砖二万四千斤,水和炭一万七千斤,石一万二千斤。余四徒、三流:灰各递加六千斤,砖各递加三百个,碎砖各递加一万二千斤,水和炭各递加九百斤,石各递加六千斤。惟三流水和炭同减为加六百斤。杂犯二死:各运灰六万四千二百斤,砖三千二百个,碎砖一十二万八千斤,水和炭九千斤,石六万四千二百斤。”[16]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十一月,颁行了《赃物估钞则例》。[17]明初制定《大明律》时,律文规定赃物以钞计算,每银一两值钞一贯。到弘治时,经百年之变迁,每银一两值钞八十贯。赃罪以原定的钞数论罪,明显轻重失宜。针对这一情况,朝廷制定了《赃物估钞则例》,就金银铜锡、珠玉、罗缎布绢丝绵、米麦、畜产、蔬菜、巾帽衣服、器用等各类物品应值的钞价,逐一详细规定,作为计算赃物价值时使用。这类则例在明代钞法贬值、通货膨胀、物价多变的情况下,为解决赎罪轻重不一、刑官得以为私的问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史籍中记载的明代赎罪则例,主要是有重大影响的赎例,且多是概述,使人难以得见则例的完整内容。一些明代律学文献中,收录了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几则赎例。如《大明律直引》[18]中收有《会定运砖运灰等项做工则例》,明人胡琼撰《大明律集解》[19]中收有《在京罚运则例》、《在京折收钱钞则例》,雷梦麟撰《读律琐言》[20]中收有《原行赎罪则例》。这些赎例都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明代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的则例。这些则例的内容是关于笞、杖、徒、流、杂犯死罪及各种刑等如何赎罪的规定,在每一种刑罚下,明确规定了各种赎罪的办法。如《会定运砖运灰等项做工则例》关于杖一百收赎的规定是:“杖一百:灰六千六百斤,砖三百八十五个,碎砖一万五千四百斤,水和炭一千一百二十斤,石六千六百斤,米十石,做工六个月,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铜钱七百文。”[21]在执行赎刑的过程中,罪犯可根据赎例的规定,选择赎罪的办法。

明代的赎刑律、例有别,赎例的规定多变,且京、外有异,南北不同,显得复杂和混乱。在实施赎刑制度的过程中,朝廷采用则例这一法律形式,对不同时期赎刑的执行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明代赎刑能够在多变中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

明代则例的种类繁杂,又以经济管理方面的则例居多,赎罪则例只是这一历史时期诸多则例中的一种。笔者写此小文的目的,是期望学界能够对则例这一法律形式的研究予以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法律形式繁杂,但律、令、例是古代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三种法律形式。自宋至明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文明的演进,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特别是明、清两代,例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主体,人称明清是例的时代,应当说是有其道理的。其中则例作为例的体系中重要的法律形式,于明代已广泛使用,而清代颁行的各种单行法规类则例达近千种。要正确揭示古代法制的面貌,不可不重视包括则例在内的各类例的研究。

长期以来,法史研究中有许多问题一直使学者感到困惑,譬如,在疆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状况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国家的基本法律是如何实施和落实到基层的?在各种基本法律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国家是如何保障这一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国情得以继续运转的?为什么清以前各代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各朝却很少制定通行全国的、系统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单行法规?大量的法律文献表明,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走出从律典中寻找论述非刑事法律制度证据的误区。只有注重诸如则例这类法律实施细则的研究,注重地方法律的研究,注重各种形式法律的研究,才能够比较全面和正确地阐述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

(本文原载《中国传统司法与司法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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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第2293页

[2]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3] 《大明律》卷首《御制大明律序》。

[4]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第2294页。

[5] 《大明律》卷一《名例律·五刑》。

[6] 《大明律直引》卷一《老少废疾并妇人收赎则例》,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五年刻本。又见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第3辑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71~72页。

[7]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

[8]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在京杂犯死罪并徒流笞杖纳豆则例》,见《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第11~13页。

[9]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

[10]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纳米赎罪则例》,见《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第21~25页。

[11]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八

[12]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三。

[13] ﹝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二八《户部十五·会计四·边粮》,中华书局,1989,影印本,第208页。

[14]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15] 《明英宗实录》卷二五六。

[16] 《明英宗实录》卷三三五。

[17]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五《赃物估钞则例》,见《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第206~224页。

[18] 《大明律直引》,见《中国律学文献》第3辑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9] (明)胡琼撰:《大明律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20] (明)雷梦麟撰:《读律琐言》,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二年歙县知县熊秉元刻本。又见《中国律学文献》第4辑第2、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1] 见《中国律学文献》第3辑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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