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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访学见闻——《国际刑事法院导论》译者后记
——《国际刑事法院导论》译者后记
2004年8月15日至11月2日,我在爱尔兰人权中心学习、工作了近三个月。期间,我多次聆听威廉·A·夏巴斯教授和该中心其他教师的讲座。夏巴斯教授还赠送我一本他的专著《国际刑事法院导论》(英文版)。对于一外是学俄语的我来说,啃起来真不容易,但我还是认真读完全书,并从书中进一步认识了这位世界著名的国际刑法学家。回国前,我向夏巴斯教授提出翻译该书的想法,他欣然应允,并表示乐于协助。回国后,我便开始了翻译工作。着笔之后,我才感到读书与译书多么地不同。有时候,真感到一个个单词甚至一个个字母就象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放弃了很多社会活动和业余爱好,甚至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直到2005年7月底,才完成第一稿。我明白勤能补拙,于是就一遍接着一遍从头到尾地修改,不懂就请教,往返二十余次,现在终于可以交稿了。看着这些凝结着我无数心血的稿件,我觉得又一次战胜了困难,战胜了自己。
    回想这一年多来的翻译工作,我就象一个有勇无谋的旅游者,不知深浅地走进一片森林。一进林子,就被一棵棵大树挡住了去路,被一片片树叶遮住了视线。我别无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千辛万苦穿梭于树障叶幔,可谓筚路蓝缕,终于走出了森林!蓦然回首,我欣喜地发现,那片曾让我如此困扰的泥沼般的森林已然消隐,代替它的是一片广阔的原野,原野上开满了金黄色的小花,蜜蜂吸吮着花蕊,蝴蝶翩翩起舞,空气中飘荡着阵阵芳香……好的感觉象晶莹的白雪,沁透我的心灵!
    这让我想起我在爱尔兰拍摄的原野、花儿与大海的照片,想起我在这个遥远国度的心路历程。在爱尔兰经历的一切与我的译书历程竟然如此地相契完美,令我在本该辍笔之时依然不由自主地写下去,想借着译者的特权,缀几道风景花边,和读者诸君一道,既消解学术的单调与郁闷,也分享学术作品背后的多彩与烂漫。
    记得那是一个初春时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指派我独自前往爱尔兰工作,并要我早做准备。2002年,中国和欧盟决定建立人权学术交流网络机制,双方各有15所大学作为网络成员,法学所和爱尔兰国立大学(戈尔韦)分别为中国和欧盟的主席单位,夏巴斯教授为欧方主席,夏勇教授为中方主席。不久前,在海牙,夏勇教授和夏巴斯教授分别代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希望把中国与欧盟的人权合作交流推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接到任务后,我对未来充满迷茫,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印象中,爱尔兰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度。出发前一天,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我到商场买了套中国运动员的领奖服。8月15日一早我就到了机场,飞机10:30起飞,带着亲人和朋友的祝福,我飞向那遥远而陌生的岛国。在飞机上,我先临时抱佛脚读起英语900句来,累了就通过窗口欣赏外面美丽的景色。飞机几乎一直在俄罗斯上空飞行,天气非常好,我能清晰看见森林、田野、湖泊、乡村、圣彼得堡、波罗的海……我还看见了太阳照在白云上形成的圆圆的彩虹--佛光!这使我兴奋不已。当地时间下午2:00(北京时间是晚上8点),飞机到达阿姆斯特丹。在机场,我穿着奥运会领奖服,感觉自己特别酷,因为此时中国队已经夺下了两块金牌。当地时间下午5:10到达都柏林,6:00(北京时间是凌晨1点),我坐上前往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戈尔韦市的汽车。北京有一位名叫丹尼斯(Dennis Driscoll)的朋友,他家住戈尔韦郊区,他让夫人Zalee来接我,当我问他太太的特征时,他说她有一张慈祥的脸。看见我很困惑,他补充说,她会找到我,因为到戈尔韦的中国人不多。坐了四个小时汽车,终于到达戈尔韦,此时北京时间已是凌晨5点。天漆黑一片,丹尼斯夫人已等候多时,车刚停稳,她就在车门口往里张望,一看见我便热情打招呼。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还没有把自己弄丢,也算幸运!
    我在丹尼斯夫人家住了一晚。她家有四层楼,有一条大黑狗,名叫Happy,对我很友好。我住在顶楼,经过了1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休息得很好。第二天早上,天气出奇的好,湛蓝的天空阳光明媚,她家有一个比较大的花园,旁边有一条小河,哗哗地流淌着清清的河水,我坐在河边的椅子上欣赏了半个小时,花园里还有一颗有200多年的大树。Zalee告诉我他们的房子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中午我做饭给她吃,她很高兴。午饭后,我们从她家出发,她开车先带我参观了戈尔韦海湾,然后把我送到爱尔兰人权中心,赵海峰先生接待我,我正式报到了。在人权学术交流网络项目工作的人员除了赵海峰先生外,还有Sinead Beacom女士和Peter Fitzmaurice先生。
    8月20日,夏巴斯教授出差回来,我把夏勇教授托我送给他的书给他,他很高兴,并欢迎我到人权中心工作。我说想跟他学习国际刑法,他让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并说这是世界上最齐全的国际刑法图书馆,他从头到尾给我介绍,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法庭、卢旺达国际法庭、灭绝种族罪、国际人权法等各种各样的书,真是包罗万象。他说我可以借他的书看,也欢迎我去听他的讲座。上午11点,一楼会议室有一个Party,是Peter过生日,他自己买了个蛋糕请大家吃,上面写着Happy birthday to me(祝我生日快乐)。第一次看到给自己送生日蛋糕的情况,我偷偷地笑了。夏巴斯教授和一些博士生都来了,其中也有些人从事国际刑法的研究,我们聊了很多。
    8月底,赵海峰先生回国了,项目组成员只有Sinead、Peter和我,我们作为欧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需要为该项目于9月在北京和11月在海牙召开的两次国际会议作准备,包括准备工作论文、与参会代表联系、收取并编辑论文等,我们还需要负责海牙会议的所有会务工作。每天我除了协助他们工作以外,就是坚持听讲座,这些讲座是为法学硕士(LLM)开设的,主要有国际人权法、欧洲人权法院、人道主义法、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课程。大部分讲座都是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不管听不听得懂,只要每天在教室坐上三四个小时就行。听这些讲座,除了能获得知识、提高语言能力外,我还认识了不少朋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与他们交往让我感到非常快乐。后来,当我要回国时,不少朋友到我办公室来给我送礼物,有的还流了泪,让我非常感动。我想,与人交往不需要华丽的词藻,不管你英语水平怎样,只要真心待人,就一定会有真情回报。
    夏秋的爱尔兰非常美丽,就象童话里的世界。从中国来到这里,不仅是距离上的遥远,而且还有种回到远古时代的感觉。我总在想,中国两千年前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认为,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可能产生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能写出《论语》这样伟大的篇章。生活在这里,我的心灵似乎也变得格外圣洁。有趣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圣人,而美国人却在这里找到了外星人(电影《外星人(ET)》中,小外星人降落到地球上的外景场地,就是戈尔韦郊区的一个小村庄)。
    爱尔兰人权中心的办公楼是一幢独立的二层楼小楼,旁边有一条流向大海的大河,水流湍急,顺着大河步行十分钟就是大海,河流的入海口处有一个天鹅湾,聚集着很多天鹅,我有时会买些面包,专门到这里来喂天鹅。人权中心的另一边是这条大河的支流,水流平缓,经常有成群结队的天鹅在水中漫步。这些天鹅有的是顺着河道从海边的天鹅湾游过来的,也有的是飞过来的。在戈尔韦市内,这样的河道很多,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悠闲自得的天鹅,它们成群结队随心所欲在河中漫步,胜似闲庭信步。有一次,我很奇怪地发现,有一只天鹅背上有一个象箭一样的浅红色的东西,我以为是谁打伤了天鹅,心疼不已,但不一会儿,我发现原来那是天鹅自己的脚掌,它用一只脚划水,却把另一只脚放在背上休息,有点象人跷着二郎腿,真有意思!
    一到周末,我总会随旅游车到处旅游,除了北爱尔兰之外,我跑遍了爱尔兰岛的东南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戈尔韦的三大经典旅游景点。一是坐落在湖边的白色城堡,周围被绿树环绕;二是西海岸笔直的海边悬崖,高两百多米,非常壮观;三是阿伦(Aran)群岛,岛上安静得只有游客,我们骑自行车环岛一周,海天一色,美丽无比。
    除了参观风景之外,最让我着迷的要算在海边钓鱼和捡鲍鱼了。
    在戈尔韦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周末他们叫上我一起到海边钓鱼。在国内,我见过详细的时间预报是关于天安门升降国旗的时间,而在爱尔兰,有很详细的关于涨潮落潮以及鱼群到达的时间预报。我们按照这些预报到海边钓鱼。在海边钓鱼很有意思,一个鱼杆上有七至十个勾,不用放鱼食,只管往海里扔勾,扔出去就往回拉,不需要等待。鱼多时,所有的勾上能同时都挂满鱼,非常壮观。看着鱼群,只恨自己的动作太慢,鱼群经过的时间一般持续一个小时,我们一群中国人经常都战果辉煌,有时我们一次能钓到两三百条鱼。这些鱼有的当晚就会被吃掉,有的会做成鱼肉酱送给在都柏林或里默里克(Limerick)的中国留学生,有的会被在餐厅打工的中国同胞寄放在餐厅的大冰柜里,剩下的我们就各自拿回家放在冰箱里。
    捡鲍鱼则更让人觉得刺激。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国内几百元一个的鲍鱼在这里能够随便捡到?一个周末,我和一些中国朋友从戈尔韦海湾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这里有很多岩石伸进大海中央大约300米左右,此时正是落潮,岩石露出水面,而鲍鱼们也就暴露在我们面前。鲍鱼象小鸡蛋那么大,呈圆锥型,底部紧紧地粘在石头上,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尖尖的石头,用力朝鲍鱼和岩石的连接处一铲,鲍鱼就掉下来了,如果第一下没有成功,基本上你砸碎它也别想把它拿下来。我们从岩石上摘下一个又一个鲍鱼,不一会儿,我们的袋中已经装了上百个鲍鱼,想着往回拧也怪沉的,就只能作罢,望着岩石上还没有摘下的鲍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海边。回到城里,我们聚在一起,分享胜利果实。我来戈尔韦以前,他们只会将鲍鱼放在水里煮,吃到的鲍鱼总是硬梆梆的,佳肴不能美味,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这次是我主厨,我从来没有做过鲍鱼宴,只好边想边做了。我将鲍鱼洗净,放在火上煮一下,鲍鱼和壳很快就分开了,我将鲍鱼切成片,再和辣椒、大葱炒在一起,啊,香味扑鼻,那味道--不摆了!从此,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盛传我有一手好厨艺。看来,行行出状元,要想出名也并非一件难事!
    爱尔兰的酒吧世界著名,而且很多酒吧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我随着同事、朋友一起到过几次酒吧。这里有一种当地产的黑啤酒名叫Guinness,是从野草籽中提炼出来的,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在酒吧,为了保护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室内不许吸烟,所以人们总是端着酒杯站在外面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般情况是自己买自己的酒,如果有人对你表示友好,帮你买了一杯酒,那么喝了这杯酒之后你一定要主动去给他买酒。如果有十个人一起喝酒,你可以只给其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买酒,而不必去管其他人。这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思想大不一样。
    有一次,我和十几个朋友一起去看赛狗,看台就是一个很大的酒吧,人们一边喝酒一边下注。每场比赛一般有四条狗参加,这些狗分别穿着红色、黄色、绿色和条纹背心,你可以买谁跑第一,也可以买谁跑前两名,还可以买四条狗的排序。前两种的赔率一般是2-3倍,而后一种赔率有时能高达20-30倍。我先是看,后来也学着下注。买中后,自然兴奋不已,十几轮下来,还有钱请大家喝酒。有一场比赛只有两条狗参赛,是冠亚军决赛,我给一条叫River的狗投了注,比赛一开始,大家不停地给自己买中的狗加油,River一直跑在前面,眼快到终点时,另一条狗追了上来,在冲线时,用肉眼几乎分不清谁先谁后,电视屏幕上不停地反复放着冲线的镜头,还是无法分辨,组织者们只得用红外线的方法,最终证明是River获得了冠军!
    这一经历着实让夏巴斯教授好生羡慕,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赛狗。
    如果说到我在爱尔兰遇到的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租房子。戈尔韦是一个大学城,城市不大,但学生不少,而这里的大学不为学生提供住宿,大家都需要自己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每年开学时房子都非常紧张,房东们又不愿意把房子租给短期进修的人,这为我租房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没有找到固定的住处,使我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每周三下午,在戈尔韦会出一期报纸,专门是房屋出租信息。中午,我就去卖报地点,买报的人已经弯弯拐拐地排了长达两公里的队,买到报纸后,就一一拨打离单位比较近的电话,得到的答案都是房子已经gone。到傍晚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房,70欧元一周,离单位较远,走路得花35分钟,没有办法只好将就。房东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有三个小男孩,大的8岁,最小的才3岁。她的房子是两层楼,一层是一个客厅和厨房,二层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我住一间,她住一间,三个小男孩住一间。我们共用卫生间和厨房。我的房间面对楼梯,他们进出自己的房间全要经过我的门口。后来我了解到,女房东离了婚,在一个酒吧工作。在她家住了一个晚上,我就感觉无法忍受。男孩子很闹腾,三个男孩在一起更闹腾,一大早,他们要上学,就象打仗一样。下午、晚上,孩子们的哭声、闹声此伏彼起。这些倒也罢了,让我感觉恐惧的是,每天夜里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男男女女坐在客厅或饭厅,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会坐多久。我总是把门关上不敢出去(我的门上还没有插销!)。她的房子比较破,每晚到了夜里一、两点,我就会被吵醒而再也无法入睡,房顶上暖气系统的水会从我的窗边流到地上,声音很大,就象瓢泼大雨,最初,我还以为下大雨了,起来一看,窗外群星闪烁。而且,她家的卫生间也漏水,一洗澡,水就会漏到一层的厨房里,所以,她家的厨房到处都是接水用的盆、桶,做饭时得小心计算着行径路线,否则就会有水滴在头上。我只好整天都在办公室(好在我自己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这在戈尔韦也算是比较奢侈的待遇了),在她家住了三周,我只做了两次饭,要不就到餐馆吃饭,要不就干脆吃方便面。我终于又找到了另一处房子!15分钟就能走到单位,60欧元一周,而且是穿过一个又一个草坪。我迫不及待地搬了过去。房东是一个老太太,个子很高,她的房子也是两层楼,楼下是厨房和饭厅,二楼有三个房间,她住一间,另一间住的是一个在这里读博士的澳门女孩,我住的房间最大,房间里还有洗脸池。这与我以前租的房子相比,已经是小资了,不过,澳门女孩小心翼翼地提醒我,房东老太太很厉害,脾气也不好,对她整天抱怨。刚搬去的第一天,我用热水洗了不少衣服。第二天一早,老太太就到我的房间责怪我用了很多热水(后来我明白,在戈尔韦,水是不用花钱的,但是电费很贵,热水需要耗电,而我们付给她的房费里已经包括了电费等所有费用),我对她说,"老奶奶,您别急,您有什么要求,请事先告诉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您为什么生气,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您不生气,您说出了您的要求,如果我们没有照办,那是我们的不对,但您象现在这样来责怪我是您的不对。您年纪大,我们尊敬您,我们住在一起,我叫您grandma,就是一家人,没有必要不愉快,您说对吗?"老奶奶听完我的话,什么都没说就回她房间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来到我的房间,这一次她是笑着来的,对我说:"芳(爱尔兰人喜欢叫一个字,他们都叫我Fang),你说得对,我为刚才的事向你道歉。"我说没关系。她拥抱了我。从此,我们开始和睦相处了,以后的日子就变得轻松而愉快。每天早上起床,她总会问候我是不是睡得好,有没有做sweet dream。我们还互相请对方吃饭,她经常提前帮我们从冰箱里把菜拿出来解冻。在厨房里,我们各做各的饭菜。不论猪肉、牛肉,她都在清水里煮半个小时后放在盘子里用刀叉切着吃,当她看见我噼哩啪啦几分钟就炒好菜,非常吃惊,问熟了吗,我说熟了,请她尝尝,她说好吃。每次从海边钓鱼回来,我都会给她好些鱼,她非常高兴,还送给她的亲戚。我要回国了,当我告诉她这一消息时,她流泪了,紧紧抱着我久久不松手,说她会想我的,后来还有两次也是这样。听说在我回国之后,她也还念叨过我。我和房东老太太的关系的改善也被传为佳话,老太太不再敌视房客,并改变了对所有中国人的看法。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多一些沟通,多一些理解,就能让别人和自己都感觉愉快。由于她的房子价廉物美,现已成为中国留学生长期保留的一个据点。有了这两次找房经历,在后来为新来的同事找房时,我已经是一个找房高手了。
    爱尔兰的天气真是值得好好地说道说道。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是按小时预报的,预报员会不厌其烦地说,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什么天气,九点到十点是什么天气……乍一看,会觉得很奇怪,住上一段时间,也就明白就里了。原来,这里的天气实在是太多变万化了。我和夏巴斯教授聊天时,他告诉我这里的天气是一天四个季节,我说:不,应该是一小时四个季节。他说:你是对的。一天下午,我从人权中心下班回家,看着有一团下雨云,就赶紧往回跑,雨一直跟着我追,我跑回家,雨哗啦地下来了。一会儿又雨过天晴。这里几乎每天都下雨,有一句谚语是"不带伞你就别出门"。其实,有时带伞也没有用,有一次我上班时遇到下小雨,我打着伞,耳朵里塞着mp3的小喇叭,背着双肩包,悠哉游哉走在路上。雨很密但很小,从来没有见过的小雨,小得就象是细细的鹅绒,轻飘飘地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出了家门,我很快就发现这种雨的厉害,五分钟后,我的牛仔裤全部被雨打湿,因为雨很轻,被风一吹,就横着飘,我的伞顾得了头却顾不了腿。我只好到一个商场里躲躲雨。有了这次教训,我出门一般都穿防雨服。
    我在爱尔兰还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当时台风在美国东南部和古巴登陆,爱尔兰也受影响,我听完讲座已经是晚上9点,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强劲的暴风和暴雨,我先躲在公共汽车的站台上,可是,风把雨从各个方向吹来,我无处可藏,就跑到附近的加油站,至少有一面墙可以依靠。我看着大雨横穿整个加油站,几乎呈水平状,像火箭一样呼啸而过,象过隧道的火箭。风和雨都在咆哮,似乎要把大地撕碎一般。街上已没有行人了,我感到了大自然的威力,也感到了恐惧,躲了大约一个小时,风雨劲头稍有减弱,我就冒雨飞快地跑回了家。
    其实,这里的气候也有可爱的一面。一个周末,我在海边漫步,大海和街道之间是一片宽阔的草坪,突然下起雨来,我赶紧往回跑,还没跑出草坪,雨就停了,这时,在我的前方平行出现了两道完整的彩虹!草坪、大海、彩虹、天空、彩虹、天空,多么美丽的一幅画面!我陶醉了。
    太阳雨也是常有的事。一天下午,我和朋友约好去打网球,在路上,阳光灿烂,可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抬头看,头顶上是一片蓝蓝的天空,一丝云也没有。我很奇怪,再往周围看看,原来,是西边下的雨被风吹到这里来了,半小时后,雨才停下了,城市的上空也出现了美丽的彩虹。
    爱尔兰的纬度高,夏天很凉爽,即使在夏天,一下雨就有人穿羽绒服,在冬天,由于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温一般不低于零度,所以,这里四季长青。纬度对爱尔兰真正影响大的是白天和黑夜:夏天,晚上11点天才黑,而在冬天,下午3点时,天就漆黑一片了。由于雨多,绿化好,这里的空气非常好,全年的温差不大,据说在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中,爱尔兰排名第一。
    爱尔兰的教堂很多,人权中心周围就有五个教堂,其中有两个教堂几乎只有一步之隔。最大的要算和人权中心隔路相望的大教堂了,当地人称之为Cathedral。Cathedral的外观很美,最高处约有五层楼高,巨大的圆顶是爱尔兰人崇尚绿色,在很远处就能见到这一标志性建筑,它是戈尔韦市的象征。每个周日正点时就会有主教主持做礼拜。大教堂的平面图是一个很大的"十"字,里面分为五个区域,一横一竖交叉的中间部分是一个大约高出地面一米的很大的平台,主教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宣讲教义,从平台往四个方向,分别是四个不同的区域,摆放着两列供教徒使用的长椅,其中主区域的长椅有二十多排,而其他区域只有十排左右。一个星期天,我到人权中心放好书包,就去Cathedral,我从大门进去,就近找了一个座位坐好,一位红衣主教正在讲话,教徒们认真地听着。仪式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主教和教徒都陆续散去。我放了几个硬币,取了几支蜡烛,点燃后放在烛台上。教堂的房顶很高,呈圆弧形,就象一个苍穹,空旷而悠远。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感受着这份宁静。我深深怀念我的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和亲切关怀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不敢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我为父亲点燃的蜡烛晶莹剔透,火苗轻轻飞舞,我似乎看见父亲笑着在烛光中出现,他的目光慈祥而温暖。
    我也非常想念远在国内的亲人。我经常给妈妈打电话,请她老人家要多保重身体。几乎每天我都会给女儿打电话。她和她爸爸都很关心我,当他们知道我的住房情况时,催促我赶快搬到一个条件好的地方,而不要在乎价格的高低。当我遇到困难时,他们也总是安慰我、鼓励我。当他们知道我欣赏到一处又一处美景时,他们为我感到高兴。我想请他们到爱尔兰,但女儿怕耽误学习,因为老师说过三年级很关键,不能缺课。
    背着行囊,浪迹天涯,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轻轻的话语,默默的关怀,都深烙心底。记得有人说过,"被人真心爱,是幸福而珍贵的;真心爱别人,更是幸福而珍贵的",我感受到爱和被爱对于生命的意义。我常常慢步到海边,找一个周围没人的地方,独自坐在岸边的石头上,一边沐浴阳光,一边听海。太阳在天上很远的地方暖暖地照着我,海水拍打岸边,风声水声相和,象是来自远方的倾诉,就在这一刹那,我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独。我深情的呼唤,久久回荡在大海的上空。我希望天边飘来的那片云,能飞越大西洋、南北美洲和太平洋,把我无边无际的思念、牵挂和问候,带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泪水滋润着灵魂,我想,爱尔兰天空中的云,象是我浓浓的思念,越聚越多,当空气承载不了其重时,就下起雨来。爱尔兰至今每天都会下雨,那是因为我留下了太多的思念……
    11月3日,也就是我离开爱尔兰的前一天,下午三点,Sinead到我办公室叫我和她一起去一楼会议室,当我们到会议室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人权中心的所有同事和博士生,一共有18个人,他们在为我举行欢送会,之前,我对此一点都不知道。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夏巴斯教授发表了讲话并对我在爱尔兰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1月8-9日,中欧人权学术交流网络项目将在海牙举行第十二轮"中欧司法与人权对话研讨会",目的是通过人权学术研究与交流进一步增进中国和欧盟在司法与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并拓展中欧法律文化交流与合作。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实施"和"健康权"。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有学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政府机关的代表。欧方代表团由来自英国、法国等不同国家的15名学者和19名政府官员以及7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中方代表团由17名学者、3名政府机关代表和3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我作为欧方代表团的一员到海牙与中国代表们汇合。我们为这次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精心细致的准备,酒店的预定、会场的布置、代表们提交论文的编辑、审查欧方代表论文的中文翻译稿、与中方就会议的研讨议题进行协商、与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联系以便接待会议代表的参观等大量的会务工作都准备得井井有条。会议的所有资料、论文都是Sinead、Peter和我三人从戈尔韦出发经都柏林、阿姆斯特丹最后搬抵海牙。我主动要求到阿姆斯特丹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好久不见,分外高兴,海边、餐厅都留下了我们开怀的笑声。
    大会开始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7日,中国驻荷兰大使薛捍勤女士在中国驻荷兰使馆举行招待会,欢迎参加"中欧司法与人权对话研讨会"的中方和欧方代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教授与中国驻荷兰使馆商请,在使馆举行隆重仪式,聘请薛捍勤女士和夏巴斯教授为法学所特聘教授。仪式由陈泽宪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中心主任、法学所终身教授王家福先生代表法学所向他们二位颁发了聘书并致贺词。我和另一位同事分别为他们献了鲜花。授予仪式结束后,二位特聘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中欧法律学术交流和合作,为法学所的科研工作与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于这一隆重的聘任,夏巴斯教授非常激动,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自豪并闪烁着喜悦的泪花,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发言前介绍自己时除了说自己是爱尔兰人权中心的主任外,还骄傲地说自己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教授。
    由于我们的会务工作准备得很出色以及与会各方代表的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中欧双方代表在相互平等和谅解的基础上坦诚相待,各抒己见,在许多问题上都形成了共识。这是双方今后合作的基础,双方都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中欧双方在司法与人权领域里的对话与合作。随着会议的圆满结束,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随后,我们参观了国际刑事法院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及检察官接待了我们全体中方代表和部分欧方代表,并为我们作了经过精心准备的报告,还赠送我们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中午,当我们进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大厅时,大厅的电视上正播放着法庭上午审判米诺舍维奇的录像。我们听取了有关专家对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详细介绍之后,旁听了该法庭下午举行的审判。
    11月13日,我和同事们一起从阿姆斯特丹乘飞机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回到北京,这一次欧洲之行圆满结束了,但我和爱尔兰朋友之间的友谊长存。2005年2月16日,爱尔兰国立大学(戈尔韦)主管外事的副校长Gerard Hurley 先生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我作为司机兼导游,陪他登长城赏雪,在颐和园的冰上漫步,吃四川火锅,北京的一切都让他赞不绝口。他还和法学所的领导见了面,谈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2005年6月21日,当夏巴斯教授来中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抽空到法学所参加了题为"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刑法的发展"的研讨会。研讨会由陈泽宪教授主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高校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法学所的师生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室座无虚席。夏巴斯教授作了主题发言,他概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认为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国际刑事法院是继联合国成立以来建立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国际机构。他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案件的可受理性以及罗马规约规定的补充管辖原则及其理由。他还对乌干达案件、苏丹案件、刚果案件、东非案件以及与伊拉克战争有关事件是否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高度评价。
    这些经历,既是我冒险主动请缨翻译《国际刑事法院导论》一书的起因,也是我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并坚持到底的动力。我相信,这对于我未来的研究工作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在中国的出版,也一定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深入研究。
    在此,我要感谢爱尔兰国立大学(戈尔韦)、爱尔兰人权中心、夏巴斯教授以及Sinead Beacom女士对于翻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夏巴斯教授对我在翻译过程中多次提出的很多问题都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使我能够准确把握书中的内容!
    感谢夏勇教授和陈泽宪教授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范文祥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汉军教授在百忙中抽空读完全部的翻译稿,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卢建平教授在专业知识方面以及诺基亚公司关山先生在语言方面为我释疑解惑!
    感谢丈夫黄河博士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从事繁重的工作之余,分担了家务和孩子的教育工作,并读完了本书的全部翻译稿,还就很多疑难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感谢女儿黄小珊对我的支持!她的独立性、自觉性和善解人意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翻译工作。
    感谢帮助和关心我的所有朋友!
    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赵学颖、孙静、杨益平、祖敏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
    翻译学术著作并非易事,虽然勤能补拙,但由于能力有限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翻译中难免还会有一些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予以谅解并不吝指正。
    
    2006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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