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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系列稿之三:培育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如喜吃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生态失衡问题,不节约用水可能带来地区性的水荒问题,更换电器过于频繁会带来电子垃圾污染的问题,乱丢废电池可能带来汞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行科学的引导,使之适应环境友好性的要求。引导的方式除了进行科普、环境、国情的宣传教育外,在法治的社会,还应该适度发挥环境资源法制的培育作用。
    目前,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比较注重全面和全过程地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培育公众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生活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这些国家环境保护的一个重点工作。在我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国民生活导致的环境资源问题是产生这个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国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法制培育。
    在法律和政策体系的构架方面,应该着手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既要在导言或者第一条的立法目的中对公众进行详尽的环境资源国情教育,还要设立专条,从国民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对公众提出培育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主要要求,又要在环境宣传教育和环境日、地球日的纪念等条款中设置公众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培育参与和接受等内容。
    第二,修改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法规,在其中设置促进公众培育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目标和具体措施规定,或者完善已有的目标和具体措施规定。在制定目前缺乏的振动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放射性污染、光污染控制等立法时,设置类似的目标和符合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举措。
    第三,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在其中对公众进行相应的国情教育,对公众的生活提出基本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要求,设置有针对性的环境宣传教育规定。在此基础上,针对容器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清洁资源的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使用、食品资源的循环利用、家用特种机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利用、电子垃圾的回收与处理等方面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者条例。此外,国务院和有关机关颁布政策性文件时,也要结合我国的环境资源状况提出符合实际需要的举措。
    在法律与政策机制的构建方面,既要讲究机制体系的全面性和相关性,突出重点,又要讲究可操作性,能够解决问题。基于此,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该做好以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
    一是观念的培育机制。国家制定和颁布环境资源立法,其目的不应只是加强部门的职权和管制,还应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和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角度,来培育公众的民族环境资源文化,形成科学的环境资源国情观、环境资源消费水平观、环境资源消费方式观和国家环境政策支持观。这就要求立法要建立和完善环境资源国情教育机制、具体事项的说服机制、信息保障机制和寻求公众理解、配合和参与的机制。
    二是促进和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公民环境信用的记录和奖励机制,环境友好型行为的税费、信贷、价格、国家补贴等优惠机制。
    三是引导和自愿机制。公众的生活方式多样,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而法律能够强制的范围则有限,因此必须对公众的环境行为进行科学的引导,如鼓励公众采购绿色食品,采购资源节约和循环型产品,采购具有环境标准、节水标志的产品。这些引导机制的设立往往和经济刺激机制的设立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是限制和禁止机制。如通过梯级差额收费来限制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滥用,通过设定禁止性的行为规范和对违反者的适度行政处罚手段来促进危险生活废弃物和高污染的生活废弃物得到合理的处置。
    五是市场机制。就私人生活而言,每个人又处在市场之中,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公众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培育中的作用。这些机制主要包括废品价格机制、市政污水的处理价格机制、企业的废旧物质和产品的特约回收机制、包装物和容器的押金和产品回收金的预缴机制等通过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确定的机制。
    六是责任的公平与平衡机制。立法既要规定公众环境友好型生活的义务,又要保护他们环境友好型生活的权利和主动参与热情;既要对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权力作出全面的规定,又要对其在维护和促进公众形成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作出详尽的规定,还要对公众的司法救济权作出妥善的安排。
    七是综合性机制。即按照环境保护的综合性需要,整合和协调各部门的政策,以避免单一机制的适用缺陷和机制间的冲突。
    
    (本文发表于2006年6月5日的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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