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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四国的宪政之路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各种法律体系的汇合之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各项成就为世人瞩目。它们之所以短时间内在经济上取得较大成功,与各国建立宪政、重视法制建设、健全法律规范,不断调整各种新经济关系有重要关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四国的宪政已经大功告成,相反,各国仍然存在影响宪政的各种因素。
    
    
一、东南亚四国的宪政实践回顾

    
    建立宪政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重要标志。与许多国家一样,东南亚四国在上个世纪中广泛借鉴了西方法律资源,走上宪政之路,在本国建立起了一整套法律制度,对维护国家的稳定、团结,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是立宪政体的简称。宪政指由多数人制定的或由多数人承认的宪法性法律(通常指成文宪法)所确定的公共权力组织、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以及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宪法是宪政制度的基础,宪政就是以宪法治理国家。宪法规定了宪政的基本内容,如政治制度、国体等。宪法之所以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即宪法不是公共权力掌握者的意志表达,而是一种社会契约和公民权利宣言。宪政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都体现在宪法之中。没有宪法的授权和不依法行使的权力都属于非法。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宪法的作用还在于为各种社会集团和平解决政治分歧提供了框架和原则。在分析东南亚宪政发展时,我们首先对东南亚四国制宪历程做一回顾。
    马来西亚现行宪法是1957年颁布的,其后又颁布了若干宪法修正案予以补充和修改。 马来西亚在独立前,英国殖民者就曾制订过一些宪法性法案。随着独立进程的推进,制订独立宪法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7月,宪法草案首先获得各州苏丹会议与联合邦行政会议的通过,后于7月11日获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经英国国会上下两院批准,《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于1957年8月27日正式颁布。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宪法》改名为《马来西亚宪法》。此后,马来西亚联邦议会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多次对宪法进行了修订。最重要的几次修订是:1983年宪法修正案将联邦法院改名为'最高法院"(1994年又改称"联邦法院")。198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最高元首对议会呈递的法案,最多只能拖延30天。30天之后不论是否签署,该法案将自动生效;最高元首宣布紧急状态,必须经总理提出建议,不得单方面行使这一权力。1993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苏丹个人的司法豁免权,设立了持别法庭;根据普通法律审理涉及最高元首和苏丹们的任何刑事和民事案件,该法庭拥有终审权。该修正案还赋予国会议员公开评议王室事务的权利(宣扬废除君主立宪制除外)。199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最高元首必须接受及根据政府的劝告执行任务。这些修正案削弱了马来西亚的王权,使国家向着民主化方向不断迈进。
    1945年8月17日独立以来,印度尼西亚前后颁布过三部宪法:1945印尼共和国宪法,1949年印尼联邦共和国宪法、1950年印尼共和国临时宪法。 1945年宪法是印尼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当时正处在印尼独立斗争的高潮,所以这部宪法具有反殖民主义的精神。宪法序言说;"独立本是各民族固有的权利,殖民统治不合乎人道和公正。所以必须从地球上予以铲除。"1945年宪法条文较少,内容也有欠缺。
    印尼独立后不久,荷兰殖民者于1947年7月和1948年12月先后向印尼发动两次侵略战争。1949年 11月,印尼被迫与荷兰签订"圆桌会议协定",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1949年12月在荷兰的主导下,印尼颁布了第二部宪法,即"印尼联邦共和国宪法",同时宣布1945年宪法无效。根据这一宪法,印尼沦为荷兰王国中的一个自治邦。这部宪法一经产生,便遭到印尼人民的强烈反对。这是一部短命的宪法,因为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1950年,在印尼人民的要求下,印尼联邦各成员同意建立统一的印尼共和国。8月15日,"印尼共和国临时宪法"正式颁布实施。与1945年宪法相比,临时宪法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实行国会内阁制。内阁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派联合组成,直接向国会负责而不向总统负责,削弱了总统的权力。1956年11月,印尼成立制宪议会,负责制定新宪法以取代临时宪法。制宪工作一开始,制宪议会就形成分歧巨大的两大集团,一派以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为主,另一派是伊斯兰教集团。由于两派无法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制宪议会陷入困境。苏加诺总统于1959年7月5日解散制宪议会,并宣布恢复1945年宪法,同时宣布临时宪法失效。从此,1945年宪法成为印度尼西亚的现行宪法。
    1932年泰国政变成功后,法学家比里·帕侬荣的主持制订了暹罗《临时宪法》。宪法共五章三十九款,对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组成、国王和国民议会之权限与职权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临时宪法是一部旨在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宪法,虽然临时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款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但在全部三十九条款中却只字未提人民的基本权利。1932年12月10日,泰国颁布了永久宪法。永久宪法取消了临时宪法对国王的限制,国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此后,泰国不断对宪法进行修改和颁布新宪法,总共颁布了16部宪法。现行宪法是1997年颁布的。
    菲律宾独立后共颁布过三部宪法。现行宪法于1987年2月2日经由全民投票通过,同年2月11日由总统正式宣布生效。这部宪法共有18个条款。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制止战争,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政府遵循国家根本利益的原则,坚持不懈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采取并支持在其领土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确保社会正义并完全尊重人权;诚实而正直地服务于公众;地方政府具有自治权,保护家庭、促进教育、艺术、私营企业、农业和城市改革的发展,保证妇女、青少年、城市贫民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等。
    在宪法的指导下,东南亚建立起了一整套宪政制度。首先,东南亚四国确立了与宪政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国体。其次,各国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建立起立法和司法机构。第三,在宪法的指导下,东南亚四国还制定出了各个部门法,初步完善了法制体系。
    从上面的简短历史回顾来看,东南亚国家是在外部力量作用下开始其宪政进程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一样是由内部力量催生的。东南亚国家宪政发展最初都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东南亚移植西方宪政与殖民化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泰国外,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通过殖民化强制移植的。殖民政策对东南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殖民主义者为古老的东南亚各国带来世界之风,使之走出传统的桎梏;另一方面,殖民主义者残酷掠夺东南亚各国的资源,强迫各国签订了许多方面不平等条约。殖民主义者倡导建立的法律体系也带有殖民主义的鲜明烙印。就本质而言,由于西方殖民统治,东南亚各国基于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甚至被剥夺了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西方立宪主义是建立在掠夺与侵略基础上的,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中孕育和产生的自由、人权、平等思想相互排斥,这是分析东南亚宪政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东南亚各国的宪政经验还表明,把一纸具文的宪法转变成名副其实的宪法,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从形式上看东南亚各国都选择了宪政之路,但宪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显了东南亚各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中,东南亚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都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在独裁者下台之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尽管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但是政治和社会基础受到很大的冲击。另一些国家如泰国、菲律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政权转移的目标,宪政框架虽然还不很完善,前进路上仍然布满荆棘和陷阱。
    究其原因,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如发达的市场、成熟的中产阶级和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单纯模仿的政治制度必然是脆弱的,这也是军人独裁、干政、金钱政治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西方社会的宪法理论不可能解决东南亚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选择政治制度时应采取扬弃而不是照单全收的态度。东南亚文化的多样性决定宪政的多样性,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宪政框架。事实上,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不同的宪政实践。宪政的普遍性价值必须经过各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条件才能体现。探讨东南亚的宪政道路,必须充分考虑东南亚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弘扬东南亚人的主体意识。
    
    
二、东南亚宪政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因素

    
    东南亚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地区,许多因素都对宪政建设有很大的影响。
    1、宗教是影响东南亚宪政的重要因素
    宗教是东南亚宪法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支撑着人们的自我认识,并决定着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伊斯兰教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主要宗教,印度尼西亚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马来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8%。伊斯兰教为信徒规定了一整套哲学和生活制度。《古兰经》是伊斯兰国家制宪的重要依据。伊斯兰法泛指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法律。通过对社会价值、权威的态度以及对政府形式施加影响,伊斯兰教对宪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马来西亚颁布的法律有很深的宗教影响。马来西亚法律体系赋予伊斯兰法以重要的地位,在属人法领域马来西亚实行伊斯兰法和习惯法,在新的社会关系方面则采用普通法法系现代法律。马来西亚司法系统还设有宗教法庭。
    印度尼西亚则采用的是荷兰法模式,即在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实行伊斯兰法,而在世俗领域如行政、商业刑事方面实行现代法。印度尼西亚也设有宗教法院,但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伊斯兰教法院的管辖权有一定的限制,如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对伊斯兰宗教法院的案件拥有审查权。另外,虽然伊斯兰法官认为伊斯兰教教义是唯一的法律渊源,最高法院也允许下级法院引用伊斯兰教义,但判决不能偏离制定法。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部虽然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近年来,合法的伊斯兰教政治势力对国家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大。印度尼西亚1988年5月苏哈托下台后,政党解禁,伊斯兰政党迅速相起,成为与民族主义势力、军方势力三足鼎立的政治力量。
    马来西亚由于伊斯兰党的迅速崛起,近年来社会也逐渐伊斯兰化,这对执政党巫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伊斯兰党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为宗旨,其政策主张在国内引起了"政教国"与"世俗国"之争。 不过,马来西亚伊斯兰党若想通过修改宪法成伊斯兰国家,需要国会2/3的多数支持,该党目前在国会的议席还不到14%,因此,马来西亚短期内变更国家体制的可能性不大,但伊斯兰教和世俗力量的斗争将加剧。
    泰国有95%的人口信仰佛教。宪法明确将佛教规定为国教。泰国宪法甚至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有义务扶持佛教的发展。公共意识形态认为,宗教、国王和国家三位一体,不可分离。国王及皇室成员崇佛,民间百姓竞相效仿,使佛教在泰国多种宗教并存的情况下,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佛教的社会凝聚力大大超过了民族和其他宗教的凝聚力。佛教最高理事会选出终身职的僧王,在泰国宪法上的地位在国王、总理之后,列第三。20世纪至今,无论泰国政坛如何变化,佛教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动摇过。佛教就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力量。佛教维系着老百姓对国家、政府和国王的忠诚,当权者取得佛教界的支持与合作对政权的巩固至关重要。为此,泰国政府甚至将佛教僧侣纳入国家官僚机构。1962年,泰国政府颁布了僧伽法令,首次建立了与当时的国家机构及行政区划相平行的僧伽组织。这个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大长老会议,由僧王和四位正议长以及他们的副职组成。大长老会议下辖州、府、县区各级僧长委员会,区以下有村寺和住持。僧伽组织在形式上仿效世俗国家机构,是国王和国家机构控制下的行政组织。
    菲律宾是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93%的国民信仰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社会影响相当广泛。无论是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独立运动时期,菲律宾教会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在美国统治时期,教会不参与政治,不关注社会问题,作用仅限于慈善事业,社会地位有所降低。60年代,天主教和新教各派才重新关心社会公正和维护人权问题。 教会的社会活动最初大多集中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的自助项目上,由于与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目标一致,这段时期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融洽的,但当教会发动群众寻找贫困根源的时候,教会与政府的冲突开始了。1972年菲律宾实行军事管制后,政教矛盾更加突出。教会本身也发生分裂,一部分人选择与政府合作,另一部分人则站在反政府立场上,还有的人保持中立。政府逮捕和扣留了教会的激进派人士、查封电台和报纸。这些举动引起教会的极大反弹,通过各种活动,最终天主教会在1986年推翻马科斯总统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的说来,菲律宾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和谐的,除了历史上短时期的冲突外,并没有更大的矛盾,这主要还是因为菲律宾现行政治制度和宗教同出一源。
    2、军人干政对东南亚宪政的影响
    军人干政是影响东南亚宪政的另一个因素。除了马来西亚外,其他三个国家都和政变有不解之缘。东南亚军队是国防力量,也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
    泰国军人执政曾经给泰国政治抹下浓重的色彩。1932年泰国民党领导的政变成功后,泰国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当时的少壮派军人组成临时政府,开创了泰国军人干政的先河。此后泰国经历了数届军人政府,期间虽有文人政府也是短命的。有时,泰国军人并不是直接担任内阁职位,而是在幕后操纵;更多的时候是控制少数关键职位,如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其他专业职位仍由政治家和专家担任。泰国军事政变的频率很高,平均大约每二年半发生一次军人政变。政变的成功率也较高,同菲律宾的军人政变形成鲜明对照。1992年 的"五月事件"对泰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自此,泰国政治摆脱了军人专制,开启了民选文官政府执政的新时代。1992年以来,泰国一共更替了数届政府,全都是遵循民主原则选举产生的。从泰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看,虽然不能排除军人重新上台的可能性,但军人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及影响将会逐步减弱,军人政治最终将让位于政党政治。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从未经历过军事政变和军人政府的少数国家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军队从未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有过大的影响,这与马来西亚军队继承了英国军队国家化的传统,政府继承了英国文官制度的衣钵有关。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是"联邦的公共部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军人干政的主要原因。马来西亚政府在组织和发展经济方面卓有成效,一直是东南亚相对发达的国家。此外,政治廉洁、行政高效也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促进因素。
    印度尼西亚军人干政也是其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印尼军人干政与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印尼是一个多种族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社会动荡一直是困扰政府的一个大问题。政府需要军队在平息叛乱、恢复秩序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如军队就给苏加诺总统以极大的支持,帮助政府平息了地方叛乱和伊斯兰教国运动。
    菲律宾军事政变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菲律宾武装部队是根据1935年的"国防法令"于1936年建立的。菲律宾军人可以在政府机构中任职,这不仅扩大了军队在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也有利于建立军队的政治基础。菲律宾军队经常通过军事政变亮相于国内政治舞台,但政变很少成功,"未遂政变"几乎是菲律宾政治的一大特点。虽然菲律宾军队权力和影响较大,对政治的渗透也不断加深,但它始终未能如印尼、泰国军队那样以军人政权取代文人政府。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军队非政治化、文官至上的原则在菲律宾军队有一定影响。1935年菲律宾宪法就规定了军队不得干预政治。1973年的宪法也有同样规定。尽管如此,军队之所以能够干预政治,根本还是在于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政府作用有限。
    东南亚军人干政并不符合人心,也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军人指正也许在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但这并不是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模式。
    3、金钱和裙带政治
    金钱政治也是东南亚宪政进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经济与政治本分属不同的领域,游戏规则完全不同。金钱可以在市场上通过组织生产、交易和分配的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继承和赠与的方式获得。政治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始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是平等的,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这些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能被剥夺;一部分是次生的权力,即通过选举或任命而委托、授予的权力,并不是人人平均拥有。政治资源不能继承和赠与,更不能进行交易。因为,一旦将经济生活中的原则引入政治领域,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在民的本质,使许多公民丧失掉自己的权利,从而扭曲民主政治。金钱政治就是允许用金钱换取前述的次生权力。
    金钱政治对宪政的干扰首先表现为贿选。所谓贿选,即贿赂选举,即是用金钱、物质收买选举工作人员或选民,以取得选票或改变选举结果的行为。 贿选是近代民主选举活动普及过程中产生的政治腐败现象。贿选现象的本质是金钱政治、政治腐败。金钱可以换取权力,权力也可以换取金钱。
    从政治史角度看,贿选现象普遍存在于政治民主化的早期阶段。近年来,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泰国等国贿选现象频繁发生。 在泰国,某个政客竞选内阁总理职位,一般需要用商界密友们提供的政治献金向三类人行贿:一、对立政治阵营中的人;二、一般选民;三、国会议员。政客为了赢得选战需要巨额资金,这就导致他们利用权力索贿或贪污,或者与商界密友达成协议。 马来西亚一些巫统官员将金钱政治活动和"党的利益"紧密结合。2003年9月,为了根除贿选毒瘤,马来西亚执政党甚至决定建立情报网, 拒绝金钱入侵政治。
    除了贿选外,金钱政治还表现为政府卷入国家经济领域,导致严重的政治腐败。菲律宾总统前埃斯特拉达执政期间,政府卷入从合法赌博到股票交易等许多商业活动,其密友均能从政府合同中得到好处。在印尼苏哈托执政时期,不仅政府积极介入市场,连军队也大办公司。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的马来统治集团为了提高占全国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经济实力、经商能力和收入水平,积极干预市场,执政党巫统大办公司。结果是政企业不分,腐败横行。马来人政治被打上了商业政治的深深烙印。为此,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下令对"金钱政治"开战,关闭巫统名下公司。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是制度滋生金钱政治,而不是人。
    东南亚金钱政治与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制度又不完善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入市,从政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东南亚裙带政治现象也非常突出。"裙带现象"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苏哈托统治印尼达32年之久,在印尼建立起了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其亲属和下属也在商界、政界、军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菲律宾的前总统马科斯和埃斯特拉达也都裙带政治的身体力行者。
    4、地区恐怖主义
    地区恐怖主义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其指导意识形态。诚如前述,宗教对宪政有良性的影响,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有负面影响,地区恐怖主义就是例子。美国"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在东南亚的活动逐渐活跃。东南亚恐怖分子的背景非常复杂,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在实践中,恐怖分子往往会提出推翻政府的明确目标,以游击战作为反政府的主要手段,在国内煽动暴乱。最近,东南亚恐怖活动也开始具有国际化的特征。恐怖组织希望通过国际行动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如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组织就多次在海外劫持国际人质,其血腥程度为世人所侧目。阿布沙耶夫组织有近600名信徒,不少人在中东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该组织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勒斯坦、黎巴嫩、苏丹、埃及的圣战组织关系密切,接受了这些组织的资助和训练。
    分离主义运动背后也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建立独立的国家是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的重要目的。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运动大都有伊斯兰背景。印尼的"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多年来就一直试图以武装斗争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梦想。受东帝汶独立的鼓舞,该组织抓住新政府立足未稳的时机,大搞分裂活动。在印尼马鲁古省,极端伊斯兰教组织也打出建立"南马鲁古伊斯兰共和国"的称号。菲律宾穆斯林人口约6全国总人口的14%,主要为聚居在南部棉兰老的摩洛民族。1972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揭开摩洛分离主义武装斗争的序幕。1978年从该组织分离出来了"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它是非律宾最大的反政府武装,一直以化整为零的策略对政府发动"圣战"。
    恐怖主义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对倡导民主自由、保障人权的宪政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目前,东南亚各国政府虽然加强了对恐怖分子的打击,但是,恐怖组织的内在韧力和邪教似的疯狂都使得这项任务异常艰巨。而只要恐怖组织仍然在活动,东南亚国家政治势必要受到影响,宪政的推进和改革也会受到阻碍。
    
    
三、结论

    
    可以说,东南亚四国都以宪法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宪政体系。除了泰国外,东南亚三国的宪法都是在殖民主义者的推动下制定的。这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宪法的制定促进了东南亚四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另一方面,宪法的制定贯彻了殖民主义者的意志,妨碍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结果是,更多是由外来力量推动确立的宪法体系缺乏内在和本土的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表现和代表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精神和人民意志,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独裁者的遮羞布,1972-1984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统治期间实行戒严法时期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注释。
    东南亚诸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实行西方宪政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宪政虽然是最公正和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但也是成本最高的制度。它不仅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来支撑,而且需要有一个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作为其社会基础。全面复制和模仿西方的宪政体系并不是一件聪明的事。东南亚国家虽然建立了全面的宪政制度,但这个制度显然与西方宪政制度有很大的区别。此外,各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只有在充分利用本国的法律和政治资源的基础上,吸纳西方法制的精华才是正确的宪政之道。
    当然,不论是全盘西化的宪政之路,还是体现东南亚自身特点的宪政之路,第二部分提到的几点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宗教在很多情况下推动并完善着宪政建设,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也会起相反的作用。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往往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行着颠覆国家的勾当。东南亚军人干政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但仍不能斗胆说东南亚军人干政已经淡出江湖,时常的"惊鸿一瞥",不论成败,仍足以对东南亚宪政带来颠覆性破坏。地区恐怖主义则是宗教走向极端的表现,随着社会开放和流动程度的加大,恐怖主义这个社会的毒瘤也将对宪政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裙带政治与东南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东方文化在宪政条件下衍生出来的副产品。金钱政治则更多是各个社会共有的现象,只不过在东南亚社会条件下有更充分表现的舞台和更拙劣的手法。无论是裙带政治还是金钱政治将都是东南亚宪政发展的巨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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