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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观点
  知识产权法诚然是一门较新的学科。在中国,较系统地研究它是自1979年才开始的。但它在世界上已被研究了上百年。有些概念已经形成,有些问题已有公认的、可行的答案。有些可能在中国“还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从零作起去研究。撇开(或根本不了解)国际上的已有成例与正确答案,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去求“突破”,是不可取的。
    
      把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与"专有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而且也与民法常识不符。 在研究知识产权之时,既不能以自己仅知的民法原理去套知识产权新问题,也不能毫无顾忌地撇开前人已经正确总结出的民法原理去走"新"路子。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当认为知识产权仅仅是随着实用技术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历史地”产生出的一种无形财产权、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
    
      虽然“人类智力创作成果”是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把这种成果作为一种专有权给予保护,只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在有些国家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事。例如,在西方采用活字印刷术之前以及中国采用雕板印刷术之前,批量复制他人的文字创作成果,尚不可能,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出“版权”这种专有权。
    
      知识产权的“时间性”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就是人们一般讲起的“法定时间性”。
    
      “知识产权的特点”,是把五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归纳的。如果采用“瞎子摸象”的方式,仅仅抓住某一方面去看,均可以说上述某一点,其他产权中也能反映出,从而不仅是知识产权特有的。那就可能离开辩证法而走近形而上学了。而且,经常把握住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无形”、“专有”、“地域限制”、“法定时间限制”、其受保护客体“可复制”这些特点,有助于避免人们经常发生的把进入公有与未进入公有相混淆、把权利标的与载体相混淆、把他国法与本国法的效力相混淆、把权随物在与权不随物在相混淆、把不应保护的“劳动”、“思想”等等与应予保护的劳动成果、思想之表达相混淆。就是说,综合考虑知识产权的这些特点,不仅从辩证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看是适当的,而且从实践的角度也是有益的。
    
      知识产权法学在国际上多年来都是被放在“应用法学”的领域去研究的。任何应用法学学科,也均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否则便成了“实用主义”学科。但各国至今还没有过完全脱离应用去“钻研”所谓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而有可取之成果的。而无论中外,则确有不少人在知识产权理论上主张“纯而又纯”,于是进到了死胡同;而在实践中则又离开了真正的基本原则。 必须分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知识产权涉外保护”的区别。于国际公法范围的,指的是一国怎样依照它加入的公约的要求,以“国家”的地位调整其国内法,使之符合公约,从而在其以国内法从事涉外(及不涉外)的保护时,不致违反国际公约。这是国家间的"公"行为,是无法纳入私法(民法)领域的.这与以国内法进行“涉外保护”(这确系民法领域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从世界正在向知识经济发展的方向看,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应当是居首位的。
    
      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之前的一、二百年中,以其传统民事法律中物权法(即有形财产法)与货物买卖合同法为重点。原因是在工业经济中,机器、土地、房产等有形资产的投入起关键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发达国家及一批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等),在民事立法领域,逐步转变为以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为重点。这并不是说传统的物权法、合同法不再需要了,而是说重点转移了。原因是:在知识经济中,专利发明、商业秘密、不断更新的计算机程序等无形资产在起关键作用。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动,上层建筑中的立法重点的必然变更。一批尚未走完工业经济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当代,仍旧靠“出大力、流大汗”,仍旧把注意力盯在有形资产的积累上,其经济实力将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必须以无形资产的积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促进有形资产的积累,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美国从1996年开始,版权产业中的核心产业(即软件业、影视业等等)的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了农业、机器制造业(即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等)的产品出口额。美国知识产权协会把这当作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 我国从2000年起,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第一支柱产业。
    
      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趋同化,已经使得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许多过去不相容的制度逐渐趋于一致。世界贸易组织的各个协议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法系相互融合而趋于一致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的研究仍旧盯在过去的大陆法系,特别是盯在也是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舶来的我国台湾和日本法律,我们就会自己给自己造成一个误区,甚至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们加入WTO可以说给我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法律体系,我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我们的思想也应该有所更新。
    
      我认为,我们的思想在入世后必须要有所更新,不要认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仍就是对立的,它们在某些方面融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就是这两个法系相互融合的成果,如果我们过去学的仅仅是英美法系的东西,该丢弃的就要丢弃。例如专利的先申请原则、商标及地理标记的不注册原则,等等。同样,如果我们过去学的仅仅是大陆法系的东西,该丢弃的也要丢弃,否则就适应不了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仅以有形商品贸易为支柱的原“关贸总协定”演化成“世界贸易组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两根支柱。这种变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如何在立法方面跟上这种变化?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却不是所有应当思考它们的人都在思考。
    
      与中国争取“入世”的进程几乎同步的,是“知识经济”、“信息网络化”等等越来越被人们提起和关注的问题。这些,与上述国际贸易活动及规范的发展趋势又有什么内在联系,也不是所有应当思考它们的人们都在思考。
    
      这样看来,我们与发展着的世界贸易法律规范之间的差距还有可能拉大。原因是我们对现象已有了足够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实质却还缺乏思考,更不消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到:第一,世贸组织时代与“关贸总协定”时代相比,无体财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从而规范无体的服务、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显得十分重要了。第二,如本文前面所述,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及至农业经济)时代相比,知识成果的投入开始取代土地、厂房、机器等有形财产的投入,起到关键作用;从而规范知识产成果的知识产权法,开始取代有形财产法,在市场规范中起关键作用。第三,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与公路、铁路乃至航空网络时代相比,无形市场(网络市场)已经开始在促进有形市场的发展上起关键作用;从而电子商务法将取代货物买卖(保管、租货等)合同法,起关键作用。这些,并不是说有形财产法、传统合同法等等不再需要了,只是说重点转移了;也不是说人类可以不再依赖有形财产去生存,只是说有形财产的积累和有形市场的发展,在当代要靠无形财产的积累和无形市场的发展去推动。
    
      拿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话来讲,就是必须“以信息化促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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